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70多年中，斯大林执政近30年。而在斯大林逝世后的近半个世纪以来，斯大林一生在努力做什么，他都做了什么等等，一直以被歪曲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所谓重新认识，是苏联解体以后整个俄罗斯社会，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执政当局和普通民众对斯大林、斯大林主义、苏联体制的重新认识。这表达了俄罗斯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心理、愿望，而且这也是一种趋势，是一个健康的俄罗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一种本能、内在的需求：弘扬正义，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这也契合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需要。

2.现政府和执政党凝聚人心的需要
　　现在的俄罗斯政府和执政党也需要重新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政府和执政党要凝聚人心，向社会证明自己，顺应历史潮流，也要履行发展国家的职能。2000年普京任代总统时，就签署命令，将苏联国歌曲调定为俄罗斯国歌的曲调，而苏联时期的军旗为俄罗斯军旗。2000年5月7日，普京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说：“我们不能成为那种不明白自己历史的人。我们应当始终记住：是谁建立了俄罗斯，是谁捍卫了俄罗斯的尊严，并使俄罗斯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大的国家。”谁都明白，他讲的不能忘记的这个人正是斯大林。2002年1月，普京接受波兰记者采访，回答有关斯大林的历史功过时说道：“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质疑。但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2003年12月21日，推举普京为2004年总统候选人的俄罗斯统一党会议在莫斯科国立钢铁和冶金学院召开。对此，《明天报》说，会议的时间是斯大林的诞辰日，会议的地点包含着斯大林名字的俄语词根(сталь“钢铁”)，意在表明他要像斯大林一样，以钢铁般的意志统治俄罗斯。

再看国际背景。整个20世纪，国家几乎是生活在外部的军事威胁中，包括20世纪下半叶的核威胁。卫国战争后，这种状态稍有好转，但是也没有根本改变。或者在这种条件下生存，而人民为此要牺牲一定的物质资源和社会福利，或者打仗，因为可能对苏联发起进攻，扔原子弹。1960和1970年代国家有了一定的军事安全保障后，苏联人开始有了社会保障。当然安全保障是广义的，如果一个城市的郊区有战事，如果医院、学校被占领，或者首都的许多人被绑架为人质，住房、交通设施遭遇到爆炸等等。这也是没有安全的极限。这时居民的生活就处于经常性的威胁之中。这就谈不上生活质量和舒适。而这些现象，在苏联，从1950年代到改革前从未有过。
　　从斯大林个人来看，他来自地下职业革命家队伍，其党内生活准则模式在许多方面是为管理国家而设置的。即便没有斯大林，也会有其他什么人，谁都会这样做。总之，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是历史现象。这个现象在许多方面是从俄罗斯的传统中成长出来，从俄国革命的结果和特别是斯大林出身的那个左翼职业革命家政治派别——布尔什维克派中成长出来。这种“左”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中不是个案。而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从世界历史的视角看，斯大林也是在探索走社会主义的路径。上述这几个基本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确切地表达出斯大林个人、他的主义和政策及他活动的背景。 总之，要避免带有成见的、多余的情绪化、片面、非历史主义地看待斯大林所做的一切，而是要看现实的历史进程，看到斯大林所进行现实的选择，并把现实的选择放到当时客观的历史天平上去权衡，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的国务活动家的活动都给出了什么东西。

2.采用比较的方法
　　比较，包括制度比较，比较不同制度下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官员的管理体制比较，比较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上对官员的管理体制。总之，侧重于大局、宏观世界，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为出发点，更关注社会制度、国家、党、民族、人民和集体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斯大林个人的性格、心理特征对形成高度集中体制的影响仅仅是第二位的。这一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А。萨哈罗夫所言，当谈斯大林时，是在谈体制、谈俄罗斯、谈人民，是在谈党。

三、对斯大林主义的当代理解
　　客观、全面地评价斯大林的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将斯大林现象分成“好的与孬的”。斯大林主义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既有社会苦难、政策性犯罪、镇压，也有巨大成就、历史性胜利。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方面没有另一方面是不可能存在的。这里的统一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的。评价一个政治领导者的主要标准首先应当是：他是否把国家变得强大了，是否使国家更安全了，是否使国家、人民变得富足安康。对斯大林主义的理解最绕不开的问题是镇压，其次包括集体主义、革命的纯洁主义。

1.如何看待镇压
　　第一，首先斯大林应对镇压负主要责任，其次是斯大林领导集团，还有内务部、各加盟共和国及地方领导也应负责。
　　比如1937初，内务部的主要工作是寻找敌人，在秘密举报中，特别多的是举报各级领导。结果在被捕者中有许多都是领导推进集体化的各级领导。在1937年的头几个月，有16个加盟共和国的中央、边疆区和州委第一书记被镇压。1937年7月30日，在内务部长叶若夫的领导并指示下，一些地方第一书记把已经通过内务部审查、从1935年7月始撤销起诉并恢复权利的农民、刑事犯又列入到镇压的名单中，在此内政部长叶若夫又加上了“反苏维埃政党的骨干”(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等)、“原积极参与土匪起义的骨干、白匪、执法者及被遣送回国者”、“宣传宗教及其思想者和教徒”，内务部还亲自为几乎所有地区增加了第一书记们申请增加的镇压“限额”。从1937年8—12月被内务部镇压者达25万。最新解密的斯大林档案表明，实际上是斯大林允许党内权势分子设立战地法庭，镇压的规模和节律由这些人掌控。比如1937年底所有地区党委第一书记都向政治局申请增加镇压和流放的“限额”。其中最少者五千多人，尼•赫鲁晓夫申请的镇压和流放者最多，共41305名“原富农”和“刑事犯”。

第二，镇压主要是由于“服务过失”。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A。博罗诺耶夫等提出，如果用比较干部管理体制的方法看待镇压，人们得出的结论是，镇压是由于“服务过失”。而官员“服务过失”的行为会导致国家机构蜕化，忘记赋予他的职责，并以自己的全部行动满足私利。这在前工业文明时期是一个必然的进程。而社会需要这个机构比较满意地工作。有以下几种办法能促使官员有效工作：一是用纯道德的方法，培养他们的职责价值观、纪律价值观和认真服务的价值观。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撤换或者威胁撤换。而撤换的途径有两条：民主选择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构的干部会逐渐更新，机构本身获得其职责所需要的新鲜思想和力量储备。这不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都是最佳方案。但是这条路径在前工业文明时期是关闭的，而且国家处于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不能采取说服、促进的方法使他们有效工作，只有一个办法，即镇压和威胁镇压。这是一种惩罚的办法。镇压的残酷程度与领导者的个性和心理特点有关，但原则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社会要对国家机构的官员进行监督。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政治领袖深谙国家机构的机制，并采取使国家机构合要求的工作措施。总之，可以讨论类似措施对实际管理需要适合的程度，规模和人道性，但是不能怀疑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类似措施原则上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即是镇压的目的。

2.关于集体主义
　　斯大林主义首先是普通人的集体主义。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行为矩阵，而这种矩阵只有在某些条件下才能活跃起来并变成现实。俄罗斯民族的意识和行为矩阵是集体主义。这是以多数普通人为基础，在新的、特殊状态下的集体主义。这是普通人依靠整个集体的努力来保护自己、而个人不论在任何条件下永远向往集体、与集体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求在强大的集体中找到自己的渺小力量的集体主义。斯大林的集体主义是建立在普通人、社会底层人的威严力量基础之上的一种思想，即国家强大和革命壮大。在斯大林的集体主义里，个体淹没在集体主义之中。斯大林的集体主义轻视脱离集体基础的人，而这种人也被以这种主义为核心的体制所不能容纳，不能接受。至今，俄罗斯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保持着这种集体主义，随时都能看到这种主义为核心的体制的可靠性。俄罗斯社会至今有30%的居民仍旧忠于这个体制，有人说是贫困所致，所以想回到过去。在国内战争中人们更是一无所有，而在卫国战争中甚至整个整个地区的人都战死，饿死，但是人们仍旧相当乐观，没有人否定当时的制度，反而支持她，推动她，为她而献身。对于这些人来说不在于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在于拥有这种宝贵的精神。

3.斯大林主义是革命的纯洁主义
　　А。萨哈罗夫说，在斯大林的概念里，这个党和政府所有的人——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到区委书记——都应当是革命的纯洁主义者。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俄罗斯•苏联史中心”主任А。谢尼亚夫斯基认为，这个概念来源于以革新和革命手段摧毁旧制度的革命价值和革命精神，建立在革命价值、革命精神基础之上。这种巨大的社会力量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真正最文明的跨越。其结果至今相当可靠，而将来的发展前途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革命纯洁主义的取向是苏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现实的、强大的动力。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实现了社会公正原则。

2.实行加速现代化政策
　　А。谢尼亚夫斯基和俄罗斯联邦功勋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组织联合会主席А。普里加林等都认为，这个政策不同于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主要是恢复经济，其潜力仅限于经济、社会和国家自身方面。新经济政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超过战前的水平许多，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超过战前工资4-5倍，农村的物质状况也有很大改善。但是新经济政策不可能解决1930年代国家客观上所面临的“新”任务即加速现代化。因为国家总体发展水平相当落后。当时工业技术陈旧，结构落后，不仅完全没有国家当时绝对需要的现代部门，比如拖拉机、发动机、航空航天和重工业等机器制造业，就连一些最普通的日用品如矿物肥料、发电机、铁路道轨、电线，甚至农民用的割草刀等等都要进口。农村的社会分化日益增长，分成小的或者更小的农户，随之而来的是生产率和效率降低。农户从1913年的1600万增至2500万，小农不可能保证国家必需的产品，也不允许大规模的机械化进程。占农村人口10%的富裕农民生产的商品粮占30%以上，1927年粮食危机时，富农拒绝向国家出售余粮。另外从内部看，面对要加速实现现代化的新任务，资金、人力也缺乏。从外部环境看，首先是西方扼制，不择手段地阻止苏联经济计划的实现。如规定，苏联从国外买任何商品都只能用黄金交换，史称“黄金围剿”，后来改成“黑金围剿”，限制苏联石油及其产品出口量，减少至50—70%，当然也可以用粮食交换，而苏联进口的工业品价格提高了60—70%，即2—3倍等等。其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之中，现代化时期的国内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使独立自在的思想服从政治，而政治服务于国家利益，务实地解决国家客观上面临的任务，并找到合适的方法回应时代的挑战。

当然也有人提出，新经济政策的作用不仅是恢复经济，按照列宁的观点，其实质是利用市场关系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完全终止新经济政策则使斯大林的加速现代化政策中缺少一种最大限度激发起内外潜力参与现代化的重要元素。后来一些理论、政策的偏差和悲剧也由此而生，比如被没收财产和土地的381173个富农家庭中有136639个在所在边疆区和州内被迁移，而其余244534个家庭则被迁移至冻土带、北高加索等其他边远地区;再比如拒绝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市场的调节和价值规律等等。

3.实现了工业现代化
　　1930年代，苏联在极短时期内快速实现了国家工业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客观上是必要的。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斯大林利用了实际存在的、解决这一任务的可能的杠杆：动员起所有内部资源。因为当时实现工业化的外部资源缺位。即便是有付出并且不尽完善，但是这个工业化使苏联能单独对抗德国法西斯。到1930年代末，苏联社会经济转型，工业化突飞猛进。仅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就改变了居民的素质，使他们获得了城镇化过程中职业所需要的教育和素养。军队也现代化了。所有这些使共产党领导的苏联由世界政治中的客体变成积极、有影响力的主体。不仅在世界事物中发挥着独立自主的作用，而且顶住了屈服于法西斯德国的几乎整个西欧和中欧的压力。苏联已经成为能够对抗西方强大国家联盟的、新的自主力量的中心。这样，在法西斯德国入侵时，斯大林的方针拯救了苏联并使这个国家和人民免遭灭亡和奴役。与此同时也拯救了“西方民主”。此前，西方曾有意识地将希特勒这股侵略祸水引向东方。不论是最艰难的战争期间，还是胜利进军的时候，斯大林都在“岗位上”，表现出集国家领导、军事组织者和外交家于一身的气魄。也有人认为斯大林方案的现代化代价太大。但是当时是否进行工业现代化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存亡。

4.实现了农业集体化
　　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有许多责难，说集体化伴随着强制和一些地区的饥饿，在许多情况下是“人为的”。 俄罗斯如果按照斯托雷平的速度现代化，需要不少于一个世纪的时间，而且要破坏人民生活基础的本身，因为要克服村社的集体精神这种传统。严格说来，斯托雷平除了加剧社会仇恨，没有做什么，这种仇恨在1917年二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表现出来。斯大林没有破坏村社传统的模式，而是依靠村社。绝大多数农民拒绝了斯托雷平的新村，却接受了集体化。当时苏联是个农业国，农村居民占总人口的85%，此时，国家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破坏的。集体化也保证了工业化的顺利进行。苏联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在农村度过了童年，经历了进行农业集体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他证明说：“当卫国战争结束后，我回到农村问妈妈和其他集体农庄庄员，是否准备恢复原来的个体经济时，他们都坚决拒绝。在集体化期间农村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建立了学校，包括培养兽医、农艺师和机械师等的各种高等专科学校。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接近城市居民。这种快速转型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获得巨大支持。” 当然实行集体农庄的规模、措施及对富裕农民的政策都可以探讨，而集体农庄的经营方式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改进。但是建立集体农庄是当时多数农民的愿望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需要，集体化本身在苏联现代化中的作用是不能否定的。

6.战后及时快速打造苏联国家防御体系，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恢复并发展科技
　　战后，斯大林出于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使苏联及时、快速制造出原子弹。斯大林认为，战后法西斯被消灭了，但是帝国主义还存在，而且很强大。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而为了避免战争的可能性，要有相应的武器。斯大林及其领导集团懂得美国原子弹的威胁。因此采取非常措施加速制造原子弹。斯大林的决策是及时、正确的。后来美国解密的文献证实，美国曾拟定以原子弹攻击苏联主要城市的计划。只是在苏联制造出原子弹后，才被迫放弃了这个计划。苏联在战争中的物质损失估计达2.5万亿卢布，占苏联战前国民生产总值的45%。
　　战争中，47%的农业可耕地、人口稠密、工业最发达地区的经济遭到破坏，苏联最发达的国民经济部门的发展被拖后了10—15年。战后，许多人预言，经济恢复需要半个世纪，但是苏联仅用了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就恢复了过去的实力。不仅如此，还保证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1950年工业生产水平超出战前水平的73%，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居世界第二位，而且确定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方向，也为今后几十年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把传统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步子。战后很快恢复了众多科学研究机构，对科研的投入规模比战前增加了2.5万亿卢布，科研部门的威信和科学家的劳动报酬都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