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中华，中华文明及时的获得了这样的旷野之力。这力量来自东北，来自大兴安岭，来自一个处于原始游牧状态的民族——鲜卑。
曾经的他们在汉武帝的征伐下西迁和南移，但是这个民族的韧性，让他们在战争中脱颖而出，他们称霸北方，建立王朝，定都于今天山西大同，当时叫平城。
根据一位汉族士人的提议，正式改国号为“魏”，表明已经承接三国魏氏政权而进入中华正统，史称北魏。此后半个世纪的征战，北魏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
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后，是疆土成倍的扩张，统治范围的扩大，让北魏统治者开始思考文化问题。
汉人被战胜了，可以任意驱使，但汉人所代表的农耕文明，却不能按游牧文明的规则来任意驱使。要有效地领导农耕文明，必然要抑制豪强兼并，实行均田制、户籍制、赋税制、州郡制，而这些制度又牵动着一系列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重大改革。
要么不改，大家一起重回原始游牧，废耕为牧。要么大改，让被战胜者的文化来战胜自己，共同走向文明。

鲜卑族的智者们，勇敢而坚定的选择了后者，这条路阻力重重，自大而又脆弱的民族心理，让北魏的宫廷中掀起腥风血雨，一些汉族官员也死在这条道路上，比如崔浩。但是，天佑中华，这是我第二次感叹，也是最由衷的感叹，这条血迹斑斑的道路终于通向了一个结论:汉化！
从公元五世纪后期开始，经由冯太后，到孝文帝拓跋宏，开始实行一系列强有力的汉化措施。先在行政制度、农耕制度上动手，然后快速地把改革推向文化。
尤其是孝文帝拓跋宏一系列文化范畴的政令，这里说说主要的几条。
首先，是将都城从北方的山西大同，也就是平城，迁移到南方的洛阳，因为北方代表的是游牧式的武功，而南方代表的是农耕式的文治，最终他全面采用了汉人的社会管理模式。
其次，禁说鲜卑语言，一律改说汉话，其中允许有适应的时间，如果还是不执行，那就降职处理。
再次，放弃鲜卑民族的传统服饰，颁行按汉民族服饰制定的衣帽样式，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把自己的籍贯定为“河南洛阳”，死后葬于洛阳北边的邙山。
最后，改鲜卑部落的名号为汉语单姓。以汉族礼制改革鲜卑族的原始祭祀形式。主张鲜卑族与汉族通婚，规定由鲜卑贵族带头，与汉族士族结亲。

这样的政策还有很多……
这么多命令，出自于一个充分掌握了强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而周围并没有人威逼他这么做，这确实让人惊叹。不仅是中国，在当时的世界，这样决绝的改革家都是绝无仅有的。
来自民族内部反弹可想而知。所有的反弹都是连续且充满激情的，因为这关及民族尊严。更甚者，还会波及孝文帝的家人，如太子。然孝文帝拓跋宏对这种反弹的惩罚十分冷峻，完全不留余地。
这让我不禁想到英国诗人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作为鲜卑民族的后代，他为自己的祖先感到自豪，却又不得不由自己放弃祖先的传统。于是，他强忍痛苦和煎熬，将自己的选择贯彻到底，不容许自己和下属犹疑动摇。他冷峻又残酷惩罚着一个个反弹者，其实也在惩罚另外一个自己。
在此之前，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道武帝），曾经因为这种自我挣扎而陷入精神分裂，胡言乱语，随意杀人。这是文明与野蛮周旋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精神错乱。这样的周旋过程，在一般情况下往往会以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才走完，而他们则要把一切压缩到几十年，于是，连历史本身也晕眩了。

中华文明的公元五世纪，与孝文帝拓跋宏的生命一起结束。但是，他去世时只有……只有三十二岁！！！
这个仅仅在世界上活了三十二年的孝文帝拓跋宏，竟然做了那么多改天换地的大事，让人难以置信。他名义上五岁即位，在位二十八年，但在实际上他的祖母冯太后一直牢牢掌握着朝政。冯太后去世时，他已经二十三岁，因此，他独立施政只有九年时间。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九年！这是怎样波澜壮阔的九年！
他的果决和他的政令，也给身后带来复杂的政治乱局。然而，那一系列深刻牵动文化生态的改革都很难回头了，这是最重要的。他用九年时间把中国北方推入了一个文化拐点，而当时全中国的枢纽也正在那里。因此，他是鲜卑族历史上、北魏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帝王。
由此，他的风采被记录在历史教科书中，被一代代华夏人所记忆，我像这个伟大的文化改革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说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大汉族主义者可能又会跳出来了。因为，孝文帝拓跋宏的行动为他们又一次提供了汉文化高于一切的证据。
诚然，比起刚刚走出原始社会的鲜卑族，汉文化成熟得太多。汉人自三代以降出现过不少优秀的社会管理设计者，又有诸子百家的丰富阐释、秦汉帝国的辉煌实践，不仅有足够的资格引领一个试图在文化上快速跃进的游牧民族，且教材已经大大超重。汉族常常在被外族战胜之后却在文化上战胜了外族，也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
但是，我们在承认这一切之后也应该懂得，孝文帝的改革，并不仅仅出于对汉文化的崇尚，而且还有更现实的原因。当他的眼睛看向悬挂的地图，那辽阔的国土后，他陷入沉思，于是他开始寻找军事之外的统治资格。
在古代西方，差不多和孝文帝死于同样年纪年轻君主，马其顿帝国的创建者亚历山大大帝，他每征服一个地方，总是虔诚地匍匐在那里的神祇之前，显然他也在寻找军事之外的统治资格。
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孝文帝拓跋宏强迫自己的部下皈依汉文化，却未曾约束他们把豪迈之气带入汉文化。或者说，只有当他们充分汉化了，豪迈之气才能真正植入汉文化。

其实，“胡人”汉化的过程，也正是汉人“胡化”的过程。从北魏开始，汉人大量汲取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从大唐的乐器就可看出：胡笳、羌笛、羯鼓、龟兹琵琶……如果没有它们，大唐的宏伟交响音乐就会减损一大半。这只要看看敦煌、读读唐诗，就不难明白，汉文化即便在古代也常常是其他民族文化的受惠者，而不仅仅是施惠者。
这还只是在讲音乐。其实，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如此。由此可知，大唐，远不是仅仅中原所能造就。
更重要的，还是输入中华文化的那股豪气，略带剽悍，有点清冷，狂放粗糙，却是那么开阔、那么自由、那么放松。诸子百家在河边牛车上未曾领略过的“天苍苍，野茫茫”，变成了新的文化背景。中华文化也就像骑上了草原上奔驰的骏马，焕发新的活力。
鲁迅说“唐人大有胡气”，大抵是来自于此。
事情还不止如此。
自从孝文帝竭力推动鲜卑族和汉族通婚，一个血缘上的融合过程也全面展开了。这已经不再是文化意义上的融入，而是生命意义上水乳交融，这是人类学范畴上的宏大和声。
而这样水乳交融，也有了优秀结果，大唐皇家李氏，正是鲜卑族和汉族混血的结晶。
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都是鲜卑人。李世民的皇后也是鲜卑人。（参见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其实，隋炀帝杨广的母亲也是鲜卑人，她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亲姐妹。她们的籍贯都算是“河南洛阳”。
在前面说过，这是出于孝文帝拓跋宏的设计。至此我们不能不再一次深深佩服这位孝文帝的远见了，他以最温柔、最隐密的方式，让自己的民族参与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盛典。
一条通向大唐的路，由此近在眼前！
梦中的驼铃声带着我路过居延（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约17千米处），我听到了大唐的钟声，随着驼队缓慢的步伐一起，走向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