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经常想，是一连串奇异的际遇导致了我与本时代最独特、最优秀的一位人物的长期关系。如果我有哲学家那样的头脑，就会怀疑我们每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命运；或者，我们能不能预见当时看似完全微不足道的行为，会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
譬如，最初是我表哥亚瑟推荐我到诺桑伯兰第五明火枪团担任外科助理医生的，他认为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历练，然而他不可能预见，一个月后我就被派往阿富汗。那个时候，后来被称为第二次英国-阿富汗战争的冲突还没有开始。在迈万德，那个回教徒士兵用手指一扣扳机，把一颗子弹射进了我的肩膀。当天有九百个英国人和印度人丧命，他无疑希望我也是其中之一。但他的子弹射偏了，我虽然身负重伤，却被我忠实而善良的勤务兵杰克?穆里所救，他背着我穿越两英里的敌占区，返回英军阵地。
当年九月，穆里死于坎大哈，他永远不会知道我被遣送回家，在伦敦社会的边缘虚度了几个月——算是对他聊表敬意。之后，我曾认真考虑过搬到南海岸去，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形势严酷，我很快感到手头拮据,而且有人提出海风有益于我的健康。不过，在伦敦选择较为便宜的住房，似乎更值得考虑，我几乎已经租下尤斯顿路一位股票经纪人的公寓。面谈不太顺利，紧接着，我做出了决定，地点是黑斯廷斯，也许不如布莱顿那样舒适宜人，但价格便宜一半。我收拾好个人物品，准备搬过去。
然而，亨利?斯坦弗出现了，他跟我关系并不密切，只是一个熟人，在圣巴特成衣店当过我的服装师。如果他前一天没有喝酒喝到深夜，就不会头疼；如果他不头疼，那天就不会请假，不去他化学实验室上班。他在皮卡迪利广场溜达，决定到摄政街的亚瑟?利伯蒂东印度大楼去给太太买一件礼物。想起来真是匪夷所思，如果他走了另一条路，就不会碰到从基准酒吧出来的我，那样，我也就永远不会见到歇洛克?福尔摩斯。
我在别的地方曾经写过，是斯坦弗建议我跟另一个人合住，他说那人是一位分析化学家，跟他在同一家医院工作。斯坦弗把我介绍给了福尔摩斯，当时福尔摩斯正在试验一种分离血迹的办法。我们俩的第一次见面很别扭，令人感到困惑，当然也是值得纪念的……这似乎正预示着后来发生的一切。
这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我在文学方面从来没有什么抱负。真的，如果有人说我会成为一位发表作品的作家，我肯定付之一笑。但我认为，可以非常公道、毫不自夸地说，我因为记录福尔摩斯这位伟人的事迹，已经变得颇有名气。我被邀请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中他的追悼会上讲话。这让我感到不小的荣耀，但我婉言拒绝了这份邀请。福尔摩斯生前经常嘲笑我的写作风格。我忍不住想，如果我站在讲道坛上，会感到他站在我身后，从另一个世界轻声取笑我所说的话。
他总是坚信我夸大了他的才华和他卓越大脑的非凡智慧。我的叙述方式是把结论放到最后，对此他大加嘲笑，发誓说他在一开始就推断出来了案情。他不止一次指责我是庸俗的浪漫主义，认为我比街头的三流作家强不了多少。总的来说，我认为他有失公允。我认识福尔摩斯这么长时间，从没看见他读过一篇虚构作品——除了最糟糕的滥情文学——虽然我不敢夸耀自己的描写能力，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的文字表达了它们所要表达的意思，换了他本人也不可能做得更好。确实，当福尔摩斯终于拿起纸笔，用他的话说，开始描述哥德弗莱?埃姆斯沃斯的那桩奇案时，他自己也差不多承认了这点。这个故事后来取名为《皮肤变白的军人》，其实我认为这个题目是有缺陷的，“变白”用来形容一颗放久了的果仁肯定会更加合适。
我说过，我在文学方面的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承认，但那绝对不是关键所在。经过我刚才讲述的这些曲折经历，上天选择了我把这位世界顶级侦探大师的成就公布于众，向热情的读者呈现六十多桩神奇案例。然而，对我更有价值的，则是我跟这个伟人长久不衰的友谊。
就在一年前，福尔摩斯在当斯街的家中被发现已经死去，那颗杰出的大脑永远沉默了。噩耗传来，我意识到自己不仅失去了最亲密的同伴和朋友，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说，失去了生活的理由。两次婚姻，三个孩子，七个孙儿，医学事业有成，一九○八年还获得了爱德华七世陛下亲自颁发的功绩勋章，换了任何人都会认为成就非凡。但我不这么想。我至今仍在怀念他，有时梦中醒来，似乎又听见了那句熟悉的话：“好戏开场了，华生！”这只会让我想到，我再也不能握着那把值得信赖的佩枪，一头钻进贝克街黑暗朦胧的缭绕迷雾里。我经常想，福尔摩斯就在我们都要前往的黑暗王国中等着我，说实在的，我也渴望去找他。我很孤单。旧伤一直折磨着我，欧洲大陆爆发了一场可怕但毫无意义的战争，我发现自己再也不能理解我生存的这个世界。
那么，我为何还要最后一次拿起笔，重提那些最好被遗忘的旧事呢？也许我的理由是自私的。也许，就像许多生命即将完结的老人一样，我在寻找某种慰藉。照顾我的护士对我说，写作也是一种疗法，能防止我陷入那时时袭来的抑郁情绪。然而，还有另外的原因。
“戴圆帽的男人”和“丝之屋”从某些方面来说，是歇洛克?福尔摩斯生涯中最耸人听闻的两个案子，但是当时我不能把它们讲出来，其中的原因读者很快就会知道。这两个案子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很难分开。我一直渴望把它们记录下来，完成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这点上我就像化学家在寻找一个公式；或像一位珍稀邮票收藏家，知道还有两三张珍品没有到手，因而总是对自己的藏品不能满意。我无**制自己。必须把它们写下来。
以前我不能写——不仅是因为众人皆知福尔摩斯一向讨厌宣传自己，而且还因为我即将描述的事情实在太诡异、太令人震惊，几乎无法见诸文字。今天仍是这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会使整个社会震惊。我不敢冒这样的风险，特别是在眼下的战争时期。完稿之后——倘若我有足够的精力完成此事——我要把这份手稿包裹起来，送到查林十字街考克斯联合公司的保险库里，那里还存放着我的另外一些私人文件。我会留下指示：一百年内不得打开包裹。很难想象到了那时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人类会有怎样的发展。也许将来的读者跟我们时代的读者相比，对丑闻和腐败更加习以为常。我要把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最后一幅肖像遗留给他们，那是一番从未有人目睹过的景象。
我已经在我自己的顾虑上浪费了太多精力。我早就应该打开贝克街221B号的门，走进那个许多神奇案件开始侦破的房间。我看见了窗户后面的灯光和那十七级台阶正在召唤街上的我。它们看上去多么遥远，我已经多久没有去过那里了。是的。我看见了他，手里拿着烟斗。他转向我，脸上露出笑意：“好戏开场了……”

“您的搭档是芬奇先生？”
“托比亚斯?芬奇比我年长许多，但我们是平等的合伙人。要说我们之间有什么分歧，就是他比我更加谨慎和保守。譬如，我对欧洲大陆的一些新作品有浓厚的兴趣。我指的是被称为‘印象派’的那些画家，如莫奈和德加。就在一星期前，我得到一幅毕沙罗的海景作品，我认为非常漂亮，色彩丰富。然而我的合伙人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坚称这样的作品只是一片模糊的色团。确实，有些景物近距离看很难分辨。我设法说服他，让他明白自己没有抓住关键。不过，我不想高谈阔论艺术，让两位绅士厌烦。我们是一家传统画廊，应该，至少目前，保持着我们的风格。”
福尔摩斯点点头，说：“请继续。”
“福尔摩斯先生，两个星期前，我意识到自己受到监视。我的家宅名叫‘山间城堡’，坐落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一侧，不远处的小路尽头是一片救济房屋，那就是离我们最近的邻居。家宅周围是一片公共用地，从我们家的更衣室能看到村里的绿地。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我在更衣室里，突然意识到有个男人抱着双臂、叉着双腿站在那里——他一动不动，很是反常，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离我太远，看不真切，但我能看出他是个外国人。他穿着一件长长的带垫肩的男士大衣，那款式肯定不是英式的。其实，我去年去过美国，要让我来猜，我会说他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不过，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还戴着一顶帽子，一顶有时被称为奶酪刀的低顶圆帽。至于我震惊的原因，我很快就会解释。
“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这顶帽子和这个人站着的姿势。我感到惶恐不安，我敢发誓，即使是个稻草人，也不可能比他静止得更加彻底。那时候下着小雨，从公共用地刮来一阵风，但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睛盯着我的窗户。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的眼球黑亮，似乎能一直看到我的心底。我凝视了他至少一分钟，也许还要更久，然后下楼去吃早饭。不过，在开始吃饭前，我派洗碗的男孩出去看看那个人是不是还在那儿。他已经不在了。男孩回来告诉**地上没有人。”
“真是咄咄怪事。”福尔摩斯说，“但我相信，‘山间城堡’是一座漂亮的住宅，到这个国家来的游客可能觉得它值得好好观赏一番。”
“我也是这样告诉自己的。可是几天后，我第二次看见了他。这次是在伦敦。我和妻子刚从剧院出来——我们去了萨伏伊剧院——就看见他站在马路对面，还是穿着那件大衣，戴着那低顶圆帽。我本来不会注意到他的，福尔摩斯先生，可是他像上一次那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凭来来去去的人群绕过他的身边。他就像湍急水流中一块坚硬的磐石。很遗憾，我没法把他看清，他虽然选了一个路灯很亮的地方，但灯光在他脸上投下的阴影如同一道面纱。也许这正是他的意图。”
“您能肯定是同一个男人？”
“毫无疑问。”
“您妻子看见他了吗？”
“没有。我不愿意提这件事，以免让妻子受到惊吓。我们的马车等在那里，我们立刻就离开了。”
“非常有趣。”福尔摩斯说，“这个男人的行为毫无道理。他站在村庄绿地上，站在一盏路灯下。一方面，他似乎想方设法让别人看见他。另一方面，他却并没有企图接近您。”
“他接近我了。”卡斯泰尔回答，“实际上就在第二天，我回家很早。我的朋友芬奇在画廊里，把塞缪尔?司各特的一批绘画和蚀刻编入目录。他不需要我的帮助，同时我仍然为两次看见那个男人感到不安，因此快到三点钟时，我就回到了‘山间城堡’——幸亏我这么做了。那个无赖居然又来了，正朝我的前门走去。我大声喊他，他转过身看见了我，立刻拔腿朝我跑来。我以为他肯定是想来攻击我，甚至想举起手杖准备自卫。但是他并没有使用暴力。他径直走到我面前，我第一次看清了他的脸：薄薄的嘴唇，深褐色的眼睛，右边脸颊上有一道青紫色的伤疤，似乎最近中过子弹。他刚喝过酒——我能闻到他嘴里喷出的酒味儿。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一张纸条举起来，塞进了我手里。然后，没等我拦住，他就跑走了。”
“那张纸条呢？”福尔摩斯问。
“我带来了。”
画商拿出一张折了四折的方纸，递给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小心翼翼地展开。“华生，劳驾，把镜子递给我。”他说。我把放大镜递到他手里，他转向卡斯泰尔，问道：“没有信封吗？”
“没有。”
“我认为那是最关键的。不过让我们看看……”
纸上只有九个粗粗的黑体字。
圣玛丽教堂。明天。中午。
“纸是英国的，”福尔摩斯说，“虽然那位游客不是英国人。你注意到他写的是粗黑体字，华生。你认为他的目的会是什么呢？”
“掩盖字体。”我说。
“有可能。不过此人从未给卡斯泰尔先生写过信，以后或许也不会给他写，他的字体可以看作无关紧要。卡斯泰尔先生，纸条递给您的时候就是折着的吗？”
“没有。我认为没有。是事后我自己折起来的。”
“线索越来越清晰了。他所指的这所教堂，圣玛丽教堂，应该是在温布尔顿吧？”
“在暖房巷。”卡斯泰尔回答，“从我家走过去只要几分钟。”
“这个行为同样缺乏逻辑，您不认为吗？那个人想跟您说话。他把表达这一愿望的纸条递到您手里，却并没有说话。一句话也没说。”
“我猜想他希望跟我单独谈谈。过了一会儿，我妻子凯瑟琳从家里出来了。她一直站在餐厅里。餐厅朝着车道，她看见了刚才的事情。‘那是谁？’她问。
“‘不知道。’我回答。
“‘他想干吗？’”
“我把纸条拿给她看。‘肯定是想要钱，’她说，‘我刚才在窗口看见他了——一个相貌粗野的家伙。上个星期公共用地有一些吉普赛人。他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埃德蒙，你千万别去和他会面。’”
“‘你不用担心，亲爱的，’我回答，‘我并没有打算去见他。’”
“您向妻子做了保证，”福尔摩斯轻声说，“但您还是在指定时间去了教堂。”
“确实如此——我还随身带了一把左轮手枪。他不在教堂。教堂管理不善，冷得要命。我踏着青石地板徘徊了一个小时，然后就回家了。从那以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也没有再看见他，但是我怎么也没法把他从我脑海里驱赶出去。”
“您认识这个男人。”福尔摩斯说。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您说到点子上了。我相信我知道此人的底细，不过必须承认，我不知道您是怎样推理，得出这个结论的。”
“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福尔摩斯回答，“您只见过他三次。他提出见面，却没有出现。从您的描述来看，此人没有对您构成任何威胁，可是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您是因为焦虑不安才来到这里，而且您必须带着手枪才敢去见他。另外，您还没有告诉我们低顶圆帽的意义。”
“我不知道他是谁，但知道他想要什么。他竟然跟踪我到了英国，这令我震惊。”
“从美国？”
“是的。”
“卡斯泰尔先生，您的故事充满趣味，如果您的歌剧开演前还有时间，或者，如果您同意放弃序幕，我认为您应该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详细地告诉我们。您提到一年前去过美国。您就是那时候见到这个戴低顶圆帽的人的？”
“我从没见过他，但我是因为他的缘故才去那儿的。”
“你不会反对我把烟斗装满吧？不反对？那么，把我们带到过去，跟我们说说你在大西洋彼岸的经历吧。我本来以为画商不是那种给自己树敌的人。但您似乎恰恰相反。”
“确实如此。我的仇敌名叫奇兰?奥多纳胡，我真希望这辈子没听过这个名字。”
福尔摩斯伸手去拿那只装烟草的波斯拖鞋，开始填他的烟斗。与此同时，埃德蒙?卡斯泰尔深深吸了口气，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又怎么啦？”她问道，“先是警官在我的房间里打扰我，问一些荒唐的问题，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答。难道这还不够吗？难道要邀请全世界的人来侵犯我们的私人空间吗？”
“这位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伊莱扎。”卡斯泰尔结结巴巴地说，“我跟你说过，我昨天咨询过他的意见。”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他根本无能为力。肯定咨询得很不错吧，埃德蒙？没准哪天我们都会在自己的床上被人杀死。”
卡斯泰尔亲切地，同时又很焦虑地看了她一眼。“这是我姐姐伊莱扎。”他说。
“您也住在这个家里？”福尔摩斯问伊莱扎。
“是啊，我还没被赶走。”那位姐姐回答，“我住在阁楼里，不跟别人来往。大家似乎也觉得这样挺好。我住在这里，却不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他们宁可跟仆人说话，也不来搭理我。”
“你知道你这么说不公平，伊莱扎。”卡斯泰尔夫人说。
福尔摩斯转向卡斯泰尔，说：“也许您最好跟我说说，这个家里一共有多少人。”
“除了我自己和凯瑟琳，伊莱扎确实住在顶层。家里还有柯比，他是我们的门房和杂差。刚才就是他领你们进来的。他妻子是我们的管家，夫妻俩住在楼下。他们有个年轻的侄子，叫帕特里克，最近刚从爱尔兰来，在厨房里帮忙，有时出去跑跑腿。我们还有一个女帮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马夫和一个车夫，但他们住在村子里。”
“一个繁忙的大家庭。”福尔摩斯说，“不过我们刚才是要去检查保险箱的。”
伊莱扎?卡斯泰尔站在原地没动。我们其他人离开客厅，顺着走廊走进卡斯泰尔的书房。书房在房子的最后面，从这里能看见花园和一个装饰用的池塘。这是一个舒适的、设备完善的房间，除了两扇窗户之间的书桌、天鹅绒窗帘、精美的壁炉外，还有几幅风景画。从这些画鲜艳画的色彩和几乎杂乱的布局来看，我知道它们肯定属于卡斯泰尔说过的印象派。保险箱非常坚实牢固，放在一个墙角，仍然打开着。
“您发现的时候就是这样吗？”福尔摩斯问。
“警察检查过了。”卡斯泰尔回答，“但我觉得最好让它开着，等你们来了再说。”
“您做得对。”福尔摩斯说。他看了一眼保险箱，“锁似乎不是强行撬开的，说明用了钥匙。”他说。
“钥匙只有一把，我一直带在身上。”卡斯泰尔回答，“不过大约六个月前，我叫柯比又配了一把。凯瑟琳把她的首饰放在保险箱里。我不在家的时候——我仍然去参加全国各地的拍卖会，有时还去欧洲大陆——她觉得应该有一把自己的钥匙。”
卡斯泰尔夫人跟我们进了书房，此刻站在书桌旁。她把两只手攥在一起。“我把钥匙丢了。”她说。
“什么时候的事？”
“我记不太清了，福尔摩斯先生。也许是一个月前，也许更久。我和埃德蒙都已经忘记这件事了。几星期前，我想打开保险箱，却找不到钥匙。最后一次用它是在我生日的时候，也就是八月。后来就不知道它放在哪里了。我一般不是这么粗心大意的。”
“有没有可能被偷走了？”
“我把它放在床边的抽屉里，除了仆人，没有人进我的房间。据我所知，钥匙没有离开这个家。”
福尔摩斯转向卡斯泰尔，问道：“您没有更换保险箱。”
“我一直打算这么做的。可是我想，就算钥匙不知怎的掉在了花园里，甚至村子里，也不会有人知道它是开什么的。如果它还在我妻子的物品里——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更大，就不可能落到别人手里。而且，我们不能肯定打开保险箱的就是我妻子的那把钥匙。柯比可能会多配一把。”
“他在你们家多久了？”
“六年。”
“您一直没有对他不满？”
“从来没有。”
“在厨房帮忙的这个男孩，帕特里克，他怎么样？您妻子说不信任他。”
“我妻子不喜欢他，是因为他不懂礼貌，可能还有点狡猾。他来这里只有几个月，我们是因为柯比太太的请求才收留他的。柯比太太请我们帮他找工作。有她给这个男孩作担保，我没有理由认为他不诚实。”
福尔摩斯拿出他的眼镜，仔细检查保险箱，对锁给予了特别的注意。“您说有一些首饰被盗，”他说，“是您夫人的吗？”
“不是。实际上，是先母的一串蓝宝石项链。三簇蓝宝石镶嵌在黄金底座上。我认为这对那个小偷来说没有特别巨大的经济价值，但对于我的情感却弥足珍贵。先母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直到几个月前……”他说不下去了，他妻子走过去，把一只手放在他胳膊上。“出了一场事故，福尔摩斯先生。她的卧室里有一个煤气取暖器。不知怎的，火灭了，她在睡梦中被熏死了。”
“她很年迈了吗？”
“六十九岁。她平常睡觉总关着窗户，夏天也不例外。不然也不会死于非命。”
福尔摩斯离开保险箱，走到窗口。我也跟了过去。他查看窗台、窗格和窗框，大声说出自己观察到的东西，这是他的习惯——不完全是说给我听。“没有百叶窗，”他说道，“插销插着，离地面有一段距离。显然是从外面破窗而入。木头裂开了，这也许能解释卡斯泰尔夫人听见的声音。”他似乎在计算着什么，随后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跟那个柯比谈谈。然后我会在花园里走走，虽然我认为当地警察已经把或许可以给我提供线索的东西都破坏了。他们有没有把他们的调查方向告诉你？”
“在你们到来之前不久，雷斯垂德调查官又返回来跟我们说话。”
“什么？雷斯垂德？他刚才在这儿？”
“是的。不管您对他的看法怎样，福尔摩斯先生，我觉得他既细致深入，又很有成效。他已经查明，一个操美国口音的男人今天早晨五点钟从温布尔顿搭第一趟列车前往伦敦。从他的衣着和左脸上的那道伤疤判断，他就是我在家宅外面看见的那个人。”
“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雷斯垂德插手，您就知道他肯定会非常迅速地得出一个结论，尽管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祝您愉快，卡斯泰尔先生。很高兴认识您，卡斯泰尔夫人。走吧，华生……”
我们顺着原路，从走廊返回前门，柯比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他刚才对我们的到来似乎不太热情，这恐怕是因为他觉得我们妨碍了他井井有条地治理家务。他方下巴，瓦刀脸，看上去还是不到万不得已不愿开口说话，但至少在回答福尔摩斯的问题时比较顺从了。他说他确实在“山间城堡”待了六年。他来自巴恩斯特普尔，妻子是都柏林人。福尔摩斯问，他在这里的时候，房屋有没有很大的变化。
“哦，有的，先生。”他回答道，“卡斯泰尔老夫人很坚持她自己的习惯。如果有什么不合她的意，她肯定会让你知道。新来的卡斯泰尔夫人却完全不一样。她性情非常随和。我妻子认为她就像一股新鲜空气。”

“您不用担心，芬奇先生。”福尔摩斯说，“这个男孩我认识。怎么了，维金斯？”
“我们找到他了，福尔摩斯先生！”维金斯兴奋地喊道，“就是您要找的那个家伙。我们亲眼看见他的，我和罗斯。当时我们正要走进伦敦桥巷的那家德国店——罗斯知道那家店，他经常在那里进进出出——店门突然打开，他出来了。再清楚不过了，脸上一道伤疤。”男孩在自己的面颊上比画了一下，接着说，“是我看见他的，不是罗斯。”
“他现在人呢？”福尔摩斯问。
“我们跟踪他进了旅馆，先生。如果我们带你们去，能每人得到一个几**？”
“如果不带我们去，当心你们的小命。”福尔摩斯回答，“其实我对你们一向是很公道的，维金斯。这你知道。告诉我，这家旅馆在哪里？”
“在伯蒙齐，先生。奥德摩尔夫人的私人旅馆。罗斯还在那儿。我把他留在那里望风，我一路猛跑，先去您的住所，又跑到这里来找您。如果那个人再出来，罗斯会盯着他去哪儿。罗斯是个新手，但是特别机灵。你们跟我一起回去吗，福尔摩斯先生？您要叫一辆出租马车吗？我也能坐在上面吗？”
“你可以跟赶车人坐在一起。”福尔摩斯转向我。我立刻发现他眉头紧锁，神色焦虑，说明他全部的心思都集中在眼前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立刻动身。”他说，“运气不错，调查对象已经在我们的掌控中。千万不能让他从我们的指缝间溜走。”
“我跟你们一起去。”卡斯泰尔大声说。
“卡斯泰尔先生，为了您自身的安全——”
“我见过这个人。是我向你们描述他的，如果有谁能保证您的这些男孩没有认错人，此人非我莫属。而且我个人也渴望看到这件事的结果，福尔摩斯先生。如果这正是我认为的那个人，他是因为我而出现的，我应该看到整个过程。”
“没有时间争论了。”福尔摩斯说，“好吧。我们三个一起出发。别再浪费丝毫时间了。”
福尔摩斯、维金斯、卡斯泰尔和我匆匆走出画廊，只留下芬奇先生呆呆地看着我们的背影。我们找到一辆出租的四轮马车，坐了上去，维金斯爬到赶车人身边，赶车人轻蔑地扫了他一眼，随即态度缓和下来，还分了点毛毯给他盖上。鞭子一响，我们上路了，似乎几匹马也感知到我们迫切的心情。天已经快黑了，随着夜幕的降临，我刚才感受到的轻松愉快已经消失殆尽，城市又一次变得冷漠而充满敌意。店主和街头艺人都已回家，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完全不同的人，衣衫褴褛的男人，艳丽俗气的女人，需要在阴影下完成他们的交易，事实上，他们的交易本身就带来了阴影。
马车载着我们驶过黑衣修士桥，凛冽的寒风像刀子一样朝我们吹来。福尔摩斯上车后一直没有说话，我觉得他似乎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有一种预感。这是他从来不肯承认的。如果我提出来，我知道他肯定会生气。他不是个占卜家！正如他有一次说的。他都是凭借智慧，凭借系统化的常识。然而我仍然意识到存在着某种无法解释的东西，甚至可以看作是超自然的力量。不管怎样，福尔摩斯知道今晚发生的事情将会提供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那之后，他的生活——我们俩的生活——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奥德摩尔夫人的私人旅馆登广告说，每星期三十先令提供一张床铺和客厅。一分价钱一分货，那地方正是这个价钱所能指望的。一座寒酸破败的房子，一侧是个小卖部，另一侧是个砖窑。这里靠近河边，空气潮湿肮脏。窗户后面亮着灯，但是玻璃上结着陈年的污垢，灯光几乎透不出来。维金斯的伙伴罗斯正等着我们，他虽然衣服里面垫着厚厚的报纸，还是冻得浑身发抖。看到福尔摩斯和卡斯泰尔从马车上下来，罗斯退后一步，我看出他好像受了很大的惊吓。他眼睛里满是惊恐，小脸在路灯的照耀下，白如死灰。可是当维金斯跳下车，一把抓住他时，似乎魔咒被打破了。
“没关系了，伙计！”维金斯喊道，“我们俩都能拿到一个几尼。福尔摩斯先生答应的。”
“告诉我，你一个人在这里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福尔摩斯说，“你们认出的那个人离开旅馆了吗？”
“这些先生是谁？”罗斯先指指卡斯泰尔，又指指我，“是探子吗？是警察吗？他们上这儿来做什么？”
“放心吧，罗斯。”我说，“你不用担心。我是约翰?华生，是个医生。你今天早晨到贝克街的时候看见过我。这位是卡斯泰尔先生，他在阿比马尔街上开一家画廊。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阿比马尔街——在富人住宅区？”男孩冷得要命，牙齿不停地打战。伦敦街头的流浪儿肯定对冬天已经习惯，但是他独自在这里站了至少两个小时呢。
“你看见什么了？”福尔摩斯问。
“什么也没看见。”罗斯回答。他的声音变了。从他的神情看，几乎可以推断他在刻意隐藏什么。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这些孩子都已过早地超越了他们幼小的年纪，进入成年。“我一直在这里，等你们。他没有出来。也没有人进去。真冷啊，冷到我的骨头缝里去了。”
“这是我答应给你的钱——还有你，维金斯。”福尔摩斯把钱付给两个男孩，“好了，回家去吧。今晚你们已经做了不少事。”男孩接过硬币，一起跑走了，罗斯还回头看了我们最后一眼。“我建议我们到旅馆里去面对这个人。”福尔摩斯接着说道，“上帝作证，这个地方我一分钟都不愿多待。那个男孩，华生。你有没有觉得他在遮遮掩掩？”
“他肯定有什么事情不想告诉我们。”我表示同意。
“但愿他没有什么背叛我们的行为。卡斯泰尔先生，请往后站站。我们的目标不太可能有暴力举动，但我们来这里是毫无准备的。华生医生那把可信赖的佩枪，肯定用布包着，躺在肯辛顿的某个抽屉里睡大觉呢。我身上也没带着武器。只能靠我们的智慧保住性命了。来吧！”
我们三个走进旅馆。上了几级台阶，来到前门。进门后是一个公共门厅，没有地毯，灯光微弱，旁边有一间小办公室。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人坐在里面的一张木头椅上，昏昏欲睡，看见我们，立刻惊醒过来。“先生们，上帝保佑你们，”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们提供上好的单人床，五先令一晚——”
“我们不是来住宿的。”福尔摩斯回答，“我们在追查一个最近刚从美国来的男人。他一侧面颊上有一道近期留下的伤疤。事情非常紧急，如果你不想给自己惹上官司的话，请告诉我们在哪里能找到他。”
旅馆伙计不愿意惹麻烦。“这里只有一个美国人，”他说，“你说的肯定是纽约来的哈里森先生。他的房间在这层的过道尽头。他不久前刚进来，我没有听见一点声音，估计他肯定在睡觉呢。”
“房间号是多少？”福尔摩斯问。
“六号。”
我们立刻往里走。穿过一道空荡荡的走廊，两边的房门互相挨得很近，里面的房间肯定比壁橱大不了多少。煤气灯开得很小，我们几乎是在黑暗中摸索着往前走。六号房间确实在走廊尽头。福尔摩斯举起拳头，准备敲门，接着退后一步，唇间倒抽了一口冷气。我低头一看，一缕液体，在昏暗的光线中几乎呈黑色，从门缝底下流淌出来，在壁脚板边聚成小小的一汪。我听见卡斯泰尔惊叫了一声，并看见他双手捂住眼睛，往后退缩。旅馆伙计在走廊那头看着我们，就好像他知道会发生这种恐怖的事。
福尔摩斯推了推门。没有推开。他没有说话，用肩膀使劲去撞门。本来就不结实的锁被撞碎了。卡斯泰尔留在走廊上。我们俩走进屋里，立刻看到我曾经以为区区不足挂齿的一桩案子已经恶化。窗户开着，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我们追查的那个人蜷着身子，脖子上插着一把刀。

“亲爱的，”我们的东道主大声喊道，“这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和华生医生。他们有事来请我们帮忙。先生们，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我的妻子乔安娜。”
我刚才没有注意到那个女人，她坐在房间最阴暗的墙角的一把扶手椅里，正在读一本摊放在膝头的几百页的厚书。如果这就是菲茨西蒙斯夫人，那么这真是一对非常古怪的夫妇。她个头高得惊人，而且我认为她的年龄比丈夫还大几岁。她一袭黑衣，式样古老的缎子连衣裙，领口高高地围住脖子，袖子紧紧地箍住手臂，肩膀上挂着珠缀的饰带。她的头发在脑后绾成一个结，十根手指又细又长。如果我是个小男孩，可能会觉得她像个巫婆。是的，望着这两个人，我产生了一种或许很不应该的想法，我认为我能够理解罗斯为什么要逃跑了。我若是处于他的位置，很可能也会那么做的。
“你们喝点茶吗？”女人问道。她的声音跟她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纤细，语音语调却很考究。
“不给您添麻烦了。”福尔摩斯回答，“您也知道，我们来这里是有一件紧急的事情。我们在找一个男孩，一个街头流浪儿，只知道他的名字叫罗斯。”
“罗斯？罗斯？”牧师在脑海里搜寻，“啊，想起来了！可怜的小罗斯！我们有好一阵没见到他了，福尔摩斯先生。他因为生活非常困难来到我们学校，这里的许多孩子都是这样。罗斯在这里并没有待多久。”
“他是个讨厌的、很难管教的孩子。”他妻子插嘴道，“从不遵守纪律。他妨碍了其他孩子，而且屡教不改。”
“亲爱的，你言重了，言重了。不过这是事实，福尔摩斯先生，罗斯对我们试图给予他的帮助从不感激，不肯适应我们这里的规矩。他在这里只待了几个月就逃走了。那是去年夏天……七月或八月。我要查查记录才能确定。我可以问一句吗，你们为什么要找他？希望他没有做什么坏事。”
“没有，没有。几天前的一个夜晚，他在伦敦目睹了一些事情。我只是希望了解他看到了什么。”
“听起来非常蹊跷，是不是，亲爱的？我不会再要求您说得更详细。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那就不占用你们更多的时间了。”福尔摩斯转向门口，不过又似乎立刻改变了主意，他说，“不过，在我们离开之前，您或许愿意跟我们说说您在这里的工作。乔利?格兰杰是您的产业吗？”
“不是，不是，先生。我和我妻子是受雇于伦敦儿童教养协会。”他指着靠在柱子上的一幅贵族绅士的肖像说，“这就是协会的创办人，克里斯平?奥格威尔勋爵，已经过世。他五十年前买下这片农庄，多亏他留下的遗产，我们才得以维持这个学校。这里共有三十五个孩子，都来自伦敦街头。如果不来这里，他们的未来就是摘棉花、干苦力，浪费生命。我们给他们提供食宿，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良好的基督教教育。除了阅读、写作和基础数学，男孩们还要学习鞋匠、木匠和裁缝的手艺。您大概已经注意到了那片田地。我们有一百公顷土地，平常的食物基本上都是地里生长的。此外，男孩们还学习喂猪和饲养家禽。从这里出去以后，他们许多人都会去加拿大、澳大利亚或美国，开始新的生活。我们跟许多农场主都有联系，他们会很乐意收留这些孩子，给他们一个新的起点。”
“你们有多少教师？”
“加上我妻子，只有四位。我们分工明确。您在门口遇见了沃斯珀先生。他是门房，兼教数学和阅读，我刚才好像已经说了。现在是下午课时候，沃斯珀和另一位教师正在班里上课。”
“罗斯是怎么来这里的？”
“他毫无疑问是从某个临时收容所或临时过夜处被找来的。协会有一些自愿者，他们在城里寻找，把男孩子带到我们这里。如果您需要，我可以去查一查，但是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了，恐怕也帮不了多少忙。”
“我们不能逼那些男孩留下来。”菲茨西蒙斯夫人说，“他们大部分人都愿意留在这里，长大以后自己有出息，也给学校增光。但是偶尔也会有讨厌的男孩，惹是生非，没有一丁点感激之情。”
“我们必须对每个孩子都有信心，乔安娜。”
“你就是心肠太软，查尔斯。他们是在利用你呢。”
“罗斯那个样子也不能怪他。他父亲是个屠夫，因为接触一只病羊，染上病慢慢地死去了。他母亲开始酗酒，后来也死了。有一段时间，罗斯由一位姐姐照料，但我们不知道那个姐姐后来怎样了。啊，对了！我想起来了。您问罗斯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他是因为在商店里偷东西被捕。地方法官动了恻隐之心，就把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了。”
“那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菲茨西蒙斯夫人摇着头说，“我真不敢想象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那么，您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会找到他？”
“真对不起，浪费你们的时间了，福尔摩斯先生。对于那些选择离开这里的男孩，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他们；而且说实在的，那还有什么意义呢？‘你抛弃了我，我也就离开了你。’您能不能告诉我，他究竟目睹了什么，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找到他？”
“我们认为他有危险。”
“所有这些无家可归的男孩都有危险。”菲茨西蒙斯猛地一拍巴掌，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如果你们跟他以前的几位同班同学谈谈，是不是会有帮助呢？他很可能会把瞒着我们的什么事情，告诉其中的某个同学。如果你们愿意跟我来，我就有机会带你们看看这所学校，更加详细地解释一下我们的工作。”
“您真是太热情了，菲茨西蒙斯先生。”
“不胜荣幸之至。”
我们离开书房。菲茨西蒙斯夫人没有跟我们一起走，而是仍坐在墙角的扶手椅里，埋头看那本大部头的厚书。
“请一定要原谅我的妻子。”菲茨西蒙斯牧师低声说，“你们可能认为她有些严厉，但我向你们保证，她把心思都扑在那些男孩身上了。她教他们神学，帮他们洗衣服，在他们生病的时候照料他们。”
“你们没有自己的孩子吗？”我问。
“也许我没有把意思表达清楚，华生先生。我们有三十五个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完全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亲骨肉。”
他领我们穿过我刚才注意到的那个走廊，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有一股强烈的皮革和新鲜大麻的气味。这里有八九个男孩，都干干净净，梳洗整洁，穿着围裙，对着面前摆放的鞋子，全神贯注地默默干活。我们在门口遇见的那个男人，沃斯珀先生，在一旁看管他们。我们进去时，男孩们都站起来，毕恭毕敬地沉默着。菲茨西蒙斯快活地挥挥手让他们坐下。“坐下吧，孩子们！坐下吧！这位是伦敦来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他上这儿来看望我们。要让他看看我们有多么勤劳能干。”男孩们继续干活，“一切都好吧，沃斯珀先生？”
“一切正常。先生。”
“很好！很好！”菲茨西蒙斯赞许地露出了微笑。“他们还要再干两个小时，然后休息一小时，吃茶点。八点钟结束一天的工作，祈祷，上床睡觉。”
他又走开了，两条短腿使劲摆着，带动身体向前，这次他领我们上楼，给我们看了一间宿舍。宿舍有点简朴，但是绝对干净，通风良好。床铺像军营里一样排列有序，互相间隔几英尺。我们还看了厨房、餐厅和一个工作室，最后来到一间正在上课的教室。这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房间，墙角放着一个小炉子，一面墙上挂着一块黑板，另一面墙上是刺绣的圣诗第一行经文。搁架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几本书、一把算盘和一些零散的东西——松果、岩石和动物骨头——肯定是野外实习课上采集来的。一个年轻的男人坐着，在写字帖。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好像是班长，站在那里给全班同学读一本破旧的《圣经》。十五个学生坐成三排，听得很专心。我们走进去时，男孩停住了。学生们又一次毕恭毕敬地站起来，脸色苍白、神色严肃地看着我们。
“请坐下！”牧师大声说，“威克斯先生，请原谅我们打扰了你。我刚才听见的是《约伯记》吗，哈利？‘我赤身出母腹，也必赤身归回……’”
“是的，先生。”
“很好。内容选得不错。”他示意仍然独自坐在那里的教师。这个教师大约二十八九岁，有一张奇怪的、扭曲的脸，褐色的头发蓬乱纠结，张牙舞爪地歪在脑袋一侧。“这位是罗伯特?威克斯，毕业于贝列尔学院。威克斯先生在伦敦事业有成，但是他选择到这里来一年，帮助那些不像他那么幸运的孩子们。威克斯先生，你还记得那个叫罗斯的男孩吗？”
“罗斯？他就是那个逃走的孩子。”
“这位绅士就是大名鼎鼎的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几个男孩认出他来，变得异常兴奋，“他担心罗斯惹了麻烦。”
“这不奇怪，”威克斯先生嘟囔道，“他以前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哈利，你跟他是朋友吗？”
“不是，先生。”班长回答。
“好吧，这间教室里肯定有人跟他是朋友，或许还跟他说过话，现在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他，对吗？孩子们，你们应该记得，罗斯离开这里以后，我们有过很多议论。我问过你们他可能会去哪里，你们什么也没能告诉我。现在我请求你们最后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我只是希望帮助你们的朋友。”福尔摩斯补了一句。
短暂的沉默之后，后排一个男孩举起了手。他浅黄色的头发，非常瘦弱，年纪大约是十一岁。“您就是故事里的那个人吗？”他问。
“没错。这位就是写故事的人。”我很少听见福尔摩斯以这种方式介绍我。不得不说，我听了心里十分受用，“你读过那些故事？”
“没有，先生。那里面的生词太多了。可是威克斯先生有时候会念给我们听。”
“现在必须让你们继续学习功课了。”菲茨西蒙斯说着，开始领着我们朝门口走。
可是，后排那个男孩的话还没有说完。“罗斯有个姐姐，先生。”他说。
福尔摩斯转过身，问：“她在伦敦吗？”
“我想是的。没错。罗斯有一次谈到过她。她名叫萨利。罗斯说她在一家酒馆打工，叫‘钉袋酒馆’。”
菲茨西蒙斯牧师第一次显出恼怒的样子，圆圆的面颊上绽开两团红晕。“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丹尼尔，”他说，“你为什么以前没有告诉过我？！”
“我那会儿忘记了，先生。”
“如果你当时记得，我们就能找到他，保护他，避免他陷入现在的麻烦。”
“对不起，先生。”
“好了，别再说了。走吧，福尔摩斯先生。”
我们三个人走回学校的正门。刚才福尔摩斯付钱让马车夫在门口等我们，我很高兴他还在那儿，虽然雨依然下得很大。
“您应该为这个学校感到骄傲，”福尔摩斯说，“这些男孩子们看上去那么安静和训练有素，实在令人敬佩。”
“非常感谢您的赞赏。”菲茨西蒙斯回答，他又恢复了先前那种松弛、随和的神态，“我的办法很简单，福尔摩斯先生。胡萝卜加大棒——一点儿也不夸张。男孩子行为不端，我就鞭打他们。如果他们努力用功，遵守纪律，就能得到好吃好喝。我和我妻子在这里六年了，死过两个男孩，一个是先天性心脏病，一个是肺结核。罗斯是唯一一个逃走的。如果您找到他，我相信您肯定能找到，希望您劝说他回来。这里的生活并不像这种恶劣气候里呈现的那样艰苦。阳光灿烂的时候，男孩子们可以在野外撒欢儿。乔利?格兰杰也算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呢。”
“我相信是这样。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菲茨西蒙斯先生。对面的那栋房子，也是学校的一部分吗？”
“确实如此，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刚来的时候，那是一个车厢制造厂，我们把它按自己的需要改造了，现在用于公开演出。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学校里的每个男孩都是乐队的成员？”
“你们最近有过一场演出。”
“就在两天前的晚上。您无疑注意到了许多车辙。如果您能来观看我们的下次演出，福尔摩斯先生，我将不胜荣幸——还有您，华生医生。说真的，你们会不会考虑成为学校的赞助人呢？我们在尽自己的全力，同时也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帮助。”
“我们肯定会考虑的。”我们握手告辞，“必须马上就去钉袋酒馆，华生。”刚钻进马车，福尔摩斯就说，“一秒钟也不能耽搁。”
“你真的认为……”
“那个叫丹尼尔的男孩，把他不肯告诉教师的事情告诉了我们，只因为他知道我们是谁，认为我们能救他的朋友。华生，只有这一次，我是凭直觉而不是智慧行事。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感到这样的惊惶不安？车夫，扬起鞭子来，送我们去车站！上帝保佑，但愿我们还不算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