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老河口、襄阳、武汉及北京的领导你们好,
我是武汉科技大学毕业的田勇鹏,公开脑控受害者徐文岩是我的高二高三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一直很挂念他,当他前几日告诉我他已经被脑控迫害9年的时候我震惊了,是我对不起他,当年是我亲手出卖了我的朋友,我知道脑控当年的所有事情,是同学郑亮及他爹还有陈文江校长及聂学安收买了我及宿舍几乎全部学生,我现在着实内心非常愧疚,看到我最好的朋友徐文岩发给我的书信我明白了一切,我想说这一切都是真的,都是事实,我想当年很多和我一样的学生都被蛊惑不知实情,他让我把他当时的情况通过我的嘴来告诉大家,我就说出当年的真相吧,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当初我原本和刘岩原本是初中同学,上初三时之间产生了一些摩擦和矛盾,他一直通过站在课堂上大声回答问题的方式给我施加心理压力让我节节无法正常上课学习,成绩从七中年级前四名之内下滑至高考时的30多名,平时靠故意拉拢我的朋友丁祥、徐峰等人的方式故意气我,让我每天心神不宁,上高二时不巧都又分到了二(1)班,他原本就是奥赛3班学生,自然认识很多同学,而我却是初来乍到,他便煽动班上他玩的好的学生如李平阳、范青军、周宇迪、李晓明等6人左右每天辱骂嘲笑攻击我,当着班上很多同学的面吐我骂我,教唆着让我滚出班滚出学校去,在高一同学朱志浩的劝说下我没有与其发生冲突,我曾三次报告陈文江陈校长说刘岩光欺负我,让他给我转班,但他从来没有管过,刘岩却变本加厉,在其事后不久却发生了几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记得期间第一次月考后我成绩上升了18名、刘岩下降了16名多一点,我依稀记得有一次中午在校外我吃完饭后便回到了校区,在上一层楼楼梯时,聂学安(刘岩高一3班主任,跟我原则上根本就是不认识)、胡映林、田知书、还有当时邹银也在场可以作证,聂学安大声的说着“找几个高一的学生把他往死里打一顿,然后赶出学校去,不让他上了”,在看见我的一瞬间都保持了沉默哑口无言,悄悄的从我身边走了过去,看他们的姿势显然楼上还有人,很有可能陈文江老师还在上面,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上课都精神恍惚,不过要打我的事情终究没有发生,却发生了另一件事情,也就是下午时候在校外大门口电线杆旁,我恰巧碰见聂学安和一个40多岁的中年长辫子黑社会(常在学校门外出现,好像是卖旧书女人的老公)在谈话,我便站在他们后面有意听了一段话,聂学安说给那个黑社会5万元钱让那个黑社会趁我放学的时候把我弄起来杀掉,而黑社会说的是怕杀一中的学生影响太大,恐会波及整个襄阳,不敢干,让他另找别人干。之后刘岩就开始煽动那些学生说我鼻炎令人,恶心人,连个鼻炎都看不起,不停的羞辱我,我回来高诉我妈后,我舅舅便找了一医院的门诊五官科58岁左右的任女医生给我开刀,结果在开刀时就被暗算了在头部被植入了生物传感器芯片,原因是开刀后不久刘岩就迅速转到了你们班四班(聂学安当时带的应该就是你们2班和4班),我就开始不停的能听见同学们、学校的学生、及回家路上的陌生人议论我的假声音,俗称假幻听,当时的我还一直以为是这些声音是真的,但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班上同桌郑亮却在班上到处给其他学生说我在学校甚至家里发生的很多事情甚至和我父母说的话及我的人际关系,还拿了一个窃听器耳机给他周围的同学炫耀说能听见我的隐私,我曾经和他被安排过一次同桌,我记得他曾经说过他爹是国家公务员,每年跟单位一起去襄阳打篮球比赛,是公安部门的人,从事保密工作,不能向外人说,如果我还记得他高一高二时一直都是聂学安和陈文江带的学生,也有很多当年的同学声称我被脑控迫害的事情就是他和他爹所为,他爹郑志军从公安户口网上查到信息为单身、未结过婚,但郑亮是从哪来、想必从事的职业也一定不简单、不善良。从自从被暗算至今,一直都有两种类似幻听但不是幻听的声音在我脑子里,一种是能听见周围人(包括陌生人和熟人)对我指指点点的声音,显然是假声音,因为我去看声音的来源时,声音的方向有人,但那些人却根本不认识我,更不可能嘲笑攻击威胁我,一种是大脑中有3个人1女2男不停的在我大脑里谈话唱三簧(模式就是1—2—3—1—2—3—1—2—3...不断循环的模式)的威胁恐吓骚扰的声音,我曾经在厂里上过一段时间班,但也因为大脑有声音困扰着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做事效率低下,头昏沉沉的,两眼发呆,目光无神,不得一次又一次放弃工作。还依稀记得刘岩转班之后聂学安的一个举动足以出卖了他,我因为无心上课便被安排独自坐在了第一排窗户前,下课期间聂学安从窗前过,走到我面前时一个手拿着书一个手抱着肚子突然面朝我笑的前俯后仰,简直得意至极,就是狂笑。屡次遇见刘岩插肩而过时,他都会小声的嘀咕一句“活该、报应”,我想我被脑控的事情他肯定知情一些。高二时被陈文江拉去到一医院检查是不是精神有问题,我和我妈及五妈在走廊休息时,有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拿着一个数码相机在医院楼梯旁偷偷跟踪我们进行拍照,此后此人又在学校班门口出现,记得是郑亮这家伙引来的,应该是他爸爸郑志军,那人在学校出现的前一天,我玩的比较好的同学田勇鹏被他请去说是去他家吃顿饭,实则不然,郑亮爸爸郑志军来学校的那一天记得郑亮在班门口大声的说“田勇鹏,有人找你”,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也赶了出去,却听不清他们的谈话,郑亮见我出去立马又从班上跑出来站在他爸爸旁边挡住我的视线,他们谈话的声音太小,我什么都听不清就回到了班上。在我高二受迫害期间,我小学同学李雄曾劝过郑亮让他把我放了,但被拒绝了,李雄就是一个靠谱的证人。2009-2010年时,曾有刘岩的朋友孙逊三番两次掂对我,甚至对班上的学生撒谎来陷害我,弄得我没脸见人,甚至想过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过我却选择了报仇,我从家里带走了钉钉锤去学校,记得那一中午我先去了滨江公园,我前脚刚到,后脚就有两个便衣警察(一黑一白短袖,这两人在我2014年去公安局报案时遇见过)向我靠拢,我拔腿就跑回了学校宿舍楼,当我到宿舍楼前时,陈文江陈校长也一个人现在也刚好从宿舍楼下来(怎么可能是校长一个人巡楼呢,你不觉得奇怪吗),当时应该是1点50分左右,问了我一句就匆匆离开了,我上楼进宿舍时孙逊就说了一句“徐文岩,麻烦你把门插到一下好吗”当时我也没反应过来就照做了,记得那时8月份的天气,那么热,每个宿舍的门都在开着,唯独我们宿舍门是插着的,在床上躺了片刻我放弃了报仇的想法,准备把家里的钉钉锤先藏一个地方,星期六放假了拿回去,就去了楼顶,当时听见宿舍里乱成一团糟,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要怎么打我,用被子蒙住头啊,一起上啊之类的话,我从楼上下来后就去班上了,当我走到操场上时,回过头来看见周围2个宿舍的人全都跑到了走廊里,七嘴八舌的大声议论个不停,星期六我去把钉钉锤准备拿回去时却不见了,不知道谁拿了,却也没有人谈起过,都装作不知道,那几天晚上却总是有2个警察守在学校门口,一直到11点左右还在守着。高三离开学校时,一天早上起床后宿舍的孙逊和丁鹏就找茬和我闹矛盾,结果到了班上陈文江给我拖到办公室里,狠狠的教训了一段,晚上就和聂学安强行把我送回去,第二天我又跑去了学校,陈文江显然不满意让我回去,我没有照做,中午我妈来把我接回去,在外面亲人那吃饭,记得你父母那一天开着白轿车来接你,在校门口你还在车里和我打了招呼,中午还未吃饭前肚子连痛了三次,每次都从体内排出了绿色颜料状的洗衣粉泡沫一样的东西,全都是这些沫状绿的像颜料状的东西,我想肯定是强行送我回来的前一天晚上在宿舍灌倒我体内的,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当时也没想过是怎么回事,2009——2014年期间我一直消瘦如柴,浑身无力,发瘫发软,经常性头部青筋暴起、头部疼痛难忍,每天都病怏怏的一样,没有一个好身体,想必和这种身体内的绿颜料的东西有很大的关联,幸会我2015年购买了中低频脉冲理疗仪对身体心脏头部等各个部位尽行电击治疗,现在身体渐渐恢复了很多。当时被陈文江教唆的那帮学生逼得没办法待在学校宿舍了,我就搬出去住在了党校宿舍里,我也和你说过,有一天早上起床后,我就感觉到头前额部位疼痛难忍,从那个部位不停的流血块和血浆,仿佛有什么不属于体内的异物在里面,连痛了三天血块才止住,头才不痛了,你说是碰到什么东西碰的,不可能的,应该是被人暗算了植入了什么东西,因为睡觉前还好好的,早上起床后就开始了,而且书桌上的书一夜之间少了4本,一直都没有找到,而且从鼻子里流出的血中有很多干硬的血块,之后的5年里自己明显感觉到自己没有了学习记忆力、没有了思维能力、甚至连语言组织能力都没有了,每天与人谈话交流大脑都是一片空白,依稀记得语文大型考试150分的卷子我才考了30分,其他科目也明显下滑太多,从最开始第一次大型考试的班上34名的成绩一直下滑到班上倒数第一名,这些年就像**一样活着,不过近几年强了很多,渐渐恢复了思维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
毕业之后我并没有幸运的像你们一样去上大学,因为大脑出的问题我放弃了去上大学,期间在社会上也找过一些工作做,但一直都坚持不下去不得不放弃,因为一到工作中就头部就会被人控制表情,变得思维缓慢、两眼发呆、目光无神、头昏沉沉的、脸部肌肉僵硬说不出话来、头嗡嗡的,头里面有几个男人女人的谈话声音不停的骚扰我工作,还能听见同事们议论谈论指指点点我的假声音,弄得每天无心工作,头脑膨胀、力不从心、精神压抑、无法正常工作,我想这些都应该是电磁波设备造成的影响。
我之所以高诉你我是被老河口公安局迫害所为,其实是和我去老河口公安局几次报案时遇到的情况证据有关。2014年从上海打工回来,因为无法忍受这些看似幻听却并非幻听的声音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和骚扰(包括脑内传音和周围无中生有的假声音,应该是无线电波造成的),我去公安局报过4次案,但一直没有得到处理,却让我弄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记得第一次报案的场景,因为我非常气愤,所以就带了把随身带的水果刀想去找当时老河口公安局局长汤刚评理,是六一期间,我一进门便发现公安局空无一人,看大门的接着往电话外门卫室外走看着我,当时一个穿警察制服的大厅门卫也同时匆匆忙忙的从大厅走出来,赶紧把大厅门锁上,看也不看我,扭着头背着脸把一辆黑色轿车开出了大门外走了,很显然大厅看大门的开的是某领导的车,怕被拍照,我走到看大门的面前问他今天你们汤局来了没,只见他两眼死死地紧紧盯着我右口袋被衣服严密盖着的水果刀,目不转睛,很显然他知道我的水果刀在右口袋里,然后告诉我今天局里人全都放假,汤刚局长去襄阳开会去了,显然在说谎,当我前脚刚走出大门时,门卫就突然关掉了本来一直开着的大门,当我回过头来,只见两个便衣警察1.8米高一黑一白(和之前在滨江公园遇见的两个便衣警察年龄吻合,且甚似相似,时间长了记忆有些淡化)从门卫室走了出来,离我只有不足5米的距离,两家伙用手对我指指点点,然后坐在长凳子上还是指指点点,我就纳闷了你们俩怎么会认识我的,看大门的不是说都放假了吗,怎么还会有人,且公安局院内好挺有上十三辆私家车,大厅里一定还有人,这些应该都被公安局院内的监控录像拍摄到了证据,可以调查出来的,但不知道被他们销毁没有。第二次报案是在过了几天实在承受不了颅内传音制造幻听的折磨后,我顺便带了一本思想品德书去的,书的页面上我写了几个字“反对脑控侵犯人权”等一些字样,本来我是要求见汤刚汤局长的,结果等了半天,上了一个龚政委龚云涛,当时头疼的特别难受,硬撑着和他谈话,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