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与愿违的悲剧——慈善活动的一种理解
首先是效率的问题，我认为影响一个系统运作效率的有几个维度，第一是结果是否可评估；第二是是否有适当的反馈机制；第三是决策与结果的关联性；第四是面临竞争的激烈程度。
虽然我们经常觉得管治机构的效率低下，但是这个效率低下是相对而言的而不是绝对性的，管治机构的效率低下是相对于产权更明确的私有机构而言的，相对慈善组织来说管治机构的运作效率可能还要高得多。所以我认为慈善活动跟税收还是不一样的，其中最大的不一样在于执行主体的差异，慈善机构跟管治机构有不少区别，下面我用上面提到的四个维度来尝试分析区别在哪里。
管治机构的治理结果虽然不如上市公司的年报般清晰易懂，但是也会有很多诸如生活指数，购买力指数人均消费指数等等可以参考的指标，也可以从人口迁移的趋势评估到所属地区的管治效果。慈善活动要评估起来就困难多了，到底好的慈善机构应该有什么样的标准我们就很难确定，募集到最多的善款、管理费用最低、覆盖范围最大、帮助的人数最多都是可以是好机构的特质，该帮助什么样的人也是很难界定的，到底是谁最需要帮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一个学生拿到了哈佛的录取通知书但是交不起学费，另外一个学生由于没有基本的费用没法完成义务教育的课程，谁的需求更迫切一点呢？
管治机构的反馈机制是可以看到的，不但有信访调研，还有各级议会和舆论监督，就算在民高官需要滚钉板的时代你也可以清楚知道只要我滚了一次钉板就有一个机会去表达一个诉求。慈善活动就比较难搞了，你发出去一块面包，问别人要不要多一块，不要钱的当然多要，一个人人发多少面包才够，不知道；你提供一个免费庇护所，问别人要不要继续住下去，不要钱的当人继续住，住多久才合适，不知道，你做的一切事业好像都很有用但是是不是有更好的做法，不知道。
结果关联性其实跟第一个维度结果的可评估性是高度相关的，对于结果都难以评估的慈善组织来说，要把结果跟决策关联起来，也就是建立问责制度尤其困难，更重要的是由于是慈善机构，舆论跟公众对他们的要求以及监督力度也是要比管治机构宽松得多，这很大程度由于经费来源不是让人不快的强制性税收，而是来自于自愿性的捐款。从心理学来说强制征收的税收要把钱用到可见可闻的实质事务上面才算完成闭环，但是自愿购买的“自恋”从交易完成后闭环就结束了，所以公众更容易产生“他们是一片好心”这样的安慰借口。
我理解的税收就是管治机构对于公共服务的收费，而这些收费都不是白收的，都是以提供一定的服务为前提的，更重要的是不同的管辖范围的管治机构是存在竞争的，用脚投票不但对商业机构有效，对于提供公共服务的管治机构同样有效。慈善组织就不同了，有哪些知名的慈善机构我们比较容易列出来，但是哪些是优秀的慈善机构大概很难有统一的意见，所以当我们需要进行慈善活动的时候各个机构的竞争关系就显得没有那么明确了。
其次是效果的问题，慈善活动缩小贫富差距，救急济贫提高社会稳定当然是我们的美好愿景，大爱无疆发扬首善这样自恋爆炸的东西我就选择性忽略了。但是，通常但是以后都是重要了，跟管治机构不同的是对效果影响很大的一个因素不是机构的廉洁程度，当然慈善机构也有贪污腐败的情况，那是坏人做坏事的问题不是经济学关注的问题，更值得警惕的是好人办坏事这种事与愿违的情况。
慈善活动要面临的事与愿违有多，我直接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在收入再分配政策里面很重要的戴瑞德定律，最需要帮助的人根本不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以内，最能够发出声音寻求帮助的却不是最需要帮助的那一群，而很可能是一群“穷人中的中产阶级”。第二个是慈善活动造成的挤出效应，有调查认为非洲北部的粮食短缺问题很可能就是由联合国主导的粮食救助计划造成的，由于有一个近乎无限大库存的机构在免费提供粮食，任何与粮食关联的商业活动在该地区都没法进行，因为没有人能够跟免费派发商品的对手竞争，如果用反垄断的思路来看的话，这就是最可怕的掠夺性定价。但由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慈善机构都不是用商业思路构建正向循环的，任何管治或者外部环境出现变动必然会使供给产生波动，在当地已经完全没有其他机构能够提供商业性粮食供给的时候免费粮食供应发生波动，饥荒就降临了。
暂时想到就这么多，有时间想起什么再来继续补充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