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是不受知识分子构建概念灌输个群体 愈是依靠组织力和族群规模进行竞争
族群规模决定话语权。在组织力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当本地人口多于移入人口 则外来群体入乡随俗 比如清初迁移到信阳的赣客移民；当本地人口搭外来人口不分伯仲 则在同样封闭前提下 通过械斗达成某种混沌混居 比如两广械斗之后的广府-客家；当本地人口少于外来人口 则会出现入乡易俗的情况 太平天国之后的皖南吴淮变态。组织力对非优势群体意义更大，能够保障伊拉在弱势阶段继承族群。散步华北个回回据点，便是这种组织力的佐证。
当下，这种残留还是存在，当然根据教育灌输程度搭之前路径的出入，存在一些差别。一般来讲科举时代的成就决定了民间的路径。越是“现代性”和“进步教育”深入肤浅的区域，人口和组织力的因素就越大。比如八个四川民工在面对一个讲普话工友时使用方言的概率肯定比八个苏州乡下土著面对同一个工友时要高，该工友很可能默认四川人使用方言，反对苏州人使用鸟语，而乖乖地跟随亚克西们洗屁股吃哈喇肉。
受过教育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接受了天下思维的洗脑，理所应当的把巨型官僚系统和国家机器当做保障自身合法性的理由，从心底蔑视靠人口繁殖和拉帮结派械斗的“盲流”。带有秩序的帝国，四海皆一的各类标准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乌托邦；他们投身于这个系统，抛弃自家族群和乡土认同，强调遵纪守法的基础上用龙骑兵弹压反抗秩序的群体。放在当下，就是你不讲标准语，就是歧视，就是整枝不正确，会惹来大麻烦。越往高处越是如此，高层是不需要太多后代和组织的。八个知识分子交流就是七个都是一个口音的吴语只要有一个人讲普通话则其余七个会自然而然用普话交流。更有甚者会自我审查即便相互之间都是一种方言的也用普话交流还沾沾自喜自鸣得意的认为这样“进步包容” 不伤害对方。
然而这种利用他者的弹压看似威力很大，其实不过是空中楼阁，被解构一空和教育过度的群体无法维持人口繁衍，无法确保基层组织，面对被鄙夷的洪流时，只能如丧考妣充当丧家之犬，不计代价的求助于维护或投靠新的体系。随着现代义务教育的普及，在许多“发达”地区，这一趋势无法避免，往昔被认为是士大夫特质的东西，渐渐散播到民间，成为某种共识。苏州乡民在明初还能自告奋勇反抗朱重八，到明末只能玩玩大骂太监的情景剧，现在则是在面对侉子时都不敢开口讲一句“鸟语”冒犯对方，当然，他们的文凭是逐渐提高了的，穿越到古代，个个都拥有超过秀才乃至举人的知识了呢。
苏州的问题也是江南的普遍问题：人口萎靡，组织力伦桑，传统乡民知识分子化，愈发显示出对体系霸凌的默认和顺从。在内亚需要很正经场合才会讲讲的普话，动不动在乡民之间用鹦鹉学舌散播于日常。他们愈是如此，就愈是寄希望于“长治久安”和“岁月静好”。毕竟他们自家事无法防范风险的，也就只好把自己的宿主臆想成保卫自家的勇士，用献媚和献血，来维护空中楼阁般的文风鼎盛高帽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