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肖邦（Kate Chopin，1851-1904），美国女作家，出生于美国圣路易斯。被誉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创作的先驱之一”，评论家把凯特·肖邦的写作定义为对女性的关怀、对父权社会的抗争。
凯特·肖邦于1870年嫁给了奥斯卡·肖邦，一个棉花商。两人先是住在路易斯安那的新奥尔良，后又搬到一个大农场和讲法语的阿卡迪亚人住在一起。在1882她丈夫去世之后，肖邦与她的六个孩子返回圣路易斯。朋友们鼓励她写作。她在快四十岁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咎》。代表作《觉醒》写于1899年，但是由于小说以对通奸同情的笔调刻画女主人公“性意识”的觉醒，大胆表露她追求婚外情的爱情观，小说一出版便在美国文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震惊了全美的书评人和读者。
1899年底，她的出版商也拒绝出版她的第三本书——短篇小说集。肖邦感到自己在文学领域受到排斥，因此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作者本人也被迫停止了写作，此后几乎再也没有动笔。

凯特·肖邦一生写的作品不多，但她的作品是她一生的文字精华——有生活的辛酸，有爱情的甜蜜，有情欲的释放也有保守的禁锢，有歧视也有博爱，有虚伪也有虔诚，有伟大也有渺小，有和平也有战争，有背叛也有忠诚。
用不着继续唠唠叨叨的说她的小说是多么精妙，她有一篇著名的短篇《一小时的故事》，附上，请欣赏。

一小时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马拉德夫人的心脏有毛病，所以在把她丈夫的死讯告诉她时是非常注意方式方法的。是她的姐姐朱赛芬告诉她的，话都没说成句，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地暗示着。她丈夫的朋友理查德也在她身边。
要是别的妇女遇到这种情况，一定是手足无措，无法接受现实，她可不是这样。她立刻一下子倒在姐姐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当暴风雨般的悲伤逐渐减弱时，她就独自走向自己的房里，不要人跟着她。
正对着打开的窗户，放着一把舒适、宽大的安乐椅。全身的精疲力竭，似乎已浸透到她的心灵深处，她一屁股坐了下来。
她能看到房前场地上洋溢着初春活力的轻轻摇曳着的树梢。空气里充满了阵雨的芳香。下面街上有个小贩在吆喝着他的货色。远处传来了什么人的微弱歌声；屋檐下，数不清的麻雀在嘁嘁喳喳地叫。对着她的窗的正西方，相逢又相重的朵朵行云之间露出了这儿一片、那儿一片的蓝天。
她坐在那里，头靠着软垫，一动也不动，嗓子眼里偶而啜泣一两声。她还年轻，美丽，沉着的面孔出现的线条，说明了一种相当的抑制能力。可是，这会儿她两眼只是呆滞地凝视着远方的一片蓝天，从她的眼光看来她不是在沉思，而像是在理智地思考什么问题，却又尚未做出决定。什么东西正向她走来，她等待着，又有点害怕。那是什么呢？她不知道，太微妙难解了,可是能感觉得出来。这会儿，她的胸口激动地起伏着。她开始认出来那正向她逼近、就要占有她的东西，她挣扎着决心把它打回去——可是她的意志就像她那白皙纤弱的双手一样软弱无力。当她放松自己时，从微弱的嘴唇间溜出了悄悄的声音。她一遍又一遍地低声悄语：“自由了，自由了，自由了！”她的目光明亮而锋利，她的脉搏加快了，循环中的血液使她全身感到温暖、松快。
她知道，等她见到死者那张一向含情脉脉地望着她、如今已是僵硬、灰暗、毫无生气的脸庞时，她还是会哭的。不过她透过那痛苦的时刻看到，来日方长的岁月可就完全属于她了。她张开双臂欢迎这岁月的到来。在那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没有人会替她做主；她将独立生活。再不会有强烈的意志而迫使她屈从了，多古怪，居然有人相信，盲目而执拗地相信，自己有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在她目前心智特别清明的一刻里，她看清楚：促成这种行为的动机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出于恶意，这种行为本身都是有罪的。
当然，她是爱过他的——有时候是爱他的，但经常是不爱他的。那又有什么关系！有了独立的意志，爱情这未有答案的神秘事物，又算得了什么呢！“自由了！身心自由了！”她悄悄低语。
朱赛芬跪在关着的门外，苦苦哀求让她进去。“露易丝，你干什么哪？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开开门吧！”“去吧，我没事。”她正透过那扇开着的窗子畅饮那真正的长生不老药呢，在纵情地幻想未来的自由美好岁月，春天，还有夏天以及所有各种时光都将为她自己所有。她终于站了起来，在她姐姐的强求下，打开了门。她眼睛里充满了胜利的激情，搂着姐姐的腰，一齐下楼去了。
有人在用弹簧锁钥匙开大门。进来的是布兰特雷•马拉德，略显旅途劳顿，但泰然自若地提着他的大旅行包和伞。他不但没有在发生事故的地方呆过，而且连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他站在那儿，大为吃惊地听见了朱赛芬刺耳的尖叫声；看见了理查德急忙在他妻子面前遮挡着他的快速动作。不过，理查德已经太晚了。
医生来后，他们说她是死于心脏病——说她是因为极度高兴致死的。

是啊，没有比阅读更令人开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