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辖区范围内，现有农村自然村落约3600个。在这约3600个村落中，形成最早、历史最长的是在五代和辽金元时期，但这样的村落在村落总数中所占比例很小，大约在1%左右。形成最晚的是在民国至本世纪初始即2001年，这样的村落在村落总数中所占比例更小，还不到1%。大约有占村落总数10%的村落形成于明代。而绝大多数现在的自然村落则形成于清代中前期，且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约一个半世纪内形成的村落，约占清代形成村落总数的80%，约占全市现有村落总数的70%左右。
　　由于呼和浩特地区自古以来是我国许多游牧民族和汉民族劳动、生息、繁衍和杂居的地区，因而形成了多种民族语种的自然村落地名。又由于蒙古民族和汉民族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历史较长，因而蒙古语和汉语的历史地名较多，这是呼和浩特地区自然村落地名名称的一个基本特点。
　　1981年2月至1982年5月，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设立了地名普查机构，组织专业人员，对呼和浩特市当时所辖地区范围的农村自然村的地名进行了一次普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广泛而深入的一次普查，基本上查清了呼和浩特地区各类地名的现状、历史及其变化发展的情况。笔者对这个普查资料进一步进行了整理和归类，统计出呼和浩特地区农村（土右旗、托县、郊区范围）当时共有自然村落1138个，其中汉语村名735个，占自然村总数的64．6%；少数民族语音村名403个，占自然村总数的35．4%。
　　在少数民族语音名称的自然村落中，其中以蒙古族语音命名村名的有348个，占全市自然村总数的30．6%；以藏族语音命名村名的有43个，占全市自然村总数的3．8%；以满族语音命名的村名有12个，占全市自然村总数的1%；以蒙古语音、藏族语音、满族语音命名村名的自然村，分别占少数民族语音命名村总数的86．3%、10．7%和3%。
　　无论是以晋语命名的村落，还是以蒙古族、藏族语音命名的自然村落，其名称的含义，大致归为几种类型。
一是以地形或地貌特征命名的，如西梁村、小东沟、大东沟、江圪旦沟（位于沟旁的土丘处）、七道坝（村子附近为第七道梁）、西大塔（村附近有塔状山峰）、河滩、脑包（蒙古语意是村子附近有用石头堆砌起的敖包即石头堆）等等。
　　二是以名胜古迹命名的，如古城（托县古城即战国和秦汉时代的云中古城旧址）、石人湾（村旁有古代的数尊石人）、塔布秃力亥（蒙古语意为村旁有五座大土堆即五个古墓堆）、白塔（古丰州万部华严经塔所在地）、焦赞坟（传说是宋代将领焦赞的坟墓所在地）等等。
　　三是以村落所在的方位命名的，如北淖（蒙古语意为北面的小湖泊）、东地、南店、前一间房、城拐、南火盘等等。
　　四是以初始定居者的祖籍地或姓氏命名的，如代州营、忻州营、乔家营、寿阳营、郭家营、贾家营、寇家营、连家营、段家窑、杨家窑等等。
　　五是以工商业字号名称命名的，如四合兴、和顺店、安字号、巨字号、万全店、福如东、三圣泰、大兴昌等等。
　　六是以清代分号开放牧场或放号开垦土地的编名的，如十一号、三十号、郑家三号、樊家十五号、王家二十号、苗家二十九号、张家四十一号等等。
七是以初始入住的工匠艺人职业命名的，如石匠营、毡匠营、银匠房、祝乐沁（蒙古语意为画匠）、车铺、大豆铺、缸房窑等等。
　　八是以当地物产或物产特色命名的，如岛儿素（蒙古语意为出产煤炭之地）、韭菜沟、桦树沟、榆树庄、沟子板（蒙古语意为长野韭菜的地方）、黑兰不塔（蒙古语意为生长茂盛灌木丛的地方）等等。
　　九是以村舍房院的高低新旧、颜色形态命名的，如保素圐圙（蒙古语意为高墙大院)、旭泥板（蒙古语意为新房子)、依肯（克）板申（蒙古语意为大房子）、口可板申（蒙古语意为青色的房子）、善友板申（蒙古语意为黄色的房子）、白庙子、红房子等等。
　　十是以历史上在当地活动过的且有一定影响的官员或宗教等职务或人名命名的，如章盖营（满语官职名称）、甲兰营（藏语官职“甲郎”）、公布（藏语名叫公布的台吉）、民案（蒙古语意千户）、彭顺营（藏语一喇嘛名）、喇嘛营（台沟）、圪尔旦营子（满语官名嘎勒达的转音）、圪什贵（藏语执法喇嘛的职称）等等。
此外，还有的自然村落，是以吉利、祥和或赞誉之词命名的，如兴旺庄、如意和、集贤、曙光、友好、塔布赛（蒙古语意为团结友好的五家村）、善友喇嘛（蒙古语意为好喇嘛，即赛音喇嘛的转音）、赛音不浪（蒙古语意为好泉水）等等。
　　在呼和浩特地区的3600多个自然村落中，无论是晋语村名还是蒙古语村名，无论是藏语村名或是满语村名，名称重复的为数不少。比如，喇嘛营（弯、沟、圐圙、庙、盖）等带喇嘛村名的至少有20多个自然村，其历史典故大致是由于曾经有喇嘛在当地活动、生息、居住或逗留过，故名。讨速号（或陶思浩）蒙古语意为迎接官员和神职人员的地方，也可以翻译或理解为用以迎宾的驿站，以此为自然村落名称的，新城区范围有一个，土左旗范围有一个，赛罕区范围有两个，和林县范围有一个。黑沙图蒙古语意为有栅栏之地，在呼和浩特地区约有近十个自然村叫黑沙图（或兔）。班定营（板）的“班定”是藏语，是以一名藏传喇嘛教徒命以村名的，在呼和浩特地区至少有四、五个村名叫班（板）定营或板定板的。乃莫营（板）蒙古语意为八间房子或八家村，呼和浩特辖区内至少有五六个这样称谓的自然村。灯炉素蒙古语意为有黄亢草的地方，呼和浩特辖区范围至少有五六个自然村叫灯炉素的。叫重复村名的还有很多，如什拉乌素、讨号板、脑包、舍必崖、达赖庄（营）、打麻营、沙梁子、陶卜齐、三卜树、双树、把栅、海流、巧尔什营、纳令沟、毫赖沟（山）、讨尔号、白音厂汉、口肯板、沙尔沁、沟子板、兵州亥、乌兰不浪、苏计、古力半乌素、哈拉沁、厂汉板（营、沟）、毛不浪、野马图等等。
　　还要值得一提的是，有的村名，具有特定的含义或典故，人们说起来还有一段传奇式的故事。如托克托县的黑水泉村，在县域东六十华里处有一眼泉子，其本名为明水泉，但人们不称其雅名，却称俗名曰黑水泉。此泉虽值严冬，但不结冰，泉水涌出胜似温泉。在托克托县县城东北六十华里处，还有一个名叫满水井的自然村落。满水井村内有一眼约十余丈深的水井，水味甘甜。清代归化城养驼户每于放场时，都到这里放牧。虽有数千峰骆驼，但日饮此泉，不见井水减少，井水老是与地面相平，故将这眼井所在的村称之为满水井。
　　从研究呼和浩特地区自然村落形成的时代背景和这些村落不同语种的名称、不同含义的村落命名，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时代形成的村落和每一村落所叫的名称，都有其明显的历史时代特征和浓厚的地域、宗教、民族特色。
相对而言，呼和浩特地区在元代之前的大部分时期，还是一个村落稀疏、人烟稀少的游牧或半农半牧区，而今天较为稠密的村落、较为众多的人口，是从明代中期以后逐步形成的。
　　呼和浩特地区的村落名称中，带有“板”或“板申”村名的自然村落不下50个。“板申”以及“板申农业”，是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大特色。我们知道，辽代呼和浩特地区（当时称为丰州滩）已是一个较为繁荣发达的地区了。但在之后的金元时代，战争频仍，兵燹不断，对这一地区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到元朝末年，连丰州城都毁于战火，使呼和浩特一带变为不易辨识的草野。
　　十六世纪初，蒙古土默特部在阿拉坦汗（亦称俺答汗）的带领下，开始长期驻牧于土默川，在“‘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的元代丰州城废墟旁，披荆斩棘，使荒滩重新成为优良牧场（自然村落“杭盖”即为优良牧场之意），穹庐四布，牛羊遍野，在茸日只有白塔、青冢的凄凉废墟中开起了袅袅炊烟，土默川进入了一个历史新时代。在发展游牧业经济的同时，俺答汗在土默川开始经营小规模农业生产，为单一的、粗放的牧业经济所能带来的，使人们还不能较大程度上衣食温饱的生活得到改善而寻找另一条出路，搞农牧结合。”（见李漪云《从俺答贡马表图卷窥视明代呼和浩特城风貌》）
　　正值此时，山西等地不堪忍受明庭剥削压榨的农民、士兵、工匠、秀才等汉人，开始大批地流亡到土默川谋求生路。到1571年，土默川已聚集汉人5万余。在短短的数十年中，蒙汉族人民在东西三百里、南北二百里的范围内开垦了万顷良田，在今呼和浩特东郊至托克托县城的大黑河两岸，建起了数百个“板升（申）”村庄，土默特部也有人建起二千多人居住的村庄，从事农业和半农半牧业。大量村庄的出现，及畜牧业因农业的出现而定居放牧，蒙汉人民和睦相处，务农放牧，这就是呼和浩特地区在阿拉坦汗时期出现的“板申（升）”和“板升（申）农业”的真正含义和真实内容，“板”或“板申（升）”村落名称由此而起。明清时代，土默川上以“板申（升）”称村名的自然村落有数百个，为了简单明了，有的“板申”干脆被人们把“申”字去掉，也就变成今天的“××板村”了。
　　以初始定居者的祖籍命名的村落，与历史上晋冀陕贫苦人的“走西口”是分不开的。有的地方，原先无人居住。而“走西口”的晋冀陕籍人特别是晋籍人，一个人或一家人“走西口”来到此地择址定居，也许拉引来或多或少的同籍人也相继来此谋生定居，故以祖籍的县名命名现居的村名。如“崞县村”、“阳高村”、“三应窑”（即转音“山阴县”），以及如前文所述之“忻州营”、“代州营”、“寿阳营”等等。
　　呼和浩特地区有70%以上的自然村形成于清代康、雍、乾三朝约150年之中，这与清庭当时的移民实边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康熙前期（1661~1671年），由于战争不断，随处可见“地亩荒芜，百姓流亡”的景象，加之军费开支巨大，便极力鼓励各地大规模地开垦荒地。除去清庭招民垦荒之外，还有民间的自动垦荒。从康熙中期到乾隆年间，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人民多往长城以北垦荒；山西北部、中部人民多往土默川垦荒。到乾隆年间，即乾隆二年、七年、九年、十六年、五十四年，五度放垦归化厅之浑津、黑河官地40367亩，放垦托克托厅官地111816亩。除放垦官地外，呼和浩特地区还出现了公主地、右卫马场地、庄头地，大青山山前山后还相继出现了大粮地、代买米地、补拨庄头地、大青山分沟地、寺庙香火地等垦植地。至乾隆末年，土默特管辖地垦地已逾750万亩。乾隆六十年，开垦大青山牧地423000亩；嘉庆七年，又开垦大青山后马场空散闲地761652亩；嘉庆二十二年，归化厅再开垦牧场地160450亩，以至使呼和浩特地区由原先的半农半牧区变为农业耕作区。晋、陕、冀的人民纷纷“出口外”从事垦植，起先“雁行”，之后定居，所定居之地，有的是以放垦所编号码为村名，有的是以定居者的籍贯地为村名，有的是以最早的定居者的姓氏或名字为村名，还有的是以一家拥有几犋牛（一犋牛为两头耕牛和一副犁杖）作为村名，如“六犋牛”、“十二犋牛村”或“五犋牛窑”等等。还有的村落，是以合股开荒的地股数作为村名，如“八股地”等等。而有的则是以租买土地的份数（清代大青山后山地区以方圆一华里为一份）作为村名的，如“二份子”、“五份子”等等。
　　明朝隆庆年间，阿拉坦汗筑库库和屯定居后，被明庭封为“顺义王”。明蒙之间的冲突消失，相安无事。阿拉坦汗在实施“板申（升）农业”的同时，热衷地皈依藏传佛教——喇嘛教，建起了不少喇嘛寺庙；前清时期，清庭亦把佛教奉为国教，继续在各地修建寺庙，呼和浩特地区更是寺庙林立，喇嘛众多，故有所谓“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之说。
　　那么明清时代呼和浩特地区形成的、占现有村落90%左右的村落名称，就与喇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文所述的“喇嘛营（台、沟）”、“达赖庄（营）”、“班（板）定营（板）等等，都是与藏传佛教在呼和浩特地区广泛传播有直接关系的。
　　呼和浩特地区由七百多年前的村落寥寥、人烟稀疏，到近三四百年的村落数千、人口密集，加之自然村落名称由多民族语音构成，不用说外地人，就是长期在本地居住生息的人，也很难准确地说清附近一些村落名称的真正含义。于是，人们就以多民族的“混合语言”编出了一些“顺口溜”，互相流传。这些上口的“顺口溜”，好说好记，有的是为了记忆出门行走的路线，有的是为了识别地方的土特名产。如：“一出托城北阁（儿）外，哈拉板申来得快；走五申，过伞盖，祝乐沁，公布到善岱；口肯板申挨杭盖，塔布、帐房、波林岱；前后合理、麻合赖，东西红岱到袄太；大里堡，兵州亥，一程子就到北门外……”。这是旧时从托克托县城车行步走到归化城的一条大路的大体路线，人们用“顺口溜”很上口押韵地把沿途所经过的主要村落串连起来，说起来顺口，记起来容易，所以一直流传至今。该“顺口溜”中所叙述的村落名称，除托县城北阁（儿）、帐房村和大里堡村是汉语村名外，其余十七个村都是以蒙古语音所称谓的村名。
　　“巧报的窝瓜土城子的蒜，毕克齐的大葱不用看”。这两句“顺口溜”是表述巧报、毕克齐、和林县土城子的土特名产品，直到现在，这些产品仍然不愧为呼和浩特地区的“王牌”产品，因而这几个村的名声也是驰名中外。“南地的荞面、格此老的糕，麻什的黄牙不用桃”。这两句“顺口溜”是表达黄合少附近三个村的风土人情和土特产，南地一带所产的荞麦面、格此老一带所产的黍子面做的糕既好吃又有营养价值，用以招待客人，就表示出了主人的诚挚之情；而麻什的水含有较多的氟，人们的牙齿不免受到了侵蚀，应注意预防。
　　总之，呼和浩特地区的自然村落名称，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小百科全书，认真地考察和研究它，可以使人们获得许多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