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又可之《温疫论》
吴有性字又可，明未姑苏洞庭人，《明史》无传，(《四库》称“震泽”，近盛泽南浔)生卒不明，洞庭震泽都是乡镇，不是大城市，吴氏所接触当以贫民为多，其书也无达官贵人作序，可推想吴乡镇一般郎中，其著《瘟疫论》写成在崇祯壬午(1642年)祟祯在位十七年，壬午为亡国前第三年，明亡，又可当未死，其《自序》说“崇祯辛已(1641)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患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则自瘟疫流行至书完成仅一年时间，以一年的时间总结了瘟疫的治疗经验，不过明末是一个天下大乱时期，张献忠、李自成以及各地方群盗四起，大兵之后必有大疫，连年战争瘟疫流行不止一年，吴氏说辛已年恐系指最后一年，且其《自序》说“平日所用历验方法，评述于左”，平日指平素，平素则非一年，是多年的经验积累。清初郑重光说:“近世贤智之流息心观理，临症记验，萃毕世之精神，阅历久而体勘微，往往著为方论，亦实足以裨益来世，辅佐生民，此姑苏吴君温疫一书，所以美而可传也。”
吴又可生当温疫流行之时，耳所闻，目所见，身所诊，知患疫之人甚多，阖门传染死亡极多，《自序》“时师(当时指一般医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不见其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其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剂攻补失序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心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致死者，比比皆是。"“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故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伤寒与温疫均急病也"仲景“以病之少者尚谆谆告世，(吴氏尚未识仲景)至于温疫多于伤寒十倍，安忍置勿论，"“余虽固陋，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多，及其传变之体，"因此写了《温疫论》。
吴氏认为温疫与温热不同，特为辨正，在《正名》篇说:“以温瘟为两病，各指受病之源，乃指冬之伏寒，至春至夏发为温热，又以非时之气为瘟疫，果尔，又当异证异脉，不然临治之际，何以知受病之不同也。设使脉病不同，病原各异，又当另立方论治法，然则脉证治法，枝节愈繁，而正意愈乱，学者未免有多歧(义路多见《列子》多歧亡羊)之惑。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温热首尾一体，故又为热病即温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又如傜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今省文作“殳"加“疒"为疫。又如时疫时气者，因其感时行戾气所发也，因其恶厉，又谓之疫厉"。这种不把书本当作教条的精神，值得医家学习。还有一点是他治病肯负责，不为自己打算的精神，他对病人明知必死，还是治疗，说“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含药而亡。”
吴有性字又可，明未姑苏洞庭人，《明史》无传，(《四库》称“震泽”，近盛泽南浔)生卒不明，洞庭震泽都是乡镇，不是大城市，吴氏所接触当以贫民为多，其书也无达官贵人作序，可推想吴乡镇一般郎中，其著《瘟疫论》写成在崇祯壬午(1642年)祟祯在位十七年，壬午为亡国前第三年，明亡，又可当未死，其《自序》说“崇祯辛已(1641)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患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则自瘟疫流行至书完成仅一年时间，以一年的时间总结了瘟疫的治疗经验，不过明末是一个天下大乱时期，张献忠、李自成以及各地方群盗四起，大兵之后必有大疫，连年战争瘟疫流行不止一年，吴氏说辛已年恐系指最后一年，且其《自序》说“平日所用历验方法，评述于左”，平日指平素，平素则非一年，是多年的经验积累。清初郑重光说:“近世贤智之流息心观理，临症记验，萃毕世之精神，阅历久而体勘微，往往著为方论，亦实足以裨益来世，辅佐生民，此姑苏吴君温疫一书，所以美而可传也。”
吴又可生当温疫流行之时，耳所闻，目所见，身所诊，知患疫之人甚多，阖门传染死亡极多，《自序》“时师(当时指一般医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不见其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其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剂攻补失序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心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致死者，比比皆是。"“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故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伤寒与温疫均急病也"仲景“以病之少者尚谆谆告世，(吴氏尚未识仲景)至于温疫多于伤寒十倍，安忍置勿论，"“余虽固陋，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多，及其传变之体，"因此写了《温疫论》。
吴氏认为温疫与温热不同，特为辨正，在《正名》篇说:“以温瘟为两病，各指受病之源，乃指冬之伏寒，至春至夏发为温热，又以非时之气为瘟疫，果尔，又当异证异脉，不然临治之际，何以知受病之不同也。设使脉病不同，病原各异，又当另立方论治法，然则脉证治法，枝节愈繁，而正意愈乱，学者未免有多歧(义路多见《列子》多歧亡羊)之惑。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温热首尾一体，故又为热病即温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又如傜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今省文作“殳"加“疒"为疫。又如时疫时气者，因其感时行戾气所发也，因其恶厉，又谓之疫厉"。这种不把书本当作教条的精神，值得医家学习。还有一点是他治病肯负责，不为自己打算的精神，他对病人明知必死，还是治疗，说“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含药而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