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衮官居乌江尉，其母之坟冢葬于山阴狮子坞，为人所盗发。王公衮多方侦查，得悉发冢者为本村无赖嵇泗德，于是上报有司，请求严惩。按《宋刑统》之规定，“发冢开棺者，绞”，嵇当处死刑。但“有关部门”只判了嵇泗德徒刑，“黥隶他州”。王公衮闻知后，不胜悲愤，于是混入狱中，诱使狱卒饮酒大醉，然后趁机杀死嵇泗德。
这个案子显然很棘手，嵇虽按律当处死刑，但毕竟已判了徒刑；现在王公衮入狱杀之，当判何罪、当处何罚才可于国法、人情无悖？所以皇帝令给事杨椿，中书舍人张孝祥、安国详加议论并给出处理意见。
杨、张、安三人的议状写得极漂亮：
他们首先分析私人复仇行不行？复仇虽是义行，但“仇可复，则天下之人，将交仇而不止，于是圣人为法以制之”。为防备冤冤相报何时了，即控制复仇的社会成本，所以圣人（政府）一身当之，“当诛也，吾为尔诛之，当刑也，吾为尔刑之，以尔之仇，丽吾之法”。最终达到“法行则复仇之义在焉”的目的。
反观王公衮之案，王公衮之所以不在查知盗墓者后，将其杀死，就是因为“不敢以私义故乱法”。但执法者怎么是对待王公衮对他们的信任呢？重罪轻判，死罪活判，所以王公衮才最终走上了私力救济之路。
那么，对王公衮的私力救济，当如何看待及处理？“春秋之义，复仇……此贼掘冢至十数，尝败而不死，今又败焉，而又不死，则其为恶，必侈于前。”何谓春秋之义？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公衮之母，既葬而暴其骨，是僇尸也。父母之仇，孰大于是。”且就嵇泗德的人身危险性而言，他盗墓十余座，皆为“有关部门”轻纵了事，如果此次又仅是“黥隶他州”了事，法律于嵇泗德直为无物，其为恶恐更甚。所以杨椿等人讨论的结果是，“公衮复仇之义可嘉，公衮杀掘冢法应死之人为无罪”。当然杨椿等人也没有忘记故意轻纵嵇泗德发冢之罪的“有关部门”人员，强调“罚宜如律”，按《刑统》“官司出入人罪”处理。
我很喜欢这个案子的后续，王公衮被判无罪后，后来从事了立法工作——勅令所删定官。一日，他陛见宋孝宗时，孝宗很高兴地问左右，“是非手斩发冢者乎？”没过多久，王公衮即被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