在慈济，最为年轻却颇被看重的是环保事业。在台湾，仅台北就有4500个慈济环保站，每天参与工作的志工多达65000人，其中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占了很大比重。他们通常做的就是将原本混作一炉烧掉的垃圾进行分类，并且将可以回收的垃圾卖掉。环保站卖掉垃圾所得的钱，环保志工们将会捐献出来，支持了“传播大爱清流”的大爱电视台大部分运营开支。在东南亚的某些国家，环保志工们捐出来的钱还为当地穷人建立了低成本的洗肾中心。
　　作为传统宗教组织，慈济在科技应用上的心态却颇为开放包容。救灾需要大量快餐，证严法师希望发明出用冷水就泡得开的即食面饭，于是国际慈济人道援助会食品组召集人魏应充领走了这个任务。作为味全公司董事长，香积面的研发全程都在康师傅的生产线上实现。而在每一个慈济的会所，慈济志工们都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你，那些深蓝色环保袋、T恤衫都是由矿泉水瓶回收后，经大爱感恩科技公司抽纱织造而成，4个水瓶可以做一件T恤，9个塑料瓶就可做成一条毛巾，慈济赈灾用的毛毯也由这些回收材料制成。
　　慈济志工队伍庞大，很多人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在各自的领域受人尊重，也有人原本是慈济帮助的对象。但在慈济，他们都是平等的，双手合十对每一位志工和参与者表示感恩，有需要时，他们随时可以俯身擦拭地面甚至清理卫生间。在慈济最重要的是去做，没人在乎你是谁。而这也许恰恰是身在其中的人最为感慨的。

　志工每次出去赈灾或做社区探访，交通食宿的费用都需要由自己承担。
　　事实上，如今的台湾，佛教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并成为司法之外维持社会治安的一股重要的约束力量，也与行政当局公权力形成有力的互补机制。除了慈济之外，星云法师创办的佛光山、圣严法师创办的法鼓山以及惟觉法师创办的中台禅寺通常都会在赈灾时冲在前头。除了台湾本地，慈济的赈灾和慈善事业早已遍及全球，其志工也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涵盖各种肤色、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每年过年，世界各地的弟子汇聚在证严法师位于花莲的静思精舍，仅是年夜饭就要摆200多桌。
　　在慈济，感恩、尊重和爱是最被重视的品质，体现在家庭关系中，便是父母与子女的正向互动，孝道的传承。“上人教导我们，是每一个人组成了家庭，家庭组成了社会。总有人说这个那个都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政府里的人也是从一个个家庭中来的。”慈济委员姚莳菁说。

慈济历程

慈济第一次进入大陆源于1991年的赈灾。当时华东水灾肆虐，无数人流离失所，证严法师在台湾坐立难安，决定出手援助。但彼时两岸局势并不明朗，岛内对此反响巨大，有很多人都在骂证严法师，姚莳菁至今仍记得当时的反响，“他们说台湾人都还帮不过来，为什么要去帮他们？”但骂归骂，证严法师的决心已下。
　　慈济真正在大陆生根是在两年后，第一块土壤是台商圈子。1993年，邱玉芬来到上海做生意，当时她希望将慈济事业带进来。当时的内地经济发展刚刚开始，慈善是个陌生的名词。那时和她一样飘在上海的台湾人成了她最初发展志工的对象。在路上，听到有台湾口音的人说话，她都会迎上去攀谈，这些人慢慢累积出了她在内地开展慈济工作的第一批支持者。
　　在很长时间里，邱玉芬无从得知大陆需要帮助的穷人在哪里，只能组织一些敬老院的探访。直到有一天，她终于辗转得知，江西和湖南交界的宜春有一个三不管乡镇，因为造了水库，没了田地，“穷得女孩子12岁就要嫁人换一头牛回来，很多小女孩被带到广州卖花。”
　　这个信息是她从一个农业部下乡挂职的张书记那里得知的。在那个宜春的偏僻乡村里，由于唯一的学校在水库另一头，绕行需要三四个小时，人们往往会搭乘小船渡过去。有一年一名老师带着七八个学生坐船过水库时，船翻了，人全死了。当地的一个老农民卖了自己唯一的一头牛，到处借贷，凑了5000块钱，想在离村子近一点的地方盖一所新学校。但5000块钱啥也干不了，挂职的干部回到北京，挨个企业询问，都没有结果，只好求助附近台湾人开的饭店，这事也就传到了邱玉芬的耳朵里。
　　当年9月份，邱玉芬拉上十来个台商，赶了一个周末，坐飞机、汽车、轮船倒腾着到了宜春。夜里司机开夜车，撞上了安全岛，“那一次有师姐缝了好几十针，有师兄皮都掀了起来。你说我作为一个组织者，那种没有办法说出口的压力和负荷......”但第二天这些人简单包扎之后各自回去上班，没有人报案。“他们很惊讶，不明白这些台湾人为什么不报案。也因为这个，当地政府觉得这些台湾人可能真的挺好的，我们才获准去那边帮他们盖学校。”
　　从1993年开始，慈济在大陆一点点地艰难发展，邱玉芬几乎都是亲历者。第一例骨髓捐赠，从护送骨髓到等待受捐者苏醒过来，邱玉芬一直亲自陪伴。汶川地震，她又想尽一切办法到达灾区，调集物资，在震后第三天与志工们一起，将110吨包括38000多条毛毯、上万个生活袋和价值上千万药品的物资送入灾区，并在金山、什邡、汉旺等地建立了服务站、煮放热食点和义诊点。
　　现在与过去相比较，慈济在大陆的发展迅速很多，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台商的小圈子。2004年，慈济基金会在苏州设立苏州慈济慈善志业中心有限公司，从事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推广环保教育和两岸人文交流活动。2010年，慈济基金会终于获得正式身份落户苏州，成为大陆批准的首家非大陆居民代表任法人的基金会，慈济称之为“大陆总部”。除此之外，慈济以台商人群为第一落点，开始在大陆推广，长三角的昆山、无锡、常州、苏州和上海，珠三角的广州、深圳，以及四川、贵州、北京等地，均有了慈济的分支。除了极少数的专职工作人员外，各地志业均由志工自发展开。

　如今，慈济不仅在政府层面有了更高的认可度，在民间也有越来越多认同其理念的参与者，慈济北京的志工赵子亮便是其中之一。他现在正处于灰衣受训阶段，对成为蓝衣充满期待。
　　1987年出生于河北省涞源的赵子亮是慈济志工中较为年轻的成员。“我当时在一个三本院校读书，觉得自己的未来很茫然，周围有家里条件好的同学，不学习也能有个看起来不错的未来。”这让他觉得世界并不公平。他躲避考试，甚至一度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机缘巧合下他听到大爱电台，后来又渐渐上网找大爱电视台的节目，发现真的还有这样一群人在努力地为别人付出，原来做一个好人可以拥有内心的平静。当时在秦皇岛上大学的他每个月都要坐慢火车到北京参加慈济的活动。如果说身份显赫的人在慈济可以获得脚踏实地的感觉，因而迷恋这里，那么对于平凡如赵子亮的年轻人来说，他找到的是一个放得下得失计较的处所。
　　赵子亮毕业后在慈济一位师兄的公司里工作，公司离慈济会所不远，他几乎每个周末都出现在慈济的各种活动现场。“在我们的培训中，会非常详细地要求不可以拍摄对方的残缺部位，不可以不经过同意就去拍摄。”这样的细节关照对于赵子亮来说，无疑是慈济对每一个生命尊重的体现，这让他觉得很贴心。
　　而远在深圳的黄桂梅如今仍每周到慈济深圳的会所值班，在这个由志工捐赠的场地里（慈济的多处会所都由其志工捐赠），身穿制服的她总是端端正正坐在入口处，微笑地迎接着来往的师兄师姐，接待找上门来报名的志愿者，不厌其烦地介绍慈济的活动。
　　黄桂梅与丈夫一起在深圳打拼多年，如今拥有一家不大不小的企业。生活稳定的她一直乐于做些助人为乐的事。但在遇到了慈济之后，她觉得慈善的方式似乎可以有更人文的表达，“他们不称呼那些被帮助的家庭为‘贫困户’而是‘感恩户’，每一次发放物品都会由衷地对被帮助的人表示感恩。他们说话轻声缓语，甚至吃饭端碗拿筷子都有规矩。”这一切并不是耳提面命的要求，而来自于每一个在慈济出入的人亲身示范。深圳的叶碧峰师姐会在交谈时忽然轻声而严肃地提醒你“不要翘脚，会压迫到血管和神经”。在吃饭时，她们自己端坐在凳子上，挺直腰板，四指垫在碗下，大拇指扶住碗沿，“久而久之，你在这里就不会放肆，心里充满了尊重和宁静。”原本并不愿意与她一起来慈济参加活动的丈夫因为好奇，跟着她和儿子听了一回静思语教学，颇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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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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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快乐

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