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奇案[高罗佩中文自译本]转文字(二十五)

且说狄公这一天早上见衙内无事，换上了便服，暗中吩咐衙役，悄悄地备了一匹好马，他单人独骑，看左右无人，走出衙外。穿着小巷，出了南门，远远地绕过刑场；见三三五五在那里打扫清除，他匆匆走过，直奔南山。是时晨光稀微，清风淡淡,心神分外爽快，他却一心没有忘了那位鹤逸道人。因为自从那次一面之后，总觉得他是一位出世高人，学理修养，功夫超凡，狄公自恨不如，钦仰日深。同时自己又有许多道理，盘错胸中，解决不下，一心也要找他请教，指示迷途。故多日来急待诸案结束，打箅急流勇退，不再受那案牍劳瘁，终日与那作奸犯科的人们打交道。短短一生，心为身役，却是何苦！他但求摆脱一切,趁此中年，多读些书，多悟些理，如能得道，幸可超尘，了却生死，一清业障，岂非千种福田！
继又一想：人生在世，要救苦利他，利国利民，也应当于世于人，建些事业才对。如人人脱手不管，一心出世，则尘世众生，永落劫中，就违背了成仁取义的道理；连自己的子子孙孙，也没有着落的了！”这位县宰，忐忑思维，于去就上难以抉择。所以老早打算案子办完，再访高人一谈，盼望由这老人那里，能得到一个明白指示，藉可找出如何了却人生的一个大结果来。他在马上一路想来，盘算不定，不觉已经到了南山脚下。下了马，找了个村人，把马托他代为照料一下，自己独步登山，旧地重游，走来自易。登山不久，抬头遥望，依然是山径屈曲，草木扶疏，野鸟闲花，显出一片雅静清新。狄公正在欣赏，陡见迎面下来一个樵夫，越走越近，对狄公问道：“这位尊客独自到这荒山野径上来，是逛山的吗?”狄公见问答道：“不是逛山，却是访人。借问樵哥，在此住的那位鹤逸先生可在家吗?”樵夫答道:“你老来的不凑巧，那鹤逸老人家早已走了。当三天以前，我看他那里是柴门虚掩，走进一看，只见院中花草零落，屋中空空的，主人似已离去多时。我见无人居住就把那里暂借做堆些柴草

虽未有指纹摄影以及其他新学之技，其访案之细，破案之神，却不亚于福尔摩斯也……惜后起乏人，致外国侦探小说仍专擅文坛也。是以不佞于公余之暇，于历代名案漫撰三件，删其虚而存其实，傍摭《宣和遗事》以下诸书故事而编辑此书，一以唐朝显宦狄梁公仁杰为主，故名曰《狄仁杰奇案》。并择旧藏明末版书为底本，略参新义，画制为插阁……”（《狄仁杰奇案》自序）
高罗佩写《狄公案》的最初目的“原是使现代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了解他们固有的文学里尽有极好的侦探小说资料”。但是后来他却进一步以狄仁杰为中心，运用他对中国风土人情的知识和他丰富的想像力，写成一部侦探小说，取名《中国钟杀案》，准备在日本出版。只因这部小说的内容有反佛教色彩，只有暂时搁置起来。紧接着他又写成了另一部以狄仁杰为中心人物的侦探小说，取名《中国迷宫命案》。这部小说的原稿是英文的，但高罗的原意却并不是使其畅销英美，而是由他自己将其译成中文和日文，供中日读者阅览，以符他上述的宗旨。然而这部小说的出版问题却引起了许多别的枝节，竟使高罗佩后半生的写作生涯转人了若干新的方向。这也是高罗佩本人所绝未料及的。
在日本引发的出版问题，是出版公司坚持要高罗佩以裸体女像作为封面，高罗佩认为那是办不到的，“因为我只肯用真正古代中国式的图画刊入我的书中，而中国受礼教的束缚，没有以裸体人像为题材的画风。出版者不信，叫我再试一试。于是我就分别致函中、日两国数十家骨董商，询问有无明代木刻的裸体画像……大多数复信都说没有，但有两家例外。上海一家书店说，该店有一位顾客藏有几种明末出刊的裸体画像册页，可以借给我临摹。日本京都的一家骨董店复信说，该店本身就有明代木刻册页的原本刻版，都是大型男女裸像，可以割让给我。我买了这套木刻，同时也摹了上海的册页……《迷宫杀人》封面上的裸体女橡，和我别的书中的裸体人像图片，都是根据这些明代版画绘制

新出版能起到这些作用，将是我和高罗佩及他的家人最大的欣慰。
王筱芸
一九九九年夏秋于北京车公庄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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