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是一九五七年春末夏初发掘的。这座墓的发掘，当时曾轰动一时。此后二十五、六年中，虽然发掘的楚墓已经数以千计，但从墓的规模之大，随葬品之丰富来说，没有一座可以比的过它。但是，信阳在古代是什么地方？对楚国的重要性怎样？这座墓的墓主是谁？凡此等等，至今还是历史学考古学上悬而未决的问题。
楚墓的地望
信阳在北周和唐初时曾经叫做申州。据《太乎寰宇记》卷一三二“信阳军，本申州也。春秋时属楚，即古申国之地也。周宣王封舅之国。”《元和郡县图志》卷九：“申州，禹贡荆州之域，又古申国也。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在周为侯伯，后为楚所灭。”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禹贡荆州境，春秋时申国地，后属楚。”“秦属南阳郡”，“魏分南阳，置义阳郡”。《毅梁传•隐公元年》注：“信，申字，古今所共用。”《急就篇》颜师古注：“古者申与信同。” 所以，宋改义阳为信阳，这个信字的来源，是认为这里是申国故地的缘故。现在信阳城里有一座古建筑，叫做申塔。看来，以信阳作为古代申国所在地，是有一定根据的？
但晋杜预在《左传•隐公元年》：“初，郑武公娶于申”下面注说：“申国今南阳宛县。”《史记•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也说：“故申城在邓州南阳县北三十里”凡此等等，与《左传•庄公六年》：“楚文王伐申，过邓。”在路线上完全一致。所以南阳是古代申国所在地，也是确凿有据的。《读史方舆记要》说：信阳至唐县三百二十七里，唐县在南阳之东南一百二十里，所以信阳与南阳相距四百四十七里。申虽然是个侯国，但是在宣王是受封的，尤其是封在小国相当密集的南阳盆地和淮河上游，封土决不可能大到东起信阳，西至南阳。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申国究竟是在信阳？还是在南阳？否则，是只有一个申国呢？还是有两个申国。
在历史文献里，对申有几种提法：
一、《国语•郑语》，记郑恒公和史伯的一段谈话中，史伯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申、吕方疆。”《左传•成公七年》：“楚围宋之役，师还，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都是申和吕一起提的。在《国语•郑语》中，史伯又说：“申、缯（既今曾字）、西戎方强。”“若伐申，而曾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这又是申和曾一起提的。《读史方舆纪要》说：“吕城在府西三十里。”这里所说的府都是指南阳。所以申国和吕国，相距不过三、四十里。曾国有好几个，如《左传•哀公七年》：“公会吴于缯（亦今曾字）。”这个缯应当是山东■县的曾。《左传•襄公元年》：“于是东诸侯之师次于缯，以待晋师。”这个曾可能是在今河南省柘城县北。以上两个曾国，相距申都甚远，不可能是申、曾的曾国。因为申、曾的曾国和西戎一起随着申国去袭击西周，杀死周幽王和伯服等的曾国，应当离申国不远。曾国究竟在哪里？看来有两个可能：一九六六年七月，湖北省博物馆在京山县发现一批西周曾国的铜器，铭文里提到曾国。《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九：“曾河在州南六里，源出太和山，东北流，经城南，下流入汉，谓之曾口。”铜器铭文里所指的曾国可能因曾河而得名。这个曾国就应当在南阳之西南三百余里，在湖北省均县境内。这个推论是有可能的，但不是唯一的。《左传•哀公四年》：“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这个缯关，《春秋•地理考实》说：“今按当在南阳府裕州。”裕州即今河南方城县，西南距南阳约一百二十里。它的西面和北面是戎人所在地。春秋时所以把它叫曾关，可能就是因为这里古代是曾国的地方。所以申、曾的曾国所在地，看来不外乎湖北均县和河南方城两处，而后者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一些。因此“申、吕”的“申”，与“申”、“曾”的“申”，是同一个“申”，就是南距南阳不远的申国。
二、《左转•文公十六年》：“庸人帅群蛮以叛楚，…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左传•哀公十七年》：“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都是以申国和息国一起提的。信阳之东偏北有息县古代亦有称息州或新息的。《读历史舆记要》：“息城，县北三十里，古息国也。……《左传》：……庄十四年，灭与楚。”息县西南三十里为罗山，罗山西七十里为信阳，因此古代信阳的申离开息不过一百余里。所以“申、息”的申，只可能在息的附近信阳，而决不可能远在四五百里以外的南阳。从这些情况看来，申国的确是有两个，一个是“申、吕”或者“申、曾”申，是在南阳地区。另一个是“申、息”的申，是信阳一带。这两个申在当时，看来名称亦是有区别的。《周书•王会》：“西申以凤鸟。”《左传•昭工二十六年》孔颖达疏：“汲冢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这个西申看来就是南阳的申。周代国名两个或两个以上同名的不少，但都加上方向来区别它，如不羹有东不羹和西不羹，燕亦有南燕、北燕；尤其虢国，甚至分为东虢、南虢、西虢、北虢等国。所以既有西申，另一个可能是东申，东申就是现在信阳的申。
至于申国分为东申、西申的来历，《左转•隐公元年》疏：“申之始封，亦在周兴之初，其后申绝。至宣王时，申伯以王舅改封于谢。……《地理志》：‘南阳郡宛县故申伯国。’宛县者，谓宣王改封之后也。以前这不只其也。”从这里知道申的受封，有周初和宣王时两次。而申地分为东申、西申，是在宣王封舅于申之后，又把他封到谢去，《诗•菘高》。“□□申伯，王攒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的时候。他自己迁到谢后，并没有把原来的地盘放弃给别人，而是留给了他自己的子弟。《诗•扬之水》郑玄笺：“平王母家申国在陈郑之南，迫近疆楚。”“陈郑之南，迫近疆楚”，当然是指信阳的申，而这个申同样是平王的母家。所以，这一次所谓的改封，实际上从封一个申国，变成了封两个申国。《左传•哀公十七年》：“子□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申俘也”的申字，可能是指西申。西申先被楚国灭掉，彭仲爽是西申大夫，因而成了楚国的俘虏。“实县申、息”的申字，是指东申。东申虽然从申伯改封到南阳宛县去之后，在史书里很少提到在此地有什么活动，但从这里看来，直到西申灭亡，它还存在。到彭仲爽当了楚国的令尹之后，楚文王才把它和息国等一起灭掉。因此信阳在古代，即划入楚国版图之前，是属于申国，说得更确切些，就是东申的地方。至于东申古城的遗址究竟在哪里，在文献里找不到，还有待于考古工作者去发现。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楚墓所在地长台关一带的情况。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这座墓的发掘简报中说：“在镇（指长台关）的西北约四公里一条小土岗，由西南延向东北，到十字港入淮河处为止。岗上散布着六个大土冢；传说的楚王城和太子城就在这条岗的东北部。”一号楚墓是这六个大土冢中的“第四座土冢”（由东北端数起）。这一带既有两个古城的遗址，又有这么多的大土冢（除土岗上之外，它的周围还有），究竟是当时楚国的什么地方？《读史方舆纪要》在信阳州下有“武城”一条，并且说：“在州东北二十里，春秋时楚旧城也。……郡志云：‘今州北六十里有楚王城，即楚武王破申时所筑。’”就是说楚旧城、楚王城就是楚的武城。《左传•僖公六年》：“冬，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注：“武城楚地，在南阳宛县北。”春秋战国地名重复得最多的，莫过于新城和武城。几乎新筑的城都可以叫新城，为军事上必要而筑的城都可以叫武城。就楚国而论，南阳、信阳可以说是楚国的两个北大门。南阳在方城之内，信阳在冥扼、直辕、太遂三关之外。正如顾祖禹所说：“说者谓出义阳可以兼颖汝，出南阳可以规伊洛。”它们是分不出高底的两个军事战略要地，因此都有一个武城，是不足为奇的。北岸，古称长台渡。对三关来说，是前哨，是一个及其重要的渡口。信阳的武城所在的即是长台关一带，是完全有可能的。许多楚墓在这里发现，也许就因为这里是
墓主的身份
关于信阳长台关一号墓的墓主身份，从这座墓里可以找到的文字资料是不少的。墓里出土的两批竹简，一批是后室里记载随葬品的遣册，另一批是前室的可能与墓主生平有关的文书。此外，墓里还出土了一套铜编钟，从大到小共十三枚，在最大一枚鼓的部位，有铭文十二字：“佳（唯）□□屈□晋人救戎于楚竞（境）。”对了解墓主身份提供了一些线索。
“□□”，看来是作器人的姓名。“屈□”，大概是一个词。“屈抑”是古书里常见的词，“□”，从示亦声，可能是“抑”的异体字，“屈□”既“屈抑”的意思。所以，这篇铭文，可能是指楚国与晋国因戎人而引起的纠纷。楚国对晋国施加压力，结果晋国作了适当让步，楚国获胜。编钟就是楚国主其事的人为自己铭功而制作的。
□□这个人名在古代历史文献中没有见过，春秋时期，诸侯中最强大而矛盾最多的，莫过于楚国和晋国；两国为了戎人而引起的纠纷，最著名的，在《左传》里提到两次：
一、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陆浑人弗知。师从之，庚午，遂灭陆浑，数之以其贰于楚也。陆浑子奔楚，其众奔甘鹿，周大获。”
二、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单浮馀围蛮氏，蔓氏溃。蛮子赤奔晋阴地。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左师军于菟和，右师军于仓野。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晋楚有盟，好恶同之；若将不废，寡君之愿也。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士蔑请诸赵孟。赵孟曰：‘晋国未宁，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将裂用以与蛮子而城之。且将为之卜，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于三户。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
这两次，第一次是楚平王四年晋灭陆浑之戎。另一次是楚昭王十年楚灭戎蛮子。陆浑之戎是戎，这是没有问题的。戎蛮子，《左传》上虽然叫他蛮子，但从当时少数民族的分布来看，蛮基本上都在南方，伊洛一带还主要是戎，而戎蛮在今河南临汝县的西南。所以正义说：“四夷之名，在西曰戎，春秋之时错居中国。杜言：‘河南新城县东南有蛮城，则是内地之戎，在楚北也。’戎是种号，蛮是国名，子爵也。”所以戎蛮子是戎而不是蛮，是没有问题的。楚平王四年，是晋去灭陆浑之戎，陆浑子逃到楚国，楚让他避难，说楚国人是在“救戎”，当然是可以。但楚昭王十年的一次，明明是楚国去灭戎蛮子，怎么能说是楚国人：“救戎于楚境”呢！自古到今，去灭别的国家的人，常常把自己装扮为救世主，为给自己树碑立传而铸造铜器。铭文里如果不书“救戎”，难道要写上侵略别人？因此，这篇铭文所说的“救戎”，虽与楚平王四年的一次事实相符，但亦未必就一定不是去围蛮子戎人。所以和楚昭王十年的事，实质上并没有矛盾。
《左传•昭公十六年》：“使然丹诱戎蛮子嘉，杀之，遂取蛮氏。既而复立其子焉，礼也。”戎蛮子赤是在楚平王三年，楚国取了戎蛮，杀了蛮子嘉，为照顾这支民族的情绪而立的。因此在楚昭王十年楚国再去围戎蛮时，戎蛮子赤逃到晋国去。对楚国来说，当然是不可能容忍的；要求晋国把戎蛮子赤交还楚国也是可以理解的。“司马”，注云“楚司马目反也”，司马是官名；目反，人名。当时目反是楚国的左司马。“上□”即今陕西商县；“将通于少习，以听命。”注：“少习，商县武关也。将大开武关道以伐晋。”（当时商县一带都属楚国，上□、少习都在“楚境”之内）。所以楚左司马目反的确曾经调兵谴将，大动干戈，作出了就要伐晋的姿态。恰巧当时晋国内“有范中行之难”，不敢轻易和楚发生冲突，只好委屈求全，把戎蛮子赤交出去了事。这和“屈抑晋人”以所谓“救戎于楚境”是完全符合的。至于《左传》中昭公十七年晋国灭陆浑之戎的一次，根本没有提到楚国对晋国有什么表示。在楚晋两国关系始终紧张的春秋时期，楚国也决不会随便向晋国挑衅的。陆浑之戎是从敦煌地区迁到河洛来的。《左传•僖公二十二年》：“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遂从戎号，至今为陆浑县也。”注：“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二国诱而徙之伊川；遂从戎号，至今为陆浑县也。”所以陆浑之戎的迁来，是晋国勾结秦国一手炮制的。陆浑与晋国接境，晋之灭陆浑之戎，是因为它“贰于楚。”所以陆浑子逃往楚国，只能是晋国向楚国兴问罪之师，楚国是无权向晋国责难的。从这些情况看，这套编钟铭文里所说的，决不是《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说晋国去灭陆浑之戎的事；无疑是哀公四年，楚国灭戎蛮子赤而引起的楚晋纠纷。
到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一、《左传》里的司马目反和编钟铭文中的□□，是两个人呢，还是同一个人？二、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就是□□的墓呢，还是别人的墓？
古代人和近代人一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字的人很多；尤其是楚国，有些连氏都有两个叫法，如孙叔敖又叫□艾猎，申包胥又叫棼冒勃苏等。从墓里出土的铜器，大都是墓主本人，可是也时常发现不是他自己的器，如蔡侯墓里出土吴王光鉴，江陵几座墓里有越王剑等。所以要通过铜器铭文来确定墓主是谁，是有一定条件的；但《左传》的记载和信阳楚墓之间，都缺少这样现成的桥梁。尽管如此，我们却不难从这里作进一步考察：一、这座墓的年代，和楚国灭戎蛮子的时间能不能衔接的起来？二、这座墓的规格和目反这位左司马的身份是否一致？全国解放后的近三十年里，在两湖等地发掘了数以千计的楚国墓葬。在这些楚墓里，除了极个别的是春秋时代的墓之外，绝大多数是属于战国时期的。拿长台关一号墓和所有的战国墓来比较：墓底有腰坑，坑里有鹿骨架，在其他墓里没有见过。木椁是单元组合结构，由棺室等七个室合成的；其他的墓都是空间分隔结构，在一个大的椁室里，划分成放棺及随葬品的若干个厢。镇墓兽是一只蹲着的完整的怪兽，是象生型的；其它的墓是竖立在方座上的图案化的兽头，是模式型的。……这些不同，都可以说明这座墓的年代早于其他的战国墓。再从墓里随葬的铜器来看，和湖北枝江百里洲春秋中期墓出土铜器来比较，又显然是要比它晚的多。因此这座墓的年代，只可能在春秋末年或战国初年。楚国灭戎蛮子是在楚昭王十年，即公元前四九一年，下距战国开始仅十六年。主其事的人左司马目反什么时候死的，史书里没有记载。照常理推测，应当不会早于春秋最后几年，也不会晚于战国的初年。因此长台关一号墓的下葬年代与左司马目反的死年，是基本一致的。
这座墓是解放后发觉的楚墓中最大的，随葬品是最丰富的。楚国朝廷里的高官，如大师、大宰、莫敖、司徒、司败……等，名目繁多，但真正掌握军政大权的，是令尹和司马。左司马就是常常直接带兵的高级将领。这座墓虽然只有一椁二棺，可是椁室之宽大，内棺的豪华，随葬品的精致和丰富，未必是大多数卿大夫所能做得到的。从这一点来看，和左司马的身份应当是接近的。因此，说信阳长台关一号墓的墓主就是出土编钟铭文里的□□；编钟铭文里的□□，就是《左传》中所说的楚国左司马目反，也许不会离事实太远吧。
在一个问题：司马目反死后，为什么葬在信阳地区？当时，楚国外来的军事威胁，虽然有从东南方面来的，如吴国，但毕竟是暂时的；主要还是来自北方和西北。因此陕西商县的武关，河南南阳的方城，信阳的义阳三关，成了楚国最重要的关隘。像司马目反这样军事上负具体责任的人，来往注意这些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事。《左传•哀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司马目反、申公寿馀、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负函《春秋大事表》：“杜注，楚地，在今河南汝宁府信阳州境。”可见就在围戎蛮子之前不久，他们还策划过把蔡迁到信阳去的事。司马□这时期在信阳州内某一处驻防一个时期，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这时突然病死，又为了某种原因而就地安葬，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但司马目反的所以葬在这里，可能还不仅仅为了这一点。
在干戈不息的春秋时期，这个地区出了成千上万勇敢善斗的战士。从《左传》可以看到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既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襄公二十六年：“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僖公二十五年：“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成公六年：“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御诸桑隧。”……几乎每一次重要战争中，都有“申、息之师”参加。可见他们是楚国非常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所以信阳一带除了是“州控据三关，为全楚之襟要”的军事重地之外，同时也是出大量精兵的兵源重地。
司马目反如果就是□□，□就是他的氏，“□”就是荆字。 氏即是荆氏。《通志•氏族略》说：荆氏“系出芈姓，楚国旧号荆,此未号楚之前受氏也。”因此荆氏是楚国的公族。所谓“号楚”，《左传•庄公十年》正义：“荆楚一木二名，故以国号亦得二名。终庄公之世经皆书荆。僖公之元年乃书：‘楚人伐郑。’盖于尔时始改为楚；以后常称楚也。”虽然未必完全如此，但称荆在前，以后才改称楚，这是事实。荆氏是以国为氏，因此荆氏的受氏，应该远在楚国早年。到□□这一代，可能已经有几百年。所以荆氏虽然是公族，但与王族的血缘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了。尤其他们这一族，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地位比较高的显贵，而是公族中相当衰微的一支。
在楚国，左司马是权力相当大、地位相当高的官职。所以对□□的出身，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猜测：他很可能就是信阳一带的人，早年参加了申、息之师，在申、息之师中经过一番奋斗，取得了比较高的地位；于是又以申、息之师作为他进一步谋取高官厚禄的后台，从此扶摇直上，当上了楚国的左司马。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他的墓在信阳长台关附近，那就正因为他是当地人了。
作者简介：顾铁符（1908-1990），江苏无锡人。曾任安徽和县中学教师。中山大学研究院技佐、文学院讲师。建国后，历任中山大学文院图书馆分馆主任，故宫博物院工艺美术史部副主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期从事文物古迹的野外考察工作，参加了山西侯马东周墓葬群的发掘和考察。对华中地区古文化特别楚国文化研究较深。
楚墓的地望
信阳在北周和唐初时曾经叫做申州。据《太乎寰宇记》卷一三二“信阳军，本申州也。春秋时属楚，即古申国之地也。周宣王封舅之国。”《元和郡县图志》卷九：“申州，禹贡荆州之域，又古申国也。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在周为侯伯，后为楚所灭。”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禹贡荆州境，春秋时申国地，后属楚。”“秦属南阳郡”，“魏分南阳，置义阳郡”。《毅梁传•隐公元年》注：“信，申字，古今所共用。”《急就篇》颜师古注：“古者申与信同。” 所以，宋改义阳为信阳，这个信字的来源，是认为这里是申国故地的缘故。现在信阳城里有一座古建筑，叫做申塔。看来，以信阳作为古代申国所在地，是有一定根据的？
但晋杜预在《左传•隐公元年》：“初，郑武公娶于申”下面注说：“申国今南阳宛县。”《史记•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也说：“故申城在邓州南阳县北三十里”凡此等等，与《左传•庄公六年》：“楚文王伐申，过邓。”在路线上完全一致。所以南阳是古代申国所在地，也是确凿有据的。《读史方舆记要》说：信阳至唐县三百二十七里，唐县在南阳之东南一百二十里，所以信阳与南阳相距四百四十七里。申虽然是个侯国，但是在宣王是受封的，尤其是封在小国相当密集的南阳盆地和淮河上游，封土决不可能大到东起信阳，西至南阳。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申国究竟是在信阳？还是在南阳？否则，是只有一个申国呢？还是有两个申国。
在历史文献里，对申有几种提法：
一、《国语•郑语》，记郑恒公和史伯的一段谈话中，史伯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申、吕方疆。”《左传•成公七年》：“楚围宋之役，师还，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都是申和吕一起提的。在《国语•郑语》中，史伯又说：“申、缯（既今曾字）、西戎方强。”“若伐申，而曾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这又是申和曾一起提的。《读史方舆纪要》说：“吕城在府西三十里。”这里所说的府都是指南阳。所以申国和吕国，相距不过三、四十里。曾国有好几个，如《左传•哀公七年》：“公会吴于缯（亦今曾字）。”这个缯应当是山东■县的曾。《左传•襄公元年》：“于是东诸侯之师次于缯，以待晋师。”这个曾可能是在今河南省柘城县北。以上两个曾国，相距申都甚远，不可能是申、曾的曾国。因为申、曾的曾国和西戎一起随着申国去袭击西周，杀死周幽王和伯服等的曾国，应当离申国不远。曾国究竟在哪里？看来有两个可能：一九六六年七月，湖北省博物馆在京山县发现一批西周曾国的铜器，铭文里提到曾国。《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九：“曾河在州南六里，源出太和山，东北流，经城南，下流入汉，谓之曾口。”铜器铭文里所指的曾国可能因曾河而得名。这个曾国就应当在南阳之西南三百余里，在湖北省均县境内。这个推论是有可能的，但不是唯一的。《左传•哀公四年》：“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这个缯关，《春秋•地理考实》说：“今按当在南阳府裕州。”裕州即今河南方城县，西南距南阳约一百二十里。它的西面和北面是戎人所在地。春秋时所以把它叫曾关，可能就是因为这里古代是曾国的地方。所以申、曾的曾国所在地，看来不外乎湖北均县和河南方城两处，而后者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一些。因此“申、吕”的“申”，与“申”、“曾”的“申”，是同一个“申”，就是南距南阳不远的申国。
二、《左转•文公十六年》：“庸人帅群蛮以叛楚，…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左传•哀公十七年》：“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都是以申国和息国一起提的。信阳之东偏北有息县古代亦有称息州或新息的。《读历史舆记要》：“息城，县北三十里，古息国也。……《左传》：……庄十四年，灭与楚。”息县西南三十里为罗山，罗山西七十里为信阳，因此古代信阳的申离开息不过一百余里。所以“申、息”的申，只可能在息的附近信阳，而决不可能远在四五百里以外的南阳。从这些情况看来，申国的确是有两个，一个是“申、吕”或者“申、曾”申，是在南阳地区。另一个是“申、息”的申，是信阳一带。这两个申在当时，看来名称亦是有区别的。《周书•王会》：“西申以凤鸟。”《左传•昭工二十六年》孔颖达疏：“汲冢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这个西申看来就是南阳的申。周代国名两个或两个以上同名的不少，但都加上方向来区别它，如不羹有东不羹和西不羹，燕亦有南燕、北燕；尤其虢国，甚至分为东虢、南虢、西虢、北虢等国。所以既有西申，另一个可能是东申，东申就是现在信阳的申。
至于申国分为东申、西申的来历，《左转•隐公元年》疏：“申之始封，亦在周兴之初，其后申绝。至宣王时，申伯以王舅改封于谢。……《地理志》：‘南阳郡宛县故申伯国。’宛县者，谓宣王改封之后也。以前这不只其也。”从这里知道申的受封，有周初和宣王时两次。而申地分为东申、西申，是在宣王封舅于申之后，又把他封到谢去，《诗•菘高》。“□□申伯，王攒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的时候。他自己迁到谢后，并没有把原来的地盘放弃给别人，而是留给了他自己的子弟。《诗•扬之水》郑玄笺：“平王母家申国在陈郑之南，迫近疆楚。”“陈郑之南，迫近疆楚”，当然是指信阳的申，而这个申同样是平王的母家。所以，这一次所谓的改封，实际上从封一个申国，变成了封两个申国。《左传•哀公十七年》：“子□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申俘也”的申字，可能是指西申。西申先被楚国灭掉，彭仲爽是西申大夫，因而成了楚国的俘虏。“实县申、息”的申字，是指东申。东申虽然从申伯改封到南阳宛县去之后，在史书里很少提到在此地有什么活动，但从这里看来，直到西申灭亡，它还存在。到彭仲爽当了楚国的令尹之后，楚文王才把它和息国等一起灭掉。因此信阳在古代，即划入楚国版图之前，是属于申国，说得更确切些，就是东申的地方。至于东申古城的遗址究竟在哪里，在文献里找不到，还有待于考古工作者去发现。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楚墓所在地长台关一带的情况。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这座墓的发掘简报中说：“在镇（指长台关）的西北约四公里一条小土岗，由西南延向东北，到十字港入淮河处为止。岗上散布着六个大土冢；传说的楚王城和太子城就在这条岗的东北部。”一号楚墓是这六个大土冢中的“第四座土冢”（由东北端数起）。这一带既有两个古城的遗址，又有这么多的大土冢（除土岗上之外，它的周围还有），究竟是当时楚国的什么地方？《读史方舆纪要》在信阳州下有“武城”一条，并且说：“在州东北二十里，春秋时楚旧城也。……郡志云：‘今州北六十里有楚王城，即楚武王破申时所筑。’”就是说楚旧城、楚王城就是楚的武城。《左传•僖公六年》：“冬，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注：“武城楚地，在南阳宛县北。”春秋战国地名重复得最多的，莫过于新城和武城。几乎新筑的城都可以叫新城，为军事上必要而筑的城都可以叫武城。就楚国而论，南阳、信阳可以说是楚国的两个北大门。南阳在方城之内，信阳在冥扼、直辕、太遂三关之外。正如顾祖禹所说：“说者谓出义阳可以兼颖汝，出南阳可以规伊洛。”它们是分不出高底的两个军事战略要地，因此都有一个武城，是不足为奇的。北岸，古称长台渡。对三关来说，是前哨，是一个及其重要的渡口。信阳的武城所在的即是长台关一带，是完全有可能的。许多楚墓在这里发现，也许就因为这里是
墓主的身份
关于信阳长台关一号墓的墓主身份，从这座墓里可以找到的文字资料是不少的。墓里出土的两批竹简，一批是后室里记载随葬品的遣册，另一批是前室的可能与墓主生平有关的文书。此外，墓里还出土了一套铜编钟，从大到小共十三枚，在最大一枚鼓的部位，有铭文十二字：“佳（唯）□□屈□晋人救戎于楚竞（境）。”对了解墓主身份提供了一些线索。
“□□”，看来是作器人的姓名。“屈□”，大概是一个词。“屈抑”是古书里常见的词，“□”，从示亦声，可能是“抑”的异体字，“屈□”既“屈抑”的意思。所以，这篇铭文，可能是指楚国与晋国因戎人而引起的纠纷。楚国对晋国施加压力，结果晋国作了适当让步，楚国获胜。编钟就是楚国主其事的人为自己铭功而制作的。
□□这个人名在古代历史文献中没有见过，春秋时期，诸侯中最强大而矛盾最多的，莫过于楚国和晋国；两国为了戎人而引起的纠纷，最著名的，在《左传》里提到两次：
一、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陆浑人弗知。师从之，庚午，遂灭陆浑，数之以其贰于楚也。陆浑子奔楚，其众奔甘鹿，周大获。”
二、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单浮馀围蛮氏，蔓氏溃。蛮子赤奔晋阴地。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左师军于菟和，右师军于仓野。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晋楚有盟，好恶同之；若将不废，寡君之愿也。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士蔑请诸赵孟。赵孟曰：‘晋国未宁，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将裂用以与蛮子而城之。且将为之卜，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于三户。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
这两次，第一次是楚平王四年晋灭陆浑之戎。另一次是楚昭王十年楚灭戎蛮子。陆浑之戎是戎，这是没有问题的。戎蛮子，《左传》上虽然叫他蛮子，但从当时少数民族的分布来看，蛮基本上都在南方，伊洛一带还主要是戎，而戎蛮在今河南临汝县的西南。所以正义说：“四夷之名，在西曰戎，春秋之时错居中国。杜言：‘河南新城县东南有蛮城，则是内地之戎，在楚北也。’戎是种号，蛮是国名，子爵也。”所以戎蛮子是戎而不是蛮，是没有问题的。楚平王四年，是晋去灭陆浑之戎，陆浑子逃到楚国，楚让他避难，说楚国人是在“救戎”，当然是可以。但楚昭王十年的一次，明明是楚国去灭戎蛮子，怎么能说是楚国人：“救戎于楚境”呢！自古到今，去灭别的国家的人，常常把自己装扮为救世主，为给自己树碑立传而铸造铜器。铭文里如果不书“救戎”，难道要写上侵略别人？因此，这篇铭文所说的“救戎”，虽与楚平王四年的一次事实相符，但亦未必就一定不是去围蛮子戎人。所以和楚昭王十年的事，实质上并没有矛盾。
《左传•昭公十六年》：“使然丹诱戎蛮子嘉，杀之，遂取蛮氏。既而复立其子焉，礼也。”戎蛮子赤是在楚平王三年，楚国取了戎蛮，杀了蛮子嘉，为照顾这支民族的情绪而立的。因此在楚昭王十年楚国再去围戎蛮时，戎蛮子赤逃到晋国去。对楚国来说，当然是不可能容忍的；要求晋国把戎蛮子赤交还楚国也是可以理解的。“司马”，注云“楚司马目反也”，司马是官名；目反，人名。当时目反是楚国的左司马。“上□”即今陕西商县；“将通于少习，以听命。”注：“少习，商县武关也。将大开武关道以伐晋。”（当时商县一带都属楚国，上□、少习都在“楚境”之内）。所以楚左司马目反的确曾经调兵谴将，大动干戈，作出了就要伐晋的姿态。恰巧当时晋国内“有范中行之难”，不敢轻易和楚发生冲突，只好委屈求全，把戎蛮子赤交出去了事。这和“屈抑晋人”以所谓“救戎于楚境”是完全符合的。至于《左传》中昭公十七年晋国灭陆浑之戎的一次，根本没有提到楚国对晋国有什么表示。在楚晋两国关系始终紧张的春秋时期，楚国也决不会随便向晋国挑衅的。陆浑之戎是从敦煌地区迁到河洛来的。《左传•僖公二十二年》：“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遂从戎号，至今为陆浑县也。”注：“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二国诱而徙之伊川；遂从戎号，至今为陆浑县也。”所以陆浑之戎的迁来，是晋国勾结秦国一手炮制的。陆浑与晋国接境，晋之灭陆浑之戎，是因为它“贰于楚。”所以陆浑子逃往楚国，只能是晋国向楚国兴问罪之师，楚国是无权向晋国责难的。从这些情况看，这套编钟铭文里所说的，决不是《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说晋国去灭陆浑之戎的事；无疑是哀公四年，楚国灭戎蛮子赤而引起的楚晋纠纷。
到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一、《左传》里的司马目反和编钟铭文中的□□，是两个人呢，还是同一个人？二、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就是□□的墓呢，还是别人的墓？
古代人和近代人一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字的人很多；尤其是楚国，有些连氏都有两个叫法，如孙叔敖又叫□艾猎，申包胥又叫棼冒勃苏等。从墓里出土的铜器，大都是墓主本人，可是也时常发现不是他自己的器，如蔡侯墓里出土吴王光鉴，江陵几座墓里有越王剑等。所以要通过铜器铭文来确定墓主是谁，是有一定条件的；但《左传》的记载和信阳楚墓之间，都缺少这样现成的桥梁。尽管如此，我们却不难从这里作进一步考察：一、这座墓的年代，和楚国灭戎蛮子的时间能不能衔接的起来？二、这座墓的规格和目反这位左司马的身份是否一致？全国解放后的近三十年里，在两湖等地发掘了数以千计的楚国墓葬。在这些楚墓里，除了极个别的是春秋时代的墓之外，绝大多数是属于战国时期的。拿长台关一号墓和所有的战国墓来比较：墓底有腰坑，坑里有鹿骨架，在其他墓里没有见过。木椁是单元组合结构，由棺室等七个室合成的；其他的墓都是空间分隔结构，在一个大的椁室里，划分成放棺及随葬品的若干个厢。镇墓兽是一只蹲着的完整的怪兽，是象生型的；其它的墓是竖立在方座上的图案化的兽头，是模式型的。……这些不同，都可以说明这座墓的年代早于其他的战国墓。再从墓里随葬的铜器来看，和湖北枝江百里洲春秋中期墓出土铜器来比较，又显然是要比它晚的多。因此这座墓的年代，只可能在春秋末年或战国初年。楚国灭戎蛮子是在楚昭王十年，即公元前四九一年，下距战国开始仅十六年。主其事的人左司马目反什么时候死的，史书里没有记载。照常理推测，应当不会早于春秋最后几年，也不会晚于战国的初年。因此长台关一号墓的下葬年代与左司马目反的死年，是基本一致的。
这座墓是解放后发觉的楚墓中最大的，随葬品是最丰富的。楚国朝廷里的高官，如大师、大宰、莫敖、司徒、司败……等，名目繁多，但真正掌握军政大权的，是令尹和司马。左司马就是常常直接带兵的高级将领。这座墓虽然只有一椁二棺，可是椁室之宽大，内棺的豪华，随葬品的精致和丰富，未必是大多数卿大夫所能做得到的。从这一点来看，和左司马的身份应当是接近的。因此，说信阳长台关一号墓的墓主就是出土编钟铭文里的□□；编钟铭文里的□□，就是《左传》中所说的楚国左司马目反，也许不会离事实太远吧。
在一个问题：司马目反死后，为什么葬在信阳地区？当时，楚国外来的军事威胁，虽然有从东南方面来的，如吴国，但毕竟是暂时的；主要还是来自北方和西北。因此陕西商县的武关，河南南阳的方城，信阳的义阳三关，成了楚国最重要的关隘。像司马目反这样军事上负具体责任的人，来往注意这些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事。《左传•哀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司马目反、申公寿馀、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负函《春秋大事表》：“杜注，楚地，在今河南汝宁府信阳州境。”可见就在围戎蛮子之前不久，他们还策划过把蔡迁到信阳去的事。司马□这时期在信阳州内某一处驻防一个时期，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这时突然病死，又为了某种原因而就地安葬，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但司马目反的所以葬在这里，可能还不仅仅为了这一点。
在干戈不息的春秋时期，这个地区出了成千上万勇敢善斗的战士。从《左传》可以看到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既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襄公二十六年：“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僖公二十五年：“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成公六年：“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御诸桑隧。”……几乎每一次重要战争中，都有“申、息之师”参加。可见他们是楚国非常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所以信阳一带除了是“州控据三关，为全楚之襟要”的军事重地之外，同时也是出大量精兵的兵源重地。
司马目反如果就是□□，□就是他的氏，“□”就是荆字。 氏即是荆氏。《通志•氏族略》说：荆氏“系出芈姓，楚国旧号荆,此未号楚之前受氏也。”因此荆氏是楚国的公族。所谓“号楚”，《左传•庄公十年》正义：“荆楚一木二名，故以国号亦得二名。终庄公之世经皆书荆。僖公之元年乃书：‘楚人伐郑。’盖于尔时始改为楚；以后常称楚也。”虽然未必完全如此，但称荆在前，以后才改称楚，这是事实。荆氏是以国为氏，因此荆氏的受氏，应该远在楚国早年。到□□这一代，可能已经有几百年。所以荆氏虽然是公族，但与王族的血缘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了。尤其他们这一族，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地位比较高的显贵，而是公族中相当衰微的一支。
在楚国，左司马是权力相当大、地位相当高的官职。所以对□□的出身，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猜测：他很可能就是信阳一带的人，早年参加了申、息之师，在申、息之师中经过一番奋斗，取得了比较高的地位；于是又以申、息之师作为他进一步谋取高官厚禄的后台，从此扶摇直上，当上了楚国的左司马。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他的墓在信阳长台关附近，那就正因为他是当地人了。
作者简介：顾铁符（1908-1990），江苏无锡人。曾任安徽和县中学教师。中山大学研究院技佐、文学院讲师。建国后，历任中山大学文院图书馆分馆主任，故宫博物院工艺美术史部副主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期从事文物古迹的野外考察工作，参加了山西侯马东周墓葬群的发掘和考察。对华中地区古文化特别楚国文化研究较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