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产业分工的过程中，竞争与协作是并存的。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中国企业长期处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上的中低端位置。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对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的垄断，牢牢掌握了对全球高新技术产业供应链的主导权。美国商务部一纸禁令，就能使他国高新技术企业陷入“休克”，背后依托的就是这种主导权。传统观念上，我们会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各经济体在供应链上的互相依赖，这种依赖性可以确保互相的供应链安全。但是“中兴事件”告诉我们，发达国家凭借自身技术的不可替代性，能够对他国企业的供应链进行 “精准打击”。供应链上的互相依赖并不意味着供应链的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电子信息通信等高端制造业形成了全球化的供应链布局。中、美、欧等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产业链条上互相深度嵌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工协作局面。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既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因此，全球化产业分工是“中兴事件”的一个基本语境。
备受关注的“中兴事件”已过去50多天，其间各种跌宕起伏，无不牵动着国人的心。据最新消息，最终中兴以被罚10亿美元逃过生死劫。
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在关键器件和基础软件平台方面被西方国家“卡脖子”的问题暴露无遗。“中兴事件”也因此成为中国信息产业界，尤其是半导体和基础软件行业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实，从本质上看，“中兴事件”折射的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供应链安全问题。
那么如何建立以在掌控核心技术的前提下，建立有效全球供应链呢？我们认为应当从如下几个角度进行布局。
首先，要在全球化语境下布局中国集成电路和基础软件产业。在产业发展的路径上，中国仍然要坚持开放的政策，不能和国际供应链体系割裂，搞一套自给自足的产业链。要反对“不惜一切代价”这种违反市场规律的提法。要想在全球化语境下保证核心产业的供应链安全，我们就必须遵守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并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获得话语权和反制能力，是全球化语境下保护供应链安全的根本出路。近几年中国的国际专利授权数量明显提升、大型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这些都是在正确道路上的正确做法。尽管效果不一定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应当予以支持和坚持。
其次，政府和企业都要建立供应链安全意识。“中兴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其他行业和领域也可能存在类似的潜在危机。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未雨绸缪，尽快建立供应链安全管理机制。供应链安全的政策制定应尽早提到议事日程。企业要成立专门的部门检查自身供应链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对于供货来源单一的元器件，要尽早自主研发。与此同时，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建立整个产业的供应链安全清单，对薄弱环节加大政策和资金投入, 合理引导。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站在全行业的角度做好顶层设计，企业要有内生动力、发挥主体作用。
同时，中国作为后发新兴国家，要在增量和自身的优势上下功夫。作为后发国家，要打破先发国家的技术垄断从来都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芯片和基础软件等领域，即便是美国自身的企业也难以动摇英特尔、微软等巨头的垄断地位。ARM、安卓等新兴平台无不是抓住了新一波的移动计算浪潮才打破了x86和Windows一统天下的格局。汲取这样的经验，中国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新兴产业和垂直领域实现芯片与平台技术的突破。例如，在人工智能芯片等新兴领域，要力争在垄断巨头尚未形成的时候和国外企业开展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寒武纪、地平线等智能芯片独角兽企业就是这样的例子。在我国自身具有优势的垂直领域，则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产业规模和市场规模优势，以长板补短板。阿里巴巴、小米等公司正在开展针对自身垂直业务的平台与芯片研发，就是这种类型的例子。在新兴领域和优势领域打破国际巨头的技术垄断，乃至形成反制能力，是全球化语境下保护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供应链安全的一条重要出路。政府对于这样的发展势头应当予以鼓励、引导和支持。
全球化和自力更生看似是一对矛盾，实则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脱离了全球化，形成了闭门造车乃至闭关锁国的产业思维，自力更生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而对一个行业，如果没有自力更生，只要关键部件的核心技术掌握在他人手上，就无法保证自己的产业链安全，类似的事件就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的政府和企业要学会在全球化和自力更生之间平衡布局。利用全球化的资源为我国的自力更生提供市场和技术，同时通过全球化将我们自力更生的成果进行全球投放，实现自主创新红利的放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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