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商末，特别是周朝，徐国力量比较强盛，一直是周的抗衡者，所以周对徐频频征伐。徐国败退，南迁到现在的淮河、泗水交界处及洪泽湖沿岸泗洪、盱胎一带。西周早期以东夷概称东方诸部落与方国，淮夷包括其中。周公东征以后，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一蹶不振，而淮夷却在淮河地区兴起，徐国是淮夷中一个较强大的诸侯国，被称为“徐戎”，并成为统辖淮、泗流域的东方盟主，曾多次联合淮夷反抗周王朝。《尚书·费誓》记载，“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公曰：‘嗟!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 正义：“鲁侯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鲁，居曲阜之地。于时徐州之戎、淮浦之夷并起，为寇於鲁，东郊之门不敢开辟。鲁侯时为方伯，率诸侯征之，至费地而誓戒士众。史录其誓辞，作《费誓》。”
西周的中后期，徐偃王执政，国力不断增强，来朝贡者日益增多。《博物志》提到：“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导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以得天瑞，自称徐偃王。江淮诸侯，从者三十六国。周王闻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偃王爱民不斗，遂为楚败。”当时徐国“地方五百里”，范围涉及到淮河、泗水流域的苏、鲁、豫、皖的部分地区。徐偃王无视宗周的规定，首先“僭越”称王，同时逾制建筑徐国都城。当时，周天子的王城“方九里”，而徐城的范围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故徐国也，其城周十二里”。在今泗洪县太平乡境内，废皇城遗址尚在。
周穆王时，犬戎活动频繁，穆王向西巡狩，见到西王母，乐而忘归。正在这时，他听到西南徐偃王叛乱的消息，立刻命造父（赵的祖先）驾车，以一日千里的速度赶快回来，举兵讨伐。徐偃王行仁义，不忍心杀其民，公元前963年便弃国北走，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随迁的百姓数万。所谓的武原县东山即在今天邳州西北，东山后来被称为徐山。由于徐偃王的仁义备受称赞，周在击败徐偃王后，又封徐偃王的次子宝宗于彭城，继续治理徐国。邳州梁王城（含九女墩、鹅鸭城等遗址），出土19枚宫廷器乐青铜编钟，并镌刻“徐王子孙永保之用”铭文。可以确定此处为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古徐国后期都城。
春秋时，徐国再度南迁到淮南、江北苏皖接壤的淮泗地区。那时徐国已经国力弱小，夹在大国之间，小心翼翼生活。

有学者指出，甲骨文、金文等皆无徐字，它们的本字都是“余”（董楚平《涂山氏后裔考》）。到西周金文中，始写作“徐”，但读若“涂”。《山海经·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郝懿行注:“《太平御览》六三九卷作‘孟余’或‘孟徐’。”秦嘉谟辑补《世本》于“徐”姓下注：“《氏族略》四引《国语》作‘余’”。余、涂、徐本是同源字。
李修松在《徐夷迁徙考》一文中考证说，“涂山氏”即后来的徐夷，涂山为徐人崇拜的祖山。徐夷的始祖为夏代的皋陶，即涂山氏的首领；而皋陶是少昊氏曾孙，被舜封于今山东曲阜,其后裔居淮北者以徐夷为主。笔者发现，《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淮水出馀山，馀山在朝阳东，义乡西，入海，淮浦北。” 秦代曾在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北置取虑县，泗县东北置僮县。《史记·货殖列传》有“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的记载，说徐、僮、取虑三地风俗相同。李白凤认为“取虑”当是“徐”字之分读，故亦属徐（《东夷杂考》）。与此相关的是东晋义熙中在江苏宿迁设置的宿预县，当亦是“徐”的缓读。
郭沫若首倡徐是甲骨文中的虎方，虎方是商代淮河流域的一个方国。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说：“虎方亦见于卜辞，此属南国，当即徐方，徐、虎一音之转。”他举周成王时器《中方鼎》铭文为证：“佳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此说得到李白凤、李世源的赞同。李白凤说：“徐夷在商代亦称为虎方，郭沫若以为‘徐、虎一音之转’甚确。但郭氏说得太笼统，我以为‘虎’是其本称，而‘徐’则是周人对他的讹称”（《东夷杂考》）；李世源在《古徐国小史》中重复了郭沫若、李白凤的意见后指出：“虎方即徐方似已定论。”但蒋赞初在给《古徐国小史》作序时却说：“作者论证的‘虎方’ 即‘徐方’说，徐夷、淮夷联盟说，以及徐的疆域与国都等等，均颇有创见，但未必即是定论”。
蒋赞初的谨慎态度是有道理的。首先，虎方是否使用汉语是值得怀疑的，《说文》：“虎，山兽之君。”虎字是象形字，在甲骨文、金文中，都象巨口利齿、纹身长尾之兽。关于虎的本义，《本草纲目》曰“虎，象其声也”，认为“虎”的读音来源于虎啸时发出的声音。楚人却谓虎为“乌菟”，而不是“虎”；郭沫若以虎方属南国，断虎方当即徐方。但从《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来看，徐氏在商末即留居于鲁，而鲁并非“南国”； “江淮诸侯，从者三十六国”，南国并非只有“虎方”或“徐方”，焉知跟从徐国反周的三十六国中，就没有一个叫“虎方”的？吴其昌认为，《中方鼎》中的“反虎方”即“反荆方”，因崇虎的巴人是荆地最大之土著，“荆”与“虎方”可以相代（《金文历朔疏证》）。

1989年，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出土了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139件。大洋洲遗存是继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四川广汉三星堆之后商代考古又一里程碑式的大发现，体现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赣江流域文明的有机融合，特别是其虎形装饰青铜器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学者们主张此即虎方文化。但从甲骨文中 “虎方其涉河”、“令望乘众舆途虎方” 记载来看，虎方是商的近邻，不可能远至今江西中部。《方言》卷八：“虎，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或谓之乌菟。”笔者认为，“虎方”当即今之江苏省“盱眙”，“盱眙”秦代作“盱台”，西汉始改“盱眙”。以上古音读之，“盱台”、“盱眙”同音，都是“乌菟”的译音。故由此推论，甲骨文中记载的“虎方”在今盱眙一带。传世的商周青铜器《鱼父乙鼎》有一图案，上部为“余”，下部为反向的两虎。其潜在的信息可能正是徐对虎方的支配地位。如果是这样，则说明此时的“虎方”已被“徐方”所取代。结合大洋洲遗址的发现，可以设想，“虎方”被“徐方”取代后，远迁到赣江流域去了。
“徐”字的本义是什么呢？过去对徐人为什么被称为“徐戎”，一直缺乏合理的解释，现在看来是由于大禹与“涂山氏”结合的结果。大禹曾被称为“戎禹”；而在阿尔泰语中，盐的读音与古越语近似。比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tuz（盐），乌孜别克语t?z（盐），蒙古语dabs（盐），锡伯语davsun/dabsun（盐），女真语dab-sun（盐），朝鲜语sokum（盐）。这与越人称盐曰“馀”正好对应。一般地说，东夷近海，海中产盐，阿尔泰语中盐的读音是从古越语中借用过去的。这种借用，可能是通过夏人与越人的联姻实现的。

畲族自称“活聂”（h?22ne?3）,意思是山人。目前主要分布于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安徽、贵州、湖南等省。1956年12月畲族作为单一民族被确认。畲族人以经营山地作物为主，如毛竹、茶叶、靛青、杉木之类。数年一迁，不在一地久居，与安土重迁的汉族不同。
畲族有自己的语言，部分畲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接近于瑶族布努语的炯奈话，居住于广东省博罗、增城、海丰等地约1000余人使用这种语言；另一部分畲语是古畲语与当地汉语方言，特别是客家方言的融合，居住于闽东、浙南、粤东、赣东、皖南广大地区的畲族使用这种语言。据悉，台港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有畲族约10万人。
“畲”字作为族称，始于宋代，如南宋莆田人刘克庄《漳州谕畲》、文天祥《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等文中已言及。《漳州谕畲》一文提到漳州、汀州、潮州、梅州和赣州是畲民的聚居地。福建畲族在宋元时期是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元代，他们占据了漳州、汀州的大部分区域，动辄掀起几千万人的大起义，元廷为镇压汀漳畲族起义，曾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至迟在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以广东省潮州凤凰山为中心的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广阔的空间已有比较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他们就是畲族先民。汉文献称之为“蛮”、“南蛮”、“峒蛮”、“峒僚”、“百越”、“山越”等。两宋时期，福建闽越人已大都溶入汉民族之中，成为汉民族的重要来源。在汉越族群互动中，旧的族称消失，新的族称出现，福建已出现畲族和疍族两个新民族。关于福建的畲族，一般认为来源于广东省潮州凤凰山，但也有人认为，畲族可能是由闽越人演变而来。傅衣凌《福建畲姓考》云：“在福建特种部族中，畲与蜒（疍）实推巨擘，此两族其先盖同出于越…，以其有居山、居水之异，爰分为二，实则为一也。”
“畲”字汉意是“刀耕火种”，光绪《龙泉县志》曰：“民以畲名，其善田者也。”有人认为，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农耕方式的缘故，畲族才被称为“畲”。但我们也可以提出反证：正因为畲族刀耕火种，所以“畲”这个族称字，才被引申为“刀耕火种”的意思。
“畲”又写作“畲”，这个词跟舒、徐、涂很接近，看来是个音译词，在古越语中，是“盐”的意思。吕思勉说，舒畲同音，犹茶荼本一字，今之畲民，或古之群舒（《中国民族史》）。在苗瑶语族中，“盐”的读音分别为?i3（黔东苗语）、d??3?（湘西苗语）、dzau3（勉瑶语）、dza3（标敏瑶语）、tsa3（畲语莲花方言）、tsa3（畲语罗浮方言），与古越语“盐”的读音极为近似。畲族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很有可能，畲族就是古代的“涂山氏”，后来写作“徐” 、“舒” 、“畲”。

徐中舒遗稿《蒲姑、徐奄、淮夷、群舒考》指出：《书·大传》“奄君蒲姑谓禄父曰”，蒲姑，《史记》及《大传》均作薄姑，蒲、薄字形同，双声通用，蒲姑为国名，故亦可名其君。奄为蒲姑之都，故蒲姑亦称徐奄。《逸周书·作雒篇》“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徐奄并称，又见《左传》。《在传》昭元年，赵盂数四代之叛国曰：“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邳，周有徐奄。”徐即奄也。单言之则曰徐，曰奄，累言之则曰徐奄。《世本》奄嬴姓，徐奄并嬴姓，不当以为二国。徐迁于奄，遂以奄为国名，犹之商迁于殷，遂以殷为国名也。徐奄并称，犹之殷商并称也。《孟子· 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伐奄，三年讨其君。”此称奄而不称徐者，单言之也。周公东征，徐奄而外，其余小国尚多，皆徐奄之族也。《逸周书·作雒篇》“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徐，嬴姓，《汉志》作盈，嬴、盈通用。徐称夷，东夷、九夷亦嬴姓之属。此诸嬴皆微，故徐奄之名独著也。
“徐”所属诸部落称“群舒”。《左传·文公十二年》杜注：“群舒，偃姓，舒庸、舒鸠之属”。孔疏引《世本》云：“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以其非一，故言属以包之”。此外属偃姓者，还有英氏（今安徽金寨、霍山间）、皖、六（今安徽六安北）、舒（今安徽庐江西）、宗（今安徽舒城、庐江间）、巢等。殷周之际，管、蔡与武庚同时叛乱，今山东泰山到沿海一带的东夷部落纷纷响应。其中有熊、盈、徐、奄诸姓。周公东征，灭国五十，徐人四处逃亡，有的向江淮流域逃，在今安徽庐江舒城之间的称舒，其部落繁多，有舒蓼（今安徽霍丘、河南固始间）、舒庸（今安徽霍山、桐城）、舒鸠（今安徽舒城境）、舒龙、舒鲍、舒龚等，总称为群舒。《世本》中的《氏姓篇》记载：“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舒蓼，偃姓，皋陶之后。”认为“群舒”皆为皋陶之后，姓为偃。
徐旭生提出：“‘徐’、‘舒’二字，古不只同音，实即一字。群舒就是群徐”；“群舒的小部落全是从徐方分出来的支部”。《说文》云：“余，舍之省”，与舒“从舍”正合。“予”，可能就是从“邑”之误。以郜、郑、……诸字例之，其本字从邑。今出土彝器，凡徐字，皆从邑。经典作徐者，乃讹变之体。《春秋经》僖公三年，“徐人伐舒”，《玉篇》引作“徐人伐徐”，则是舒作徐之证。此舒之本字，从邑不从予。但是我们不能读作“徐人伐徐”，只能是说徐已分为二族，即徐和舒了。旧说徐，嬴姓：舒，偃姓。赢、偃，一声之转，也可证明其为同族的分化。《春秋·昭公十二年》“楚子伐徐”，《史记·诸侯年表》作“楚伐舒”，又昭公三十年“吴灭徐”，《史记·吴世家》谓阖闾三年拔舒，又《左传·哀公十四年》“陈恒执公于舒州”，《史记·齐世家》舒作徐，舒、徐通用。古从邑诸字，其偏旁邑多属后增者。徐、舒二字，本皆从邑，其偏旁、予，古亦不当有。《易》困九四“来徐徐”，《释文》：“子夏作荼荼，王肃作余余”，茶即余之繁文。

西周时期，他们被称为东南夷或者东国、南国。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西周及齐、晋等国的反抗斗争。文献记载缺略，但《鲁颂·闽宫》里还提到“荆舒是惩”的话，铜器中如《小臣》、《班》、《善鼎》都有关于征伐东南夷的记载。《鲁颂》以荆舒并称，可见他们尚相距不远。后来荆楚更向西南迁徙。周昭王“南征不复”，死于汉水，也与征伐徐楚有关。当时的战线由长江下游延伸到了汉、淮流域。齐桓公称霸时，江南楚国也逐渐强大，楚穆王、楚庄王时，它的势力已经伸入江淮流域。《春秋·僖公三年》记载：“徐人取舒”。徐所以伐其同族，正说明徐有兼并群舒而成为大国的企图。据它书记载，这时朝见徐国者有三十六国，所以徐旭生认为徐偃王应在此时，而不应在西周穆王时。
《左传·鲁僖公五年》载：“楚斗谷于菟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侍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齐为了防范楚的东侵，显然有拉拢徐、舒等国及散布于河南东部的小国的企图，因而徐、舒就成为齐、楚争夺的对象。弦在今河南省潢川县西北，息县南。它灭亡的原因是它依赖齐国并跟江（嬴姓，今河南正阳县东南有故江城）、黄（嬴姓，今河南光县西）、道（今河南确山县）、柏（今河南舞阳县有柏亭）等小国有婚姻关系，而不防备。楚之灭弦，则是楚、齐争霸的结果。
周代后期中原战争频发，原在淮河流域一带活动的徐，受政治、军事协迫而失败。自弦被灭之后，江、黄等国都被楚灭掉。后来楚国又灭六（今安徽六安）、蓼（今安徽霍邱县）。这样已经逼近了群舒的范围。公元前615年，群舒叛楚。次年，楚伐群舒，灭之。当楚国的势力正向江淮流域发展时，长江下游吴、越相继兴起。前549年，吴召舒鸠人，煽动它们叛楚。楚责备舒鸠人，舒鸠人遂与楚结盟。不久，吴又来救，楚大败吴，并灭舒鸠（今安徽舒城县）。在吴楚争夺群舒的斗争中，徐都没有参与，它只能自保而已。

徐、舒是春秋时期江淮之间的小国，南北接通的枢纽。它在沟通南北文化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族属上看，它应是三苗之一部，即后来之畲族。费孝通曾引述潘光旦的意见说，从徐、舒、畲一系列的地名和族名中推想出一条民族迁移的路线，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夷中靠西南的一支的族名就是徐。他们生活在黄河和淮河之间。从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这块地区居民被称作舒。畲字和徐是同音，徐人和舒人可能即是畲人的先人。他又以瑶畲都有盘瓠传说，这个传说联系到了徐偃王的记载，认为瑶人《过山榜》有它的历史根据，只是后来加以神话化罢了。这一批人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入南岭山脉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瑶，而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畲。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就是苗（《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畲族与徐国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在都以犬为图腾。畲族宗教信仰主要是祖先崇拜，称始祖为盘瓠。畲族把有关始祖盘瓠的传说画在布上，制成约40幅连环画式的图像，代代相传，称为“祖图”。畲族民间还有“高皇歌”，记述盘瓠王不平凡的经历，歌颂其英勇杀敌、繁衍子孙的丰功伟绩。畲族每年还定期举行隆重的祭祀，族人共聚祠堂、悬挂祖图，是早期原始社会中图腾崇拜的残迹。这些在徐偃王故事中已见端倪。《史记·赵世家》正义引《博物志》云：“徐君宫人娠，生卵，以为不祥，弃於水滨。孤独母有犬名鹄仓，衔所弃卵以归，覆暖之，遂成小儿，生偃王。故宫人闻之，更收养之。及长，袭为徐君。后鹄仓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鹄仓或名后仓也。”。刘成国《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之异言，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于水滨。孤独母有犬，名曰鹄仓，猎于水侧，得弃卵，衔以来归，孤独母以为异，覆暖之，遂成儿，生时偃，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仁智，袭君徐国。后鹄仓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偃王葬之徐中，今见有狗垄焉。”
徐国传说中的“鹄仓”或“后仓”，就是畲族始祖盘瓠。

畲乡归来话畲字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金辉
　　农历三月初三，与老同学结伴参加景宁畲族风情旅游文化节。地处浙南山区的景宁县是我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素称“中国畲乡”。在畲乡，我们亲身感受到了畲民的热情好客。
　　畲族，为中国南方游耕民族。早在一千多年前，畲民从原始居住地——广东省潮州市凤凰山四散迁徙到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份，如今大多数居住在福建、浙江山区一带。景宁畲族为唐永泰二年（766）从福建罗源迁居而来。
　　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是畲族人民的传统节日。这一天，畲民们云集宗祠，自晨至暮，对歌盘歌，并采撷乌稔树叶，取其嫩叶汁浸糯米炊制乌饭，款待宾客，以驱邪祈福，故又称“乌饭节”。“畲族三月三”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绵绵春雨中，景宁从鹤溪街道包凤村到凤凰古镇等地，处处洋溢着民族节日的欢乐气氛。沿路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古街路口游人如织。在主人的热情招待下，我们品尝了畲族的乌饭、麻糍、麦芽糖、米糕等非遗特色小吃；观看了喜庆而富有特色的畲族婚嫁表演；我们沉醉在畲乡民族风情的浓浓文化氛围之中，十分敬佩畲族民众的勤劳勇敢美丽。
　　在畲乡，结伴而行的同学问，畲族的畲字是什么意思？畲与畬是不是同一个字？这是一个与《说文解字》有关的问题。
　　“畲”字来源于“畬”字。畬，《说文解字》曰：“三岁治田也。《易》曰：‘不葘畬田。’从田，余声。以诸切（yú）。”就是说，畬是连续三年经过耕种的田地。
　畬是个多音字，除“三岁治田也”，读yú外，还可读shē，为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的意思。这样的田地叫畲田。畲田就是新田。《尔雅·释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如《诗经·小雅·采芑》：“薄言采芑，于彼新田。”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西周史》中指出：西周时代的农田，有所谓“菑田”“新田”“畲田”的名称。他认为，杨宽先生以为“菑”是第一年初开垦的荒田，“新”是第二年刚好可用的新田，而“畬”是第三年已垦好的熟田，“较为合理”。这是很能诠释的。
　　在一些典籍中，经常发现畬与畲二字的使用很混杂，分不清楚。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畬一字二音，且字义相近，再加以田字上面的“余”与“佘”字形相似，在抄写或者刻字过程中，容易混同，致使难以分辨。这是在古籍中时有可见的现象，如《说文》：“詪，眼戾也。”“眼戾”当为“很戾”，唐写本《玉篇》“詪”注引《说文》：“很也。”显然“眼”与“很”字形相近，为手民误植。所以，畬与畲两字有时同音近义。不过，我认为，畲字与畬字应该有区别。畲的读音，与“赊账”的“赊”字相近，其偏旁亦为“佘”，为声符。“佘”还是姓，如宋朝杨家将故事中百岁佘太君挂帅的佘赛花。只是两字字形相似混杂，未能细分。可以说，畲字，从田，佘（shē）声，是个形声字，应是正字，而畬字则是畲的异体字。
　　据说，“畲”字衍化为族称，始于南宋时期。南宋诗人刘克庄《漳州谕畲》载：“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因此，有学者认为，“畲”作为族称，便以当时畲民到处开荒种地的游耕经济生活特点而被命名的。《龙泉县志》说：“（民）以畲名，其善田者也。”在众多字典中出现的如畲耕、烧畲等词都是刀耕火种等耕种形式的意思，也反映了畲民的生活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改“畬”为“畲”的族称，并将“畬族”写作“畲族”，成为法定的族称。这是很有道理的，是对少数民族的尊重。
　　畬也好，畲也罢，都与田字有关，趁此机会顺便说说田字。
　　“田”字，是个象形字。甲骨文、金文、小篆的字形相似，一块长方形的大田，其中有割成六块的，也有更多的，纵横交错，像田间小路。
　　其实，“田”字的初义为围猎，与后来的田地之“田”有异。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还没有农耕种植的概念，靠狩猎获取食物为生。狩猎时，采用割块式包围或者分片驱赶猎物，将土地划分块状，如同“田”字。后来随着采集种植的出现，先人才有了耕种田地的概念，但仍是离不开围猎时的“田”，于是在造字中将原先狩猎的“田”改为“畋”字，仍读tián。而“田”字有了“农田”的意思，如稻田、麦田等。还引申为“耕种”，如《史记·高祖本纪》：“令人得田之。”就是令人耕种之。
　　畲乡归来，给了我们美好的记忆，畲字也是非常吉祥的。我们愿畲乡幸福，畲民安康！

汉化后就成了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