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一个人坐在咖啡馆里等另一个人。
时间是1945年2月的某一天，地点是圣日耳曼小广场边上著名的“双偶”咖啡馆（Les Deux Magots），巴黎思想的心脏，文学相遇的圣地。不远处一家小面包店前，穿着大衣西装的男男女女排起长龙，等待粮食配给。已经有戴着贝雷帽的艺术家在转角处支起画架。街头随处可见美国大兵，和向大兵兜售印着旅游纪念品的小贩——距离巴黎解放也才不过六个月。

十七年后，他穿着一身英国军官制服，坐在同一家咖啡馆。他此次法国之行的身份是战地通讯记者，为《观察者》（The Observer）和《曼彻斯特晚报》（Manchester Evening News）撰写巴黎解放的新闻报道。他要等的人正是《战斗报》的编辑。 自巴黎解放后，创刊以来一直地下发行的《战斗报》也可以公开发行了。 男人很留心法国报业的现状，在不久后《曼彻斯特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评价《战斗报》为法国左翼社会主义媒体的翘楚，在战后巴黎日益升级的审查制度中仍然能保持其犀利尖锐的批判力度。

或许更让他感兴趣的是来客本身：小他十岁，阿尔及利亚出生，关注现实，二十岁便出版小说，声名大噪。这或许就是他期盼的“一种新型记者——非常年轻、理想主义但因为报纸的地下性质而饱经磨练，完全拒绝商业化——这些人才必定会撼动战后的报业”

男人望向窗外，灵巧地卷起一支烟。出身中产阶级，他却喜欢抽一种最便宜的粗烟丝——英国的工人阶级常抽的烟。卷烟时可以看见他的两手指节上有非常模糊的蓝色圆环纹身，那是他跟随印度皇家军队驻扎缅甸时效仿当地人风貌而刺上的。离开军队后不久，他开始自由写作，“贫困”渐渐成为他的主题：无论是伦敦东区、巴黎工人区，还是内战中的西班牙。从1933年到1939年，他保持每年出一本书的速率，从家教、书店兼职、经营杂货店中挤出时间进行田野调查、写书评（甚至最讨厌的影评）以及专栏，用自由撰稿的薪水支撑自己的非虚构和虚构写作。他上一本书的法文版也即将在法国问世了，“可以跟他聊聊”，他心想。

咖啡馆里什么人都有。他沉默着感受人们的絮语，在海藻般的流动中体会词语与词语相遇、形成锁链一同前行的过程。
“在我们的时代，根本没有‘与政治无关’的事。所有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语言在走下坡路：俄语、德语、意大利语，都是独裁制度的缘故。独裁不仅仅废除思想自由，它甚至还规定你应该怎么思想，它为你创造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弄糟了语言，语言再来弄糟思想，雪球越滚越大，最后文学被埋在最底下。没法写‘与政治无关的’小说，但是用怎样的方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写得好，英语文学里面，它是头一个打通一个普通人的外表与内心的，它把知识分子和凡夫俗子之间的断带填起来了，用它五花八门的形式技巧。亨利·米勒也写得好，尤其是《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粗鄙大胆，那种绝望的情绪呼之欲出……可是《尤利西斯》太形式主义，《北回归线》因为自然主义而失去清晰的骨架。有没有一种方法，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我所要做的，一直想做的，就是让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

等人的男人心想，“如果生在和平的年代，我可能会写一些讲究辞藻的或者仅仅是描述性的书，而且很可能对我自己的政治倾向几乎毫无意识。在缅甸，我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接触到了极权主义，你对自己的政治倾向越是有明确意识，就更有可能在政治上采取行动而不牺牲自己的审美和思想上的独立完整。”

他等的这个人，尽管没来，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更有趣的男人。虽然少年时期便染上肺结核，却周身向外辐射出活力：喜欢游泳，擅长足球，乐于社交，与年长男人相处融洽，同时颇受女人欢迎。写作对他来说并不是谋生的职业，他打过不少零工，从气象学家助手到记者编辑，开生肉铺子的叔叔甚至一度想让他继承家业。
他们两人有不少共同点，比如憎恶极权主义，热心于对政治的批判，强调文学之自由，想象力之蓬勃。贫穷、疾病、极权、战争，在不同时期敲中他们心中不同部位。局外人，是他们乃至这一个时代所孕育的知识分子的身份，站得足够近，想得足够远，痛苦地分娩出文字（抽烟、咳嗽、燃烧生命），完成对时代的认识与洗涤。冷面热肠的他们不断地去碰撞啃噬一些过于冷静而坚硬的词：“极权、思想罪、老大哥”；抑或“荒谬、虚无、存在”。一个守卫世界的秩序，一个维护心灵的安宁。

这次未能兑现的相遇后不久，等人的男人终于看到自己的小说《动物庄园》出版，他在1948年写出了《一九八四》，两年后因肺病离世。未能赴约的男人在《战斗报》商业化后辞职，在1951年出版了《反抗者》文集，与好友萨特彻底决裂，被法国左翼与右翼知识分子孤立，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三年后，在一次车祸中离世。
巴黎咖啡馆里人来人往。等人的男人是乔治·奥威尔，没来的男人是阿尔贝·加缪。

文章不错。想问下楼主:你看这些字文是为了什么？貌似与就业无关。追求物质的甘饴，谁还在意那心灵的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