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释义：
“温故而知新”有两解。一为“温故才知新”：温习已闻之事，并且由其中获得新的领悟；二为“温故及知新”：一方面要温习典章故事，另一方面又努力撷取新的知识。

 合并这两种解法，也许更为完整：在能力范围以内，尽量广泛阅览典籍，反复思考其中的涵义，对已经听闻的知识，也要定期复习，期能有心得、有领悟；并且也要尽力吸收新知；如此则进可以开拓人类知识的领域，退也可以为先贤的智能赋予时代的意义。像这样融会新旧、贯通古今方可称是“温故而知新”。

 也有学者以为作“温故及知新”解不太合适，因为按字面上解释，仅做到吸收古今知识而未有领悟心得，只像是知识的买卖者，不足以为师。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师”的意义。在论语中师字一共见于14章，其中意义与今日的老师相近者，除本章外还有三章。

温故而知新来源：
《论语》中的，“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译文：
孔子说：广泛地熟读典籍，复习所学的知识，进而从中获得新的领悟，又能努力吸收新知以求融会贯通。做到这样的程度了，才可称为老师啊。

 本章的 卫灵公篇，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孔子说：遇到合于正道之事，就算是老师也不必谦让）。此章的“师”字也有以“众人”来解的。
 述而篇，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说：几个人在一起，其中必定有我可以取法的。我可以选择他们的优点来学习，以他们的缺点来警惕自己勿犯相同的错误）。
 子张篇，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说：孔子的学问是从何处学来的呢？子贡回答说：周文王和武王的教化成就，并没有完全失传，而是散布于世间。有才德的人能把握住其中重要的部分，普通人则能掌握住末节的部分，世间其实无处看不到文王和武王的教化成就啊。因此我的老师在何处不曾学习过呢？又何必需要有固定的老师呢）？
 由述而篇及子张篇这两章看来，连负面的例子都可以拿来警惕之用。所以事实上只要有异于己的，都可以为师。何况能吸收古今知识呢？
 “可以为师矣”亦有两解：一为这样的人才可以之为师；二为自己做到这个程度，才可以为人师。前者在着重知人，后者强调修己，这两解意义并不相同，虽然兼备这两重的意义，可使得本章更为完整，但如果站在前述“师”的意义之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以修己的自我期许来解较为妥适。

温故而知新的意义
 对于孔子的名言“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朱熹的解释长期以来被看作是经典。他说：“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若夫记问之学，则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学记讥其‘不足以为人师’，正与此意互相发也。”（《论语集注》）着眼于教育学的解读，把“温故而知新”视为为师的重要条件。平心而论，朱熹的理解应该说是对的，但如果仅此而已，恐怕又是不够的。孔子的言说都是有其情境和针对性的。孔子的“温故而知新”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统摄了孔子对待整个传统、对待一切知识形态的态度。他是通过言说“为师”的具体事实来阐发其认识论的一般。

一、何谓“故”

 从普遍的意义上看，一切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构成都是可以为后人所用的“故”。在孔子那里，可以分为两类：由于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所以，古代的典籍就成了“故”的主要部分，这一类是“故”文本的形式，即《诗》、《书》、《礼》、《易》、《春秋》等以及成文的典章制度。在这一方面，孔子主张“博学于文”。另一类是非文本形式，主要是指体现在社会行为中的礼仪习俗知识。孔子所强调的闻见之知，就属此类。在孔子那里，所有的“故”都可能成为学习的资源。如子贡所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但是，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还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有选择地“述”。这种选择就是“既述又作”了。《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对当时流传的三千多首诗歌，“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成《诗经》。为他的学生以及后来的人选取了有价值的可以知新的典籍。

二、“故”何以有知新的价值

 “故”自身不会产生新，因为“新”的产生要依赖于主体的资质和其所处的情境。但是“故”必有某种品质才能使主体“知新”。这种品质就是“故”中所体现出来可以迁移到新情境中的抽象道理。这个抽象的道理就是孔子所说的“一”。孔子的言说方式虽是“泛应曲当，用各不同”（《论语集注》），针对不同的具体人事情境而有不同言说，但其“道”却是一以贯之，他对子贡说：“予一以贯之”D《论语?卫灵公》E。又对曾子也同样说过“吾道一以贯之”D《论语?里仁》E。虽然，这里的“一”据曾子的理解是“忠恕而已”，也有具体的所指，但是我们关注的是孔子在其中体现出来的思维方法。朱熹注曰：“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论语集注》"这种“一本万殊”说明在孔子那里虽然在讲着“万殊”，但万殊背后有一个抽象的“一”存在，即有一个贯穿其思想各个层面的基本原则!道"，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由此原则出发并以之为归宿。其基本的思维方式就是以一个基本原则统帅其思想各个层面，也就是古代圣哲们常用的执一驭多思维方式。“故”中蕴涵着可以在新情境中起作用的抽象的哲理（“一”），说得通俗一些，就是相信事物有其共通性，这是“故”对“知新”价值的核心层面。此外，“故”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价值，这就是，先前的具体的典章制度，在新的情境下经过损益后，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何晏曰：“物类相召，势数相生，其变有常，故可预知。”（《论语集解》）只要了解了其损益之“常”，就可从“故”里预知未来。“故”事乃“人”事，所以，孔子对“故”有“一”有“常”、可以使人知新这一信念的背后还有更为基本的假设，这就是对人性共通的认定。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人性相近，这是人与人可以交流可以理解的前提，从而也就是后人可以理解前人，理解前人的各种文化成果的前提。这应该是他认识论的起点。

论语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