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了一位大学历史系教授所写的《自古暴君多杀戮》，这篇文章作者罗列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杀戮事件，以此来证明暴君多杀戮，进而抨击专制制度。从大的方向来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对的，因为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民主与专制相比具有进步性，它代替专制是必然的，不过作者的文章却专制全盘否定，我觉得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专制有其进步的那一面。毕竟分析一个人或一件事，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去看，而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暴君的杀戮确实不少，但这不能构成全部的中国历史。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无限放大的暴君的外延，在他的笔下，只要当政时发生屠杀行为的人，这个人都是暴君。所以在这篇文章中，秦始皇、刘邦、朱元璋、康熙等人都成了暴君。以下从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是作者关于秦始皇的一段话，作者的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喜欢杀人的暴君，自推秦始皇了。他在平定六国、建立帝业的过程中，常常以得胜之师残酷地屠杀六国的军民。长平一战，竟大规模屠杀被俘的赵国官兵，达四十万人！天下统一，他做了始皇帝后，又以全国人民为假想敌，制订了严密残酷的法令，时时防范与严厉镇压人民的一切‘不轨’行动与‘不轨’言论。甚至百姓们没有什么‘不轨’的言行，而仅仅是被怀疑在内心里有不满思想，所谓‘腹诽’，便要‘弃市’——拉到大街上去杀头。他对知识分子的血腥屠杀——‘焚书坑儒’，更将他永远地钉在了‘暴君’的耻辱柱上，赢得了千古骂名。”这段话细看之下是很成问题的，首先，秦始皇不是第一位喜欢杀人的暴君，在之前的夏商周时代，暴君也是存在的，除非作者将暴君的的范畴设定在皇帝中，不然这句话就不通。其次，长平之战不是秦始皇在位时发生的，据《资治通鉴》记载，长平之战发生在昭襄王年间，坑杀四十万降卒是在公元前260年，而秦王嬴政公元前247年继位，当时才十三岁，换而言之，坑杀降卒时，嬴政可能还没有出生，那笔帐怎么好算到他的头上。秦始皇在统一六国时，不知道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屠杀事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纵然有，也不是很大。而作者用长平之战作典型事例，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常识性的错误，因为在初中历史课本上就有长平之战的例子。如果一个普通人这么说，似乎还可以理解，但作为历史系教授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就没法理解了。退一步说，就算坑杀降卒时秦始皇在位，那个行动也是秦将白起所为，白起这么做是不是有人下命令了，也不得而知。所以也不能就算是秦始皇所为，更何况当时秦始皇可能还没有出生呢。对于弃市的解释，似乎也不是太好的，按作者的说法，弃市是拉到大街上杀头，但据史书记载，在隋朝之后，弃市就退出死刑常法，莫非从此后，杀头都不到大街上去了吗？我看不能这么解释，根据有的说法，弃市还有杀完之后“陈尸三日”之说，如果这样的话，才可以对弃市真正的理解。
第二，作者将刘邦与朱元璋定义为暴君，原因就是这两个人屠杀了功臣，这两个人屠杀功臣的做法自然是不对的，应该否定，在主观上他们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过，从客观上来看，对于功臣的处理是必须的，在汉初实行了还是西周初年的分封制，如果还将这种方法维持下去，那统一的汉朝必然不会出现，分裂的春秋战国将重现于历史舞台，刘邦杀功臣手段自然固然残忍，但普通百姓是有好处的，而刘邦对于多数百姓采取的政策只怕不能算是恐怖统治。同样道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都是如此。至于康熙，作者将其列为暴君的原因就是因为文字狱，他列举的例子是明史案，对于这段史实，我没有看相关史料，只不过从金庸的接近历史小说的《鹿鼎记》一书中来看，明史案是发生在鳌拜当政时期，其时康熙尚未亲政，这笔帐也不应该算到他的头上，如果非说是暴君，只好算是鳌拜，不过鳌拜连皇帝都不是，怎么算是暴君呢。包括李世民在内的一些皇帝，虽然为巩固自己的权位，搞了一些杀人的行为，但看一个人须看主流，汉高祖刘邦固然杀了功臣，但他对于普通百姓还是比较宽厚的，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没有什么杀戳行为，所以他们不能算作暴君，而唐太宗李世民还开创的贞观之治，这样的人更不能算暴君。
可见，作者为了证明暴君多杀戮，将一些不是暴君的人算上去了，举的例子似乎也强差人意，而把一些真正意义上的暴君反而没有谈，如南北朝时的后赵石虎、前秦苻生、刘宋刘子业，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暴君，作者放下这些人不去谈，而是说那些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的皇帝，他这样写，给人的感觉几乎就否定了整个中国历史。作者还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的暴君之多，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见的。我想，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作者对于中国的皇帝的要求过高，不少不是暴君的人被打他入暴君的行列，二是中国历史的延续时间比较长，皇帝比较多，所以暴君也不少。与西方国家相比，暴君似乎多了些。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暴君也不是少数，而西方国家的皇权一直不像中国那么大，统治百姓的除了皇帝外，还有教会，作为宗教势力，他们有时可以凌驾于君主之上，可以将百姓以神的名义处死，典型的例子就是布鲁诺遭受火刑，或许有人说，这不是君主干的，似乎不是专制的问题，但教会享有这种特权，对百姓来说，不是同样受苦吗？马克思说的那句“专制政治充满了兽性。”我想，他不一定只是针对中国来说的吧，对于西方国家，同样适用。再说，西方国家进入近代后，应当属于民主社会了，但兽性与血腥同样没有减少，姑且不论殖民者在侵略别国时所造成的屠杀，就算民主灯塔美国，他们将美洲大陆原来的主人印第安人屠杀殆尽，后来的美国政府专门对此进行道歉。美国的开国之父华盛顿甚至提出用印第安人的皮作出优质长统靴，要是按作者的标准，有这样的言论，自然也应该算是暴君了。这对于推崇民主的那些人们是视而不见的。
第三，作者在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掌握专制权力的皇帝们为了防范、阻止甚至猜忌别人来夺取他的皇位，就必然要不断加强恐怖统治，不断实施血腥屠杀与残暴镇压。哪里有专制，哪里就有恐怖。皇帝的专制权威是靠恐怖维持的。”作者为了证明他的这个论点，引用了一些名人的话，我觉得那些名人的话也应该是有针对性的，不能全部适用于中国历史。所以作者的这段话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将中国两千年的专制社会都看成是靠恐怖来维持的，那就没有办法解释中国历史上曾经取得的先进地位，毕竟这不符合历史现实。或许作者写这段话是另有所指，联系今年在马来西亚发生了刺杀事件后，再看这句话，格外地耐人寻味。
总之，我觉得这篇文章将中国的黑暗面说得太多了些，或许这是一些专家学者们的通病，当他们进行中西方对比的时候，不自觉地就将自己矮了三分，在这种心态下看中国历史，自然是黑暗面居多，光明面少而又少了。这这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只怕还是有一定的妨碍，要正确认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应该看到其长处，同时看到其不足。同样是专制主义，其在早期的进步性应该有足够的认识，落后性也同样可以看得出来。简单地列举几个史实来否定历史上的进步的一面，我想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