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蛊”，《春秋左传》有云：“皿虫为蛊，疾如蛊。”从字形及字面意思理解，“蛊毒”指的就是将“虫”装入器皿制作出的“毒物”。但与我们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不同，古人眼中的“虫”并不专指节肢动物，蛇、蟾蜍、壁虎等都可以称之为“虫”。另外，古人的医学知识杂糅了巫术成分，对“毒物”的理解也带有一种神秘主义色彩。旧时之所以恐惧蛊毒，除了因害怕毒物会破坏身体健康外，还因为蛊毒带有强烈的诅咒意味，人们相信它可以迷乱心智。
蛊毒并非苗疆所独有，在其他文化占据主导的省份，同样存在蛊毒迷信。譬如，东晋文人陶侃的《搜神后记》中就有一段和蛊毒有关的传说：“昙游道人，清苦沙门也。剡县有一家事蛊，人啖其食饮，无不吐血死。游尝诣之。主人下食，游依常咒愿。双蜈蚣，长尺余，便于盘中跳走。游便饱食而归，安然无他。”
宋人郑樵在《通志·六书略》中记载了造蛊的方法：“造蛊之法，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为蛊。”清人闵叙在《粤述》中也记载道：“蛊药两江僮妇皆能制造，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毒物于一器，听以相会，其独存者，毒之尤也。持以中人，无不立死。”这些例子说明了蛊毒迷信在中国境内流传之广。
苗疆蛊毒之所以恶名远播，和当地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中国的西南地区大部分被亚热带雨林覆盖，盛产毒蛇、毒蝎、毒蛙等危险物种，还经常爆发一些苗疆特有的热带病（比如症状恐怖的寄生虫病）。
古人有时既无法找到感染源，也无法通过药物治愈，自然很容易曲解病因。再加上西南少数民族本来就有利用“毒虫”制作毒药的传统，这就进一步勾起了人们对“下蛊”的联想，并借此编造出各类关于“苗疆蛊毒”的仪式和传说。换言之，苗人的蛊毒文化很可能并非原生，甚至可能由汉地传入。
在众多关于苗疆蛊毒的历史记载中，来自汉族的记录最多，同时也最为猎奇。清人蒋琦溥的《乾州厅志》记载：“苗妇能蛊虫杀人，名曰放草鬼。遇有仇怨嫌隙者放之，放于外则虫蛇食五体，放于内则食五脏。被放之人，或痛楚难堪，或形神萧索，或风鸣于皮肤，或气胀于胸膛，皆致人于死之术也。将死前一月，必见放蛊人之生魂，背面来送药，谓之催药。病家如不能治，不一月人即死矣。”
清人田雯的《黔书》亦载：“苗狆欲致富者，多蓄蚺虺、蜈、蟆诸毒物于罂缶中，滴其涎沫于酒食以饲人。中之者绞肠吐逆，十指皆黑，吐水不沉，嚼豆不腥，含矾不苦，是其症也。”
有趣的是，无论汉人的记载还是苗人的传说，几乎都把下蛊的嫌疑指向了女性，跟欧洲中世纪迫害女巫的文化颇为呼应。在苗族的各类“蛊事”轶闻中，“蛊女”一般残忍恶毒，经常会利用下蛊来暗害他人。但这些蛊女又常常带有容貌俏丽、能说会道、心灵手巧、擅长家务等优良品质。苗地亦有谚语云：“好花偏生悬崖上，好女偏出药（苗人一般习惯将‘放蛊’称之为‘放药’）家门。”蛊女这种表里不一的特征颇值得玩味。
事实上，今天对苗疆蛊毒文化的研究表明，虽然苗人的村落中确实存在蛊毒迷信，但并不存在规范统一的“下蛊”仪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苗族社会对蛊女的认定常常以流言的形式呈现。苗人一方面相信周围有人下蛊，一方面又认为蛊毒只有在避人耳目的前提下才能奏效。这就使得下蛊行为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证伪。
后人在调查整理苗疆蛊毒的真实事例时发现，假如哪家姑娘因貌美或家境富裕而多次拒婚，很可能会有嫉恨者散播她是蛊女的流言。在那个缺乏司法公正，秉承有罪推定的时代，这些女子假使运气不佳，难免被处以囚禁甚至死刑。今天的电影、电视剧常以苗疆蛊毒为噱头吸引观众，却不知在数百年的岁月里，它实乃是苗族美好女子的无妄之灾。

苗疆，也叫三苗国，是蚩尤的后裔，苗疆泛指云贵川和湘西、广西部分地区，历史上的改土归流就跟苗疆有关，金庸小说里面的蓝凤凰、何铁手、何红药都是苗疆女子，善于使用蛊毒，蛊毒是云南苗疆五毒教的一种毒药，苗疆以蛊毒著称，改土归流指的是元明清三朝中央政府对西南蛮荒之地的一种改当地土司制度为流官制度的政治改革，明朝初年，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和女儿阿盖公主奉旨镇守云南，元梁王本是云南王忽哥赤的后裔，云南王忽哥赤和元裕宗真金同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儿子，元梁王就以云南作为战争基地，极力拉拢当地的土酋大理总管段功并且将女儿阿盖公主下嫁段功为妻，段功企图与明将傅友德、蓝玉、沐英议和，罢兵休战，元梁王要求女儿阿盖公主用孔雀胆鸩杀夫君段功，阿盖公主不忍心毒杀段功，饮鸩毒身亡，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写下《孔雀胆》一书证明阿盖公主和段功的情比金坚、真爱永固，元末明初元梁王据守云滇，虎视西南和北方的北元太尉纳哈出、元河南王王保保（扩阔铁木尔）互为犄角之势，云南出现蒙古族不是偶然现象，元梁王死后，明廷在云南和贵州设有思州宣慰使、思南宣慰使，为安抚当地的土酋也就是土司、山官和头领，明廷将云南当地的土司奢香、刘淑贞、格宗等加以册封，以示恩宠和笼络，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秀英册封当地女土司奢香为顺德夫人、刘淑贞为明德夫人，其他云贵地区的土司、山官俱有封赐，此时又爆发一起震动西南的严重事件，明廷不得不将镇守当地的都督马烨替换，改由沐英出任黔宁王世袭云南，此事件就是马烨裸挞奢香事件，马烨在贵州任都督，结果与奢香不睦，马烨竟然判奢香裸背鞭刑，奢香的好姐妹刘淑贞不忍奢香被鞭笞，星夜兼程来到南京与明朝当局叩阍“告御状”，最终奢香经过马皇后的验伤，确认皇侄马烨的骄纵跋扈、无法无天，朱元璋忍痛将马烨处斩，遂逐步缓和西南局势，奢香回到贵州思南宣慰使后就任宣慰使，并且为了感激朱元璋的大义灭亲，奢香决定开辟龙场九驿，奢香不愧是苗疆奇女子，有胆有识，明朝中后期又发生了西南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叛乱，杨应龙与其妻田雌凤发动叛乱，被明廷获悉，一举灭掉杨应龙的土著武装，确保了西南改土归流地区的长久安宁，明末，四川石柱宣慰使马千乘的妻子秦良玉率部与明军作战，屡立战功被南明弘光帝朱由崧赐锦袍，秦良玉成为抗清的巾帼英雄。就连革命志士秋瑾也赞誉秦良玉“为马家妇共沈家女，曾有威名冠九州”。满清时期，西南改土归流趋于缓和化，乾隆时期四川懋功县爆发了大小金川之乱，金川土司莎罗奔、索诺木相继叛乱，乾隆派遣福康安、海兰察前往金川平叛，与莎罗奔的土著武装发生激战，最终莎罗奔等土司战败，福康安在四川设立阿尔古、美诺两直隶厅。后西南的改土归流最终完成。

明末，四川石柱宣慰使马千乘的妻子秦良玉率部与明军作战，屡立战功被南明弘光帝朱由崧赐锦袍，秦良玉成为抗清的巾帼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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