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场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闹剧，是什么支撑了“民科”偏执的梦？
2018年12月22日，知乎横空出现了这么一个霸气的问题。
“如果高中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会被清华北大数学系报送吗？”，提问者为知乎网友@证明。
当然，并没有人关心他能不能保送清华北大。
大家只是好奇，高中生真的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吗？
为了自证，网友@证明 很快就在2019年1月1日零点准时公布了证明过程。
这贴子一出，很快就登顶了知乎热搜首，给原本一片祥和的跨年夜多添一吃瓜去处。
而现阶段，这次事件已经定性为一场闹剧。
高中生并没证明哥德巴赫猜想，那两页纸的论文证明更是错漏百出。
事实上，在中文互联网上的每一个科学或数学的版块，不时都能看到各种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
世界级的数学难题有很多。
但相对于其他数学难题，就数哥德巴赫猜想最受民间科学家的青睐。
而这一批民间科学家，甚至还有了一个独特的称号“哥猜家”或“哥迷”。
那么问题来了，民科为何偏爱哥德巴赫猜想？
67岁老人罗仁德自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要想了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民科。
科学史学者田松，就曾为民科专门制定了一个定义。
所谓民间科学爱好者，大多学历较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无意接受科学训练。
但是他们却对科学狂热，希望一举破解某一重大科学难题，或试图推翻某重大科学理论，并致力于建立某个庞大的科学体系。
然而，他们不了解也不愿接受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畴，很难做出有意义的科学成就。
首先，哥德巴赫猜想就符合重大科学难题这一条件。
再者，哥德巴赫猜想的命题，其实只需要你具备小学数学水平，就能看得懂。
其表述是极其简单易懂：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两个素数之和。
例如，4=2+2，6=3+3，8=3+5，10=3+7...
于是，这个简单的题目，也让不少人误以为其证明也不会太难。
潘承彪与胞兄潘承洞合著《哥德巴赫猜想》，是世界上第一本全面系统论述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专著
例如，曾经一位外地老同志退休后来到北京，跟潘承彪教授说他要钻研哥德巴赫猜想。
潘承彪劝他最好还是做点别的事，他却说“别的事不太好做”。
又因为哥德巴赫猜想被称为“1+1”，这更容易引起误解。
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未受过专业数学训练的人，以为靠灵机一动就能看破其中玄机。
但从几百年的历史看来，想证明此题并非易事。
1742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就提出这一猜想了。
但他本人却无法证明，所以才写信请教赫赫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
然而，这道连小学生都能理解的题，却难倒了天下所有数学家。
到目前，这仍是世界近代三大数学难题之一，挑战着全人类的智慧极限。
1942年6月7日，哥德巴赫给欧拉的信函
不过，上个世纪70年代一位数学家却给中国人民莫大的信心与鼓舞。
这位伟大的数学家，便是大家熟悉的陈景润。
1966年，陈景润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理论。
这个结论被称为“陈氏定理”，将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在这之前，其他数学家曾从“1+n”逐渐证明到了“1+5”、“1+4”、“1+3”，这也叫筛选法。
而陈景润的“1+2”与“1+1”仅差一步之遥。只要证明了“1+1”理论，哥德巴赫猜想便可以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了。
所以，“1+1”也被称为数学皇冠上的明珠，陈景润则是那位离皇冠上明珠最近的人。
不过，陈景润被社会大众广泛熟知，倒不全是因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的巨大成就。
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普通大众获得科学发展资讯的途径非常单一。
再加上科学知识素养普遍偏低，民众也很少会去关注这生僻的数学难题。
确切来说，陈景润是因为一篇报告文学，才从此成为了当时全民的精神偶像。
1978年1月《人民文学》率先刊载了《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作者是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先生。
这篇文章，全文不过两万字，却勾勒出了一个丰满的数学家形象。
众所周知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受尽了迫害。
但疾病缠身的陈景润，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毅然选择了为科学献身，为国献身。
即便现在40多年过去了，重读此文，依然会被陈景润的传奇故事所感动。
1978 年 “科学的春天”迅即到来，励志的宣传使社会上产生了一股科学热潮。
而徐迟的报告文学 《哥德巴赫猜想》 也乘着股东风，激发出了一股强劲的能量。
《哥德巴赫猜想》一经问世，立即引起热烈的反响，各大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纷纷全文转载或连续广播。
很多人会将此文揣在兜里，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有的甚至还能全文背诵出来。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
而在科学传播的意义上，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力也超过了其他任何一部作用。
可以说，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中国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究竟什么是哥德巴赫猜想，究竟谁是陈景润。
但自那以后，陈景润也从过去默默无闻，一夜间成了家喻户晓的对象。
从此，他也化身成了科学的象征、学习的楷模，引起一代人的强烈共鸣。
“现在，离开皇冠上的明珠，只有一步之遥了。但这是最难的一步。且看明珠归于谁之手吧！”
徐迟先生《哥德巴赫猜想》一文最后，发出这样的铿锵有力感叹。
因为受到鼓舞，民间科学家爱好者也出现了大规模的井喷。
他们饱含热泪读完徐迟的报告，被陈景润的精神所感染，纷纷走上了这条攻破数学难题的独木桥。
此时，他们已顾不上自己的真实数学水平，一心只要摘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声称自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信件、电话。
但是，这一麻袋又一麻袋的稿件却错漏百出，没有一篇是对的。
其中，绝大多数错误甚至都不超出中学数学的常识范围。
因为信件实在太多了，数学所的研究人员也都有自己的研究工作，很难有时间去细细处理这些信件。
但一般情况下，研究人员都会回信告知其正确的途径是：先写成论文，再向学术期刊投稿。
然而，有的人就是不依不挠，想靠一本草稿走天下。
他们甚至不远万里，带着自己的草稿蹲守在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门口，要求专家鉴定。
这些都是徐迟和陈景润本人始料未及的。
陈景润在1988年出版的《初等数论》的前言中就发出来这样的规劝：
“一些同志企图用初等数论的方法来解决哥德巴赫猜想和费尔马大定理等难题,我认为在目前几十年内是不可能的, 所以希望青年同志们不要误入歧途, 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只用业余时间攻克数学难题，尚算一种爱好。
但有的人，却为此奉上了一生，这类例子多不胜数。
不少民科们长达几十年坚持研究，坚信自己的理论总有一天获得认可。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如未能及早醒悟，总落得穷途末路、一地鸡毛。
现已年过半百的刘汉清，就因痴迷数论，而改写了本该一片光明的前途。
1980年，刘汉清是镇上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非数学专业）的孩子。
但在大三那年，就因为读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他从此改变了志向。
从那之后，刘汉青就一头扎进了数论的海洋里，不能自拔。
就像着了魔一样，他把图书馆里所有关于数论的书籍全借来，并立志做得比陈景润好。
除了研究数论，他觉得做其他任何事情都是在浪费时间和生命。
所以，荒废自己专业、挂科、留级、肄业、拒绝工作、靠每月400元低保度日，成了他今后的生活轨迹。
2017年6月，还是在旧同学的帮助与媒体的报道下，刘汉青的生活才得以改善。
所以，也是那时他才决定调整心态，开始学习其他知识为来年再就业做准备。
当然，刘汉青这类只顾闭门造车的，已经属于温和派了。
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民科，会认为自己的郁郁不得志是科学界的打压，并擅长于制造所谓“官科”与“民科”的对立。
他们普遍表现出一种悲壮姿态，因得不到认可常常自比受迫害的哥白尼、伽利略等科学家。
在众多民科中，名气最大的莫属蒋春暄。
毕竟，他就曾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蒋春暄本是一名高级工程师，但业余喜爱数学，退休后好钻研世界级的数学难题。
他自称已创造了新的数学工具以推动数学发展，并攻克了几百个数学难题。
其中包括证明了费马大定理、哥德巴赫猜想、以及否定了黎曼猜想。
当然，这都是子虚乌有的事。
但蒋春暄本人，却极力将自己经营成在国内学术界长期受到冷遇的形象。
有不少媒体也相信了蒋春暄，为其鸣冤抱不平。
他们指责当下科学体质的不健全、抨击学术界排挤、压制业余人才。
又因蒋春暄有能力与国外取得联系，他还将一位美国物理学家桑蒂利（Ruggero Maria Santilli）的推荐语大力宣扬。
这也营造出了一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假象，以抨击国内不尊重人才的现象。
这在当时，可引起了不少的骚动与不必要的争辩，也伤害了不少人的感情。
但事实上，早在1978年科学院数学所就曾组织过关于蒋春暄费马大定理证明的研讨会。
当时，他的证明就已经被否认了。
科学院也通知了蒋春暄所在单位，应引导他不要作无谓的探索，多做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
现在我们能够看见的民科，大多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余波。
根据田松的统计，民科们的出生年龄大多为1970年以前。
在那个年代，出于“大跃进”的需要，各种挑战人类想象力的“科学奇迹”受到广泛宣传。
这些匪夷所思的事，对一代中国人的科学观念或造成不小的影响。
现在互联网的已足够发达，也有利于民科多看看最新的研究动态，走出闭塞。
不过，网络的普及，也会被一些民科的利用以宣传自己。
他们的“研究成果”虽不被科学界认可，但却也拥有着一批拥趸，徒增负面影响。
但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基础教育的加强，年轻人已很难掉进民科的陷阱里了。
2018年12月22日，知乎横空出现了这么一个霸气的问题。
“如果高中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会被清华北大数学系报送吗？”，提问者为知乎网友@证明。
当然，并没有人关心他能不能保送清华北大。
大家只是好奇，高中生真的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吗？
为了自证，网友@证明 很快就在2019年1月1日零点准时公布了证明过程。
这贴子一出，很快就登顶了知乎热搜首，给原本一片祥和的跨年夜多添一吃瓜去处。
而现阶段，这次事件已经定性为一场闹剧。
高中生并没证明哥德巴赫猜想，那两页纸的论文证明更是错漏百出。
事实上，在中文互联网上的每一个科学或数学的版块，不时都能看到各种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
世界级的数学难题有很多。
但相对于其他数学难题，就数哥德巴赫猜想最受民间科学家的青睐。
而这一批民间科学家，甚至还有了一个独特的称号“哥猜家”或“哥迷”。
那么问题来了，民科为何偏爱哥德巴赫猜想？
67岁老人罗仁德自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要想了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民科。
科学史学者田松，就曾为民科专门制定了一个定义。
所谓民间科学爱好者，大多学历较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无意接受科学训练。
但是他们却对科学狂热，希望一举破解某一重大科学难题，或试图推翻某重大科学理论，并致力于建立某个庞大的科学体系。
然而，他们不了解也不愿接受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畴，很难做出有意义的科学成就。
首先，哥德巴赫猜想就符合重大科学难题这一条件。
再者，哥德巴赫猜想的命题，其实只需要你具备小学数学水平，就能看得懂。
其表述是极其简单易懂：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两个素数之和。
例如，4=2+2，6=3+3，8=3+5，10=3+7...
于是，这个简单的题目，也让不少人误以为其证明也不会太难。
潘承彪与胞兄潘承洞合著《哥德巴赫猜想》，是世界上第一本全面系统论述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专著
例如，曾经一位外地老同志退休后来到北京，跟潘承彪教授说他要钻研哥德巴赫猜想。
潘承彪劝他最好还是做点别的事，他却说“别的事不太好做”。
又因为哥德巴赫猜想被称为“1+1”，这更容易引起误解。
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未受过专业数学训练的人，以为靠灵机一动就能看破其中玄机。
但从几百年的历史看来，想证明此题并非易事。
1742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就提出这一猜想了。
但他本人却无法证明，所以才写信请教赫赫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
然而，这道连小学生都能理解的题，却难倒了天下所有数学家。
到目前，这仍是世界近代三大数学难题之一，挑战着全人类的智慧极限。
1942年6月7日，哥德巴赫给欧拉的信函
不过，上个世纪70年代一位数学家却给中国人民莫大的信心与鼓舞。
这位伟大的数学家，便是大家熟悉的陈景润。
1966年，陈景润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理论。
这个结论被称为“陈氏定理”，将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在这之前，其他数学家曾从“1+n”逐渐证明到了“1+5”、“1+4”、“1+3”，这也叫筛选法。
而陈景润的“1+2”与“1+1”仅差一步之遥。只要证明了“1+1”理论，哥德巴赫猜想便可以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了。
所以，“1+1”也被称为数学皇冠上的明珠，陈景润则是那位离皇冠上明珠最近的人。
不过，陈景润被社会大众广泛熟知，倒不全是因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的巨大成就。
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普通大众获得科学发展资讯的途径非常单一。
再加上科学知识素养普遍偏低，民众也很少会去关注这生僻的数学难题。
确切来说，陈景润是因为一篇报告文学，才从此成为了当时全民的精神偶像。
1978年1月《人民文学》率先刊载了《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作者是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先生。
这篇文章，全文不过两万字，却勾勒出了一个丰满的数学家形象。
众所周知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受尽了迫害。
但疾病缠身的陈景润，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毅然选择了为科学献身，为国献身。
即便现在40多年过去了，重读此文，依然会被陈景润的传奇故事所感动。
1978 年 “科学的春天”迅即到来，励志的宣传使社会上产生了一股科学热潮。
而徐迟的报告文学 《哥德巴赫猜想》 也乘着股东风，激发出了一股强劲的能量。
《哥德巴赫猜想》一经问世，立即引起热烈的反响，各大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纷纷全文转载或连续广播。
很多人会将此文揣在兜里，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有的甚至还能全文背诵出来。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
而在科学传播的意义上，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力也超过了其他任何一部作用。
可以说，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中国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究竟什么是哥德巴赫猜想，究竟谁是陈景润。
但自那以后，陈景润也从过去默默无闻，一夜间成了家喻户晓的对象。
从此，他也化身成了科学的象征、学习的楷模，引起一代人的强烈共鸣。
“现在，离开皇冠上的明珠，只有一步之遥了。但这是最难的一步。且看明珠归于谁之手吧！”
徐迟先生《哥德巴赫猜想》一文最后，发出这样的铿锵有力感叹。
因为受到鼓舞，民间科学家爱好者也出现了大规模的井喷。
他们饱含热泪读完徐迟的报告，被陈景润的精神所感染，纷纷走上了这条攻破数学难题的独木桥。
此时，他们已顾不上自己的真实数学水平，一心只要摘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声称自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信件、电话。
但是，这一麻袋又一麻袋的稿件却错漏百出，没有一篇是对的。
其中，绝大多数错误甚至都不超出中学数学的常识范围。
因为信件实在太多了，数学所的研究人员也都有自己的研究工作，很难有时间去细细处理这些信件。
但一般情况下，研究人员都会回信告知其正确的途径是：先写成论文，再向学术期刊投稿。
然而，有的人就是不依不挠，想靠一本草稿走天下。
他们甚至不远万里，带着自己的草稿蹲守在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门口，要求专家鉴定。
这些都是徐迟和陈景润本人始料未及的。
陈景润在1988年出版的《初等数论》的前言中就发出来这样的规劝：
“一些同志企图用初等数论的方法来解决哥德巴赫猜想和费尔马大定理等难题,我认为在目前几十年内是不可能的, 所以希望青年同志们不要误入歧途, 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只用业余时间攻克数学难题，尚算一种爱好。
但有的人，却为此奉上了一生，这类例子多不胜数。
不少民科们长达几十年坚持研究，坚信自己的理论总有一天获得认可。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如未能及早醒悟，总落得穷途末路、一地鸡毛。
现已年过半百的刘汉清，就因痴迷数论，而改写了本该一片光明的前途。
1980年，刘汉清是镇上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非数学专业）的孩子。
但在大三那年，就因为读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他从此改变了志向。
从那之后，刘汉青就一头扎进了数论的海洋里，不能自拔。
就像着了魔一样，他把图书馆里所有关于数论的书籍全借来，并立志做得比陈景润好。
除了研究数论，他觉得做其他任何事情都是在浪费时间和生命。
所以，荒废自己专业、挂科、留级、肄业、拒绝工作、靠每月400元低保度日，成了他今后的生活轨迹。
2017年6月，还是在旧同学的帮助与媒体的报道下，刘汉青的生活才得以改善。
所以，也是那时他才决定调整心态，开始学习其他知识为来年再就业做准备。
当然，刘汉青这类只顾闭门造车的，已经属于温和派了。
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民科，会认为自己的郁郁不得志是科学界的打压，并擅长于制造所谓“官科”与“民科”的对立。
他们普遍表现出一种悲壮姿态，因得不到认可常常自比受迫害的哥白尼、伽利略等科学家。
在众多民科中，名气最大的莫属蒋春暄。
毕竟，他就曾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蒋春暄本是一名高级工程师，但业余喜爱数学，退休后好钻研世界级的数学难题。
他自称已创造了新的数学工具以推动数学发展，并攻克了几百个数学难题。
其中包括证明了费马大定理、哥德巴赫猜想、以及否定了黎曼猜想。
当然，这都是子虚乌有的事。
但蒋春暄本人，却极力将自己经营成在国内学术界长期受到冷遇的形象。
有不少媒体也相信了蒋春暄，为其鸣冤抱不平。
他们指责当下科学体质的不健全、抨击学术界排挤、压制业余人才。
又因蒋春暄有能力与国外取得联系，他还将一位美国物理学家桑蒂利（Ruggero Maria Santilli）的推荐语大力宣扬。
这也营造出了一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假象，以抨击国内不尊重人才的现象。
这在当时，可引起了不少的骚动与不必要的争辩，也伤害了不少人的感情。
但事实上，早在1978年科学院数学所就曾组织过关于蒋春暄费马大定理证明的研讨会。
当时，他的证明就已经被否认了。
科学院也通知了蒋春暄所在单位，应引导他不要作无谓的探索，多做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
现在我们能够看见的民科，大多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余波。
根据田松的统计，民科们的出生年龄大多为1970年以前。
在那个年代，出于“大跃进”的需要，各种挑战人类想象力的“科学奇迹”受到广泛宣传。
这些匪夷所思的事，对一代中国人的科学观念或造成不小的影响。
现在互联网的已足够发达，也有利于民科多看看最新的研究动态，走出闭塞。
不过，网络的普及，也会被一些民科的利用以宣传自己。
他们的“研究成果”虽不被科学界认可，但却也拥有着一批拥趸，徒增负面影响。
但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基础教育的加强，年轻人已很难掉进民科的陷阱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