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铜器包括诏版2件、货版1件、衡杆1件、环权4件。其中诏版阴刻有81字规整篆书，内容是王莽施行度量衡改革的诏书，与《汉书》“王莽传”等记载多可对应。2件诏版的文字一致。一件铜版阴刻7字篆书，为“黄金、铜泉、絮、布、帛”，其中黄金2字位于中央，其余分列4方。1件铜衡残长1.2米（按汉长约合今2.3米，残失部分应有约1.1 米），一端阴刻有篆书铭文，内容与诏版一致。4件铜权大小有别，分别有三斤、九斤、重钧卅斤、重石四钧等计量铭文，根据始建国元年等铭文可知，这批铜器的制作年代为新莽始建国元年，即公元9年，距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

保存至今的两千年前的铜器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然而，这次出土的这批文物却太稀有、太宝贵了。我们知道“东汉与西汉，中间分两段”，西汉末年，权臣王莽篡权，一度建立了新朝，史称“新莽”。

王莽称帝后进行了多项改革，包括：推行王田制，限制私有土地持有，超出部分为国有，无土地者由国家分配，一夫百亩，目的是解决西汉后期以来土地兼并严重的问题，但是完全无法执行；禁赏奴婢；推广国营事业；改革币制等。唯新朝政令繁琐，且朝令夕改，改革最终失败，导致新朝急速灭亡。

总体来说，新莽王朝有三个特点：一是存续时间很短，只有十几年；二是几乎在不停进行各种改革，令人目不暇接；三是权臣篡位，东汉建立后对其进行了全面清理，留下来的遗存不多。

因此，虽然“王莽改制”很有名，但是由于材料有限，人们对那些年发生过的事却弄不清楚。尤其是这次发现的铜诏版和权衡，可以说是很具有新莽时期改制特色的文物。此前，只在甘肃定西、合水等地出土约10件左右，且多为乡民偶然挖出，信息有缺失，资料不完整，有的连出土地点都不知道在哪，研究价值大打折扣。

而这次邾国故城的8件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出土数量和种类最多的汉代度量衡器。尤其货版，是全国范围内首次出土，前所未见。这批铜器出土层位明确，同出遗物较多，获取的资料科学完整。

“这是汉代度量衡研究一次突破性的考古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说，这批文物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经济史、制度史等问题，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此次出土的铜衡杆属于等臂铜衡，复原长度达2.3米，比上世纪初在甘肃定西秤钩驿所出长64.74厘米的衡杆长得多，无疑是一件重要的文物。”中国国家博物馆孙机表示。

有意思的是，这次的新莽文物居然是在邾国故城遗址出土的。邾国故城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地处峄山南麓，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约6平方公里，城内中部为面积近17万平米的高台，应是宫殿区所在，俗称“皇台”。

邾国是山东地区的先秦古国，活跃在春秋战国时期，关于邾国的情况，拙作《不争气的邾国：没输给敌人，先败给了自己》（《齐鲁晚报》，2016年6月12日A08版）曾有详细介绍。

根据历史记载，公元前614年邾国国君邾文公迁都于邹城邾国故城处，战国晚期，邾国被楚国所灭。不过，此后的秦汉至两晋时期，这处邾国故城一直是邹县行政中心所在地，直到北齐时，新县城才迁至现邹城市区一带，该城址逐渐废弃。

因此，邾国故城遗址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00年（公元前614—公元556年）。这处遗址自清代以来不断采集出土重要文物，但是一直没有开展正式考古发掘，2014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大学承担该城址为期十年的田野考古项目，2015年春季山东大学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

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应存在汉代官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