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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我系我》时代（1974–1983）
(A) 本土意识的形成
1. 中国政经环境
2. 庶民精神崛起
(B) 普及文化开风气
1. 战战兢兢
(a) AABA 曲式
(b) 中西合璧声音
© 歌词手法传统
2. 按谱填词
(a) 先曲后词
(b) 歌词叶韵
(C) 大众传媒同发力
1. DJ 文化
(a) 青春交响曲
(b) DJ 变歌星
2. 电视文化
(a) 长篇电视剧
(b) 综艺节目
© 名曲金榜
(d) 新秀比赛
3. 电影文化
4. 音乐会文化
(D) 剖析许冠杰
1. 许冠杰之歌
(a) 旋律悦耳，易唱易记
(b) 通俗歌词，瑕不掩瑜
© 歌声一般，咬字－流
(d) 制作精致，态度认真
2. 许冠杰其人
(a) 传奇神话，绝无刻意
(b) 乐坛功臣，少人能及
(A) 本土意识的形成
1. 中国政经环境
2. 庶民精神崛起
(B) 普及文化开风气
1. 战战兢兢
(a) AABA 曲式
(b) 中西合璧声音
© 歌词手法传统
2. 按谱填词
(a) 先曲后词
(b) 歌词叶韵
(C) 大众传媒同发力
1. DJ 文化
(a) 青春交响曲
(b) DJ 变歌星
2. 电视文化
(a) 长篇电视剧
(b) 综艺节目
© 名曲金榜
(d) 新秀比赛
3. 电影文化
4. 音乐会文化
(D) 剖析许冠杰
1. 许冠杰之歌
(a) 旋律悦耳，易唱易记
(b) 通俗歌词，瑕不掩瑜
© 歌声一般，咬字－流
(d) 制作精致，态度认真
2. 许冠杰其人
(a) 传奇神话，绝无刻意
(b) 乐坛功臣，少人能及
第五章：《滔滔两AN潮》时代（1984-1997）
(A) 多元化发展
1. 偶像崇拜与卡拉OK
2. 大量生产与青黄不接
3. 分众社会与大众共识
4. 滔滔两AN潮 和 我的中国心
(B) 七九、八四、六（3+1）的历史影响
(C) 八八、九五——两个运动
1. 中文歌运动
2. 原创歌运动
(D) 九七的转折
1. 九七前的兴旺
(a) 经济繁荣，消费高涨
(b) 天王天后，歌神校长
2. 九七后的衰败
(a) 两AN开放，各有主张
(b) 行业短视，翻版猖狂
© 科技发达，水平低降
(d) 社会老化，歌迷年轻
(e) 别人文化，港曲无光
(f) 注重包装，不务正业
(g) 产品单一，乏善足陈
(E) 结 语
(A) 多元化发展
1. 偶像崇拜与卡拉OK
2. 大量生产与青黄不接
3. 分众社会与大众共识
4. 滔滔两AN潮 和 我的中国心
(B) 七九、八四、六（3+1）的历史影响
(C) 八八、九五——两个运动
1. 中文歌运动
2. 原创歌运动
(D) 九七的转折
1. 九七前的兴旺
(a) 经济繁荣，消费高涨
(b) 天王天后，歌神校长
2. 九七后的衰败
(a) 两AN开放，各有主张
(b) 行业短视，翻版猖狂
© 科技发达，水平低降
(d) 社会老化，歌迷年轻
(e) 别人文化，港曲无光
(f) 注重包装，不务正业
(g) 产品单一，乏善足陈
(E) 结 语
每段时期，长短不一。第一分期由1949年“中国”成立，大批上海音乐人南下香港定居开始，一直经过国语时代曲在香港生根，逐渐“港化”，到“ 邵氏兄弟”电影公司在港设厂，掀起“黄梅调”与“港式时代曲”之前止。称之为《夜来香》，有“夜上海”来到香港的含义。
第二期由1960年到1973，是 “港式时代曲”兴起，与台湾时代曲后来在港流行的一段时期，“港式时代曲”的最佳代表，是王福龄谱陶秦词的《不了情》。而《绿岛小夜曲》是周蓝萍名作。此曲香港曾改成粤语《友谊之光》，人人会唱，但在台湾，却多年成为JIN歌。这也反映了香港歌曲后来流行台湾的一种微妙背景。
第三段分期，由1974年顾嘉辉曲、叶绍德词、仙杜拉唱的《啼笑姻缘》面世开始，到1983年，红磡的“香港体育馆”落成，令“演唱会文化”兴起，促成本港粤语流行曲进入空前旺盛阶段之前止。称之为《我系我》，因为香港本土意识，在这时期确立，所以摘用《问我》一句结语歌词，以名这个香港流行曲找到自己声音的年代。
第四时期，1984年开始，中国开放，香港歌在中央台“春节晚会”出现，“红馆”建成，香港变成海峡两岸最能自由表达的华人普及文化重镇，港产流行曲开始传遍海外，连最不可想象的“非粤语地区”，也有人学唱香港的粤语歌曲。然后，两岸潮来潮去，香港音乐工业由盛而衰，内忧外患，令港歌光芒黯哑。而恰好这由高而低的转捩，正在 1997年，真是适逢其会的巧合。《滔滔两岸潮》是香港流行曲《笑傲江湖》的一句，正好描述了这时代的波涛澎湃，令人身不由己。
踏入1998年，香港流行曲市场，更形萎缩，唱片行业完全改变运作方式，但已不是本研究范围之内。
第二期由1960年到1973，是 “港式时代曲”兴起，与台湾时代曲后来在港流行的一段时期，“港式时代曲”的最佳代表，是王福龄谱陶秦词的《不了情》。而《绿岛小夜曲》是周蓝萍名作。此曲香港曾改成粤语《友谊之光》，人人会唱，但在台湾，却多年成为JIN歌。这也反映了香港歌曲后来流行台湾的一种微妙背景。
第三段分期，由1974年顾嘉辉曲、叶绍德词、仙杜拉唱的《啼笑姻缘》面世开始，到1983年，红磡的“香港体育馆”落成，令“演唱会文化”兴起，促成本港粤语流行曲进入空前旺盛阶段之前止。称之为《我系我》，因为香港本土意识，在这时期确立，所以摘用《问我》一句结语歌词，以名这个香港流行曲找到自己声音的年代。
第四时期，1984年开始，中国开放，香港歌在中央台“春节晚会”出现，“红馆”建成，香港变成海峡两岸最能自由表达的华人普及文化重镇，港产流行曲开始传遍海外，连最不可想象的“非粤语地区”，也有人学唱香港的粤语歌曲。然后，两岸潮来潮去，香港音乐工业由盛而衰，内忧外患，令港歌光芒黯哑。而恰好这由高而低的转捩，正在 1997年，真是适逢其会的巧合。《滔滔两岸潮》是香港流行曲《笑傲江湖》的一句，正好描述了这时代的波涛澎湃，令人身不由己。
踏入1998年，香港流行曲市场，更形萎缩，唱片行业完全改变运作方式，但已不是本研究范围之内。
（F）浅论“法兰克福学派”
研究普及文化而涉及流行音乐，不可不从“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开始。该派领袖人物阿当诺（Theodor W.Adorno）1941年的一篇《论流行音乐》（“On Popular Music”）(10)，时至今天，已经过了六十余年，但每册文化研究或流行音乐研究的学术论著，都仍然不得不一提这位普及文化研究先行者的鸿文，显见其影响之深。所以在本研究开始之初，就有一谈的必要。虽然，正如香港文化研究学者梁秉钧（也斯）所说：
“面对香港这样复杂的文化现象，运用西方流行文化的评论方法，既可能有帮助，亦会有差隔。不管是班哲明对复制科技带来进步的乐观，或是亚当诺对现代主义艺术难以被消费的寄望，或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整体批评，移用到香港的脉胳来，恐怕都未能完全通用。”(11)
研究普及文化而涉及流行音乐，不可不从“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开始。该派领袖人物阿当诺（Theodor W.Adorno）1941年的一篇《论流行音乐》（“On Popular Music”）(10)，时至今天，已经过了六十余年，但每册文化研究或流行音乐研究的学术论著，都仍然不得不一提这位普及文化研究先行者的鸿文，显见其影响之深。所以在本研究开始之初，就有一谈的必要。虽然，正如香港文化研究学者梁秉钧（也斯）所说：
“面对香港这样复杂的文化现象，运用西方流行文化的评论方法，既可能有帮助，亦会有差隔。不管是班哲明对复制科技带来进步的乐观，或是亚当诺对现代主义艺术难以被消费的寄望，或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整体批评，移用到香港的脉胳来，恐怕都未能完全通用。”(11)
可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如果我们吸收了这个又称为“批评学派”（critical school）的论据和其批评者的论点，再配合香港资料如香港流行曲创作及制作过程，与此地社会文化特色，未尝不可整理出一些比较客观而且合理的正确观念来。这样，总比一下子完全否定流行文化的价值，来得公正
阿当诺和他的同路人如马高士（Herbert Marcuse）等对古典音乐及文学有极高评价，但对普及文化的流行音乐，就态度悲观。阿当诺和霍克海默（Max Harkheimer）认为，制作普及文化的“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只追求利润；因此利用流水作业的生产模式，大量生产，令文化再无自主（loss of autonomy）。大众以为生活丰盛，其实却由“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操纵。他们的论点，以“精英主义”（elitism）为立场，导致了英美学人的不满。
阿当诺和他的同路人如马高士（Herbert Marcuse）等对古典音乐及文学有极高评价，但对普及文化的流行音乐，就态度悲观。阿当诺和霍克海默（Max Harkheimer）认为，制作普及文化的“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只追求利润；因此利用流水作业的生产模式，大量生产，令文化再无自主（loss of autonomy）。大众以为生活丰盛，其实却由“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操纵。他们的论点，以“精英主义”（elitism）为立场，导致了英美学人的不满。
944年，拉沙非诸人（Lazarfeld, Berelson及Gardet）已有《众人之选》（“The People’s Choice”），扭转“法兰克福学派”看法。
拉沙非在1955年再进一步，发表《个人影响》（“Personal Influence”）一书。
综合两书论调，就是大众并非孤立无援个体，他们接收信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作为讯息过滤与缓冲，不致于全无选择的接受大众文化传播或宣扬的讯息。
到70年代，又有传播学者，贺尔（Stuart Hall）领导的“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的崛兴。他们认为资本家，即使拥有传媒，亦未必可以直接影响普及文化的内容。他们觉得受众（audience）不一定成为意识形态的奴隶。
拉沙非在1955年再进一步，发表《个人影响》（“Personal Influence”）一书。
综合两书论调，就是大众并非孤立无援个体，他们接收信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作为讯息过滤与缓冲，不致于全无选择的接受大众文化传播或宣扬的讯息。
到70年代，又有传播学者，贺尔（Stuart Hall）领导的“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的崛兴。他们认为资本家，即使拥有传媒，亦未必可以直接影响普及文化的内容。他们觉得受众（audience）不一定成为意识形态的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