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们才愿意付给我大价码。”我抓起无线电话。这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变得非常冷静：“我是345，匹科街11712号加利福尼亚第一银行刚刚发生一起案件，已处理完毕，抓获一名男性目标。请求派人协助。”
　　那一端一阵沉默：“再说一遍？”
　　好吧。我尽量保持着冷静：“我抓住了那个从银行里出来的笨蛋。”
　　又沉默了一阵，然后那边说：“你是在吓唬我吧。”
　　我听到话筒里继续传来各种警号，这时已壮起胆来的银行经理，我的委托人和刚结识的最好的朋友．刚刚从七次被劫的绝望中挣扎过来，重新爆发了对文明的希望，正急急忙忙朝四周围拢过来的人群高喊：“站远点。”此时，远处飞过来一架直升机，人们又都往空中望去。一位LAPD的警官在我们头顶上，手提着扩音筒喊到：“你怎么样？”
　　我给了他一个“OK”的手势——手指在头顶一挥——然后他就斜飞出去，那个疯狂的拉脱维亚机师是想把直升飞机就停在车坪的空场上，警报呼啸着，起码有一打来自威尔郡的孩子跟过去想看他怎样做。场面好看极了。
　　第二天早上很清闲，我那一组的人都有在清晨八点喝咖啡的习惯，他们都在等着我。而我前一天晚上一直呆在办公室里，直到深夜才算把书面报告弄完。
　　我得到了一圈掌声，他们送给我一只三尺长的手臂模型，绿色，泡沫胶制成，竖着食指，NO．1。另一件有意义的礼物是从棒球场弄来的：一只用纸板剪成的道吉狗，全身用闪亮的铝箔包裹起来，还有双份的花生果，和我最喜欢的冰麦芽乳，融化在凉滋滋的美味果泥里。
　　“我们都认为你现在春风得意，”凯乐·维侬说，“当然，如果没有我们大伙儿在就难说了！”
　　其他人都笑了。他们没有走是因为他们全在我的箝制之下。
　　“我们的长官正在华盛顿出尽风头，为什么我们却在这地狱底下做着美梦？”弗兰克，带狡黠的笑容说道。
　　“关他什么事？噢，***狗屎。”
　　这时候麦克·唐纳多正躺在椅子里，双脚撂在桌子上，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一只手扯着他亚麻色的络腮胡须，好像这样就可以把它变成灰白色。大家都围着他是很自然的，他比我大十岁，也是组里的长者和精神领袖。
　　“那么，唐纳多，”我假意问道，“卡塔尼娜岛怎么样？漂亮迷人？去海底潜泳了吗？”
　　他皱了皱鼻子，“你真走运。”
　　“你妒嫉！”
　　“你一直在等着这样一个山人头地的机会。这里没有什么公平可言。”
　　“而你和帕姆金却去看到了真正的美妙的海鱼。”
　　“如果你不是这样叽叽喳喳或许我会让你一道去的。”唐纳多懒懒的回头道。
　　“嘿，我自己也能去。”
　　“你以为抓个人就算搞到了去C—1的通行票？”
　　“我今天就可以写我的调职申请。”
　　“算了吧，孩子。丢勒·卡特尔才真的想借机调到总部去。”凯乐说。
　　丢勒·卡特尔是这个组的主管督察，并不怎么讨人喜欢。
　　“卡特尔已招到太多人的厌恶，”芭芭娜·苏立文是我们的协作员，外号“电脑”，她说道，“他们决不会把他安排到总部去。他们会让他留在这儿，直到腐烂为止。”

　　“她怎么死的？”
　　“在街上被枪杀的，是在离这儿两个街区的圣莫尼卡大街。死得很惨连手掌都被打飞了，他们把她抬进棺材的时候只好套上了白手套。”
　　“警察说什么了？”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话筒里一阵喘息和啜泣声，女人的音调变得急促起来，充满了渴望：“谁将照顾这两个孩子呢？”
　　职业反应来得最容易：“我会安排你同慈善机构联系——”
　　她打断了我：“维奥莱塔受雇的最后那位女士还欠她一笔钱，如果你能拿回那笔钱，我可以来照顾孩子们，直到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家。”
　　她说“家”的时候，带有一种亲切的信服感，就像虔诚的人们谈到上帝一样，让我感到发窘。我的家是我外祖父的，生活中缺少上帝的关照，我自己仅仅在玛丽娜·德·瑞有一个带家具的卧房。还有我的1970年造普利茅斯巴罗库塔篷车。每周有六十、一百个小时呆在局里，中午一顿便餐，每天在泳池里游一个来回。工作如此紧张，你只能寄希望于升职。最直接的途径是作特别行动处的主管助理，甚至成为特别行动处的第一个女主管，拥有一间像戴文那样舒适的办公室。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所以要求至少在五年期间你得恪尽职守，把每一部分工作都熟透，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松；不许漫无头绪，不许出错，不许发胖。
　　我必须做到这些。“我还是希望你去找社会服务机构。”
　　“不，”这个陌生人顽固地坚持己见，“那样不对。这些孩子是你的血亲。”
　　“这恐怕有点荒谬。”
　　“维奥莱塔和你父亲来自同一个村庄。”
　　“什么村？”
　　“腊帕玛。”
　　“从未听说过。”
　　“她说这是个小地方。大概离圣萨尔瓦多有一百英里，有一个黑沙滩。”
　　在父亲遗留下来的零碎中，确实有一块瓷片一样的东西，就像是被海水洗磨过的玻璃那样闪亮：“当你父亲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是在那块黑沙滩上玩耍的。”
　　这让我有点震撼。
　　“古特瑞丝夫人——很抱歉，可我还得接另一个电话。祝你好运。”
　　我挂断电话，抬头凝视着“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袖子是空的。我心里有种轻飘的感觉。
　　之后我意识这个不速之客已骚扰我很久了。芭芭娜·苏立文还有事找我哩，关于银行劫案的。
　　第三章
　　在芭芭娜·苏立文的办公室里，有一整面墙都挂满了劫犯们的照片，这是摄相机拍下来的。对那些没受过太多的训练的眼睛而言，除了性别、人种、武器型号等显而易见的特征以外，他们的样子看起来都差不多，站在那儿令人作呕，你还得克服显影剂冲鼻的味儿，那些鬼影铺天盖地向你迫来。大多数相片颗粒太粗，焦距不准，你不得不借助放大镜来寻找细节。
　　但是对于“电脑”而言，这些东西便成了家常便饭，值得仔细地咀嚼、吞咽、消化，然后变成有用的信息存贮在大脑里面以便随时取用。“电脑”常忘记了其他一切事情，包括她的个人生活。在她嫁给另一位同事之前，芭芭娜和我经常结伴到警察酒吧去作乐，她至今还能说出我每一次幽会的时间和地点，甚至还记得他们的警衔和姓名。
　　芭芭娜这次的协助任务是找出此次劫案和洛杉矶市每年发生的两千次以上的银行劫案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单独作案的劫犯会多次出手，十次或者十五次，仅仅为了不到一千美元的数目，然后消失在闹市中，或者劫犯们的乐园里，或者某个法制薄弱的地方。现在这些家伙们都难保没有卷进来，调查已经铺开，而且将进行得更加细致。我们的破案率并不高。而经常要靠“电脑”，通过对那些图片的周密分析，才找出一条破案的线索。
　　我走进办公室时，芭芭娜正在读一本《人民》杂志，封面上印着简娜·玛森的照片，一面吃着一块生日蛋糕，蛋糕好像是从谁放在午餐室里的那一大块上切下来的，涂着厚厚的巧克力、几颗山莓点缀其间。她向我推过来一只米老鼠纸盘，上面搁着选好的餐巾和一把红色的塑料餐叉。我带着我的大杯子，知道她这里总是有自己调制的新鲜的咖啡，带有桂皮香气的。
　　“我已经被简娜·玛森彻底弄栽了，”她说，眼都没抬一下，“整个世界就像坠入了一团迷雾。”
　　我看着那些乱七八糟的相片，就像对自己的家庭影集一样熟悉。在芭芭娜心里，五十或六十个或者所有她知道的影星中，只有简娜·玛森是真正不朽的。
　　“她是个瘾君子。”芭芭娜摆了摆手，她是发出内心的伤感，好像被击溃的反倒是她自己。
　　我吸了一口咖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是一个戏子，当然是要吸毒的了。”
　　“噢，说什么！简娜·玛森？整个美国女孩的偶像？你应该承认她太高雅了。”
　　她挥舞着那本杂志，我看见那张著名的黑白肖像，这是简娜·玛森不到二十岁时拍的，她那动人的颊骨似乎是在述说：“如斯图加蒂瓦的曲线一般单纯，如莫扎特的音乐一般动人心魄。”
　　芭芭娜急切地说下去：“你不记得那些精彩、感伤的老音乐片了吗？”
　　“我讨厌音乐片。”
　　“她像天使一样。她总是扮演好心肠的农家姑娘，父亲刚刚去世；或者是一个贫穷小街上精灵似的人物，刚刚有了一个天才的想法，准备推出一部歌剧作品，却发现她自己得了肺结核。但是不用担心——一个年轻英俊的医生救了她的生命，她最后成了百老汇大牌明星。”

　　我说不出话来。芭芭娜瞪着我，有些沮丧：“你是不是觉得那些掉眼泪的故事太粘乎？”
　　“是啊，机器人死了她都要伤心”。
　　“她拒绝了在《姬姬》中出演主角——这是个大错误——因为这个时候她和路易斯·约旦发生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关系。”“电脑”不停地说下去：“她的第一个惹人注目角色是《坏男人》，著名的西部电影，和约翰·维勒演对手戏。”
　　“连我都记得，他们在亚利桑那州最高的一座小山垛上作爱。我猜他们是真的干了那事。”
　　“看看这个！”芭芭娜举着杂志，手指用力像要掐住谁的脖子一样，“她成了瘾君子！就像大街上的每一个浑球。”
　　我把杂志接过来，查看了一张简娜·玛森上周拍的相片，她戴着墨镜，正要钻进一辆高级轿车，身上的亚麻套装是定做的，手里握着一大把黄玫瑰。看样子不像是在去贝蒂·福特中心的路上躲避记者，倒像是急着赶飞机去罗马。
　　芭芭娜指点着说道：“我过去常常在我的卡索尼克校服外边套上背带裙，因为简娜·玛森的这一身打扮着起来如此的性感和罗曼蒂克。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爱华滋高等学校，那时候我三岁，以后我每年都在那儿寻觅，希望她也在。她那时穿着所有舞裙中最美的舞裙，她是所有皇后的皇后。上帝，我也希望能有那么美！”
　　我像抓住了点什么东西：“三岁的时候，你什么都还记不得。”
　　“我记得。”
　　“我在五岁之前就什么也不知道。我和外祖父住在圣莫尼卡的整个时期都是一片空白。”
　　芭芭娜瞧着她的咖啡杯底露出了一丝苦笑：“你跟你的精神病医生谈过这些吗？”
　　“为什么？这很正常。”
　　但是芭芭娜的注意力又已若有所思地转到那本杂志上去了。
　　“简娜没有嫁给肯尼迪总统我真是很难过。他们可以成为这个世纪最为匹配的一对。结果错失良机。”没有停顿地，“丢勒什么时候回来？”
　　“后天吧。”
　　“那么我们可以给他准备一点特别的东西了。”
　　芭芭娜笑了。骨骼瘦小，桔红的头发滑落在肩头，冒失的鼻子，蓝眼睛，从生理上说处于高度进化状态，看起来就像个FBI，跟我一样。印有米老鼠图案的餐巾卡在她黄色羊毛衫的脖颈处。
　　她把一张监视器上拍下的相片放到我面前。
　　“这就是你那家伙。”
　　照片上那家伙戴着棒球帽，穿着两件衬衫，在加利福利亚第一银行里，正站在一个出纳员的窗口前。他没有拔枪，什么都没做，哪怕是极细小的危险动作。相片上贴着：UNSUB（不明目标）。
　　“这个也是。”
　　第二张相片上他穿着不同的衬衫，戴着另一顶棒球帽，但是同样是虚胖的脸，萎靡的眼睛。

　　“一样的M．O．（汇票），”芭芭娜继续说，一面用她的餐叉指指点点，“枪，棒球帽，完全相同的要求：‘给我百元钞，不许染色。’”
　　第二张相片上贴着：“UNSUB，西部银行，库尔文城市分行，1984。”我非常吃惊。
　　“你怎么做到的？”
　　“维他命A。”
　　“你怎么记得？你在玩什么花样？”
　　“当然有诀窍。”
　　她突然站起来，把我们盘子扫进垃圾篓，然后转向我，双手抱在胸前。
　　“那时我还是个新手，丢勒·卡特尔经常溜过来，把我推到卷宗柜这儿靠住，然后暗示我怎样消遣那个下午。我都一笑了之，自己觉得很机敏，还说‘不想伤害他的感情’——后来有一天他把我拉到他的大腿上，那硬邦邦的玩艺儿在后面顶着，他的手也滑到了我的裙子下面。”
　　“芭芭娜！”
　　“是，是这样。我可以一枪击中那个无耻骗徒两眼之间，但是相反……我没有能够很好处理。我哭了。告诉他我有男朋友。诸如此类的谎话废话。这是一次性骚扰。”
　　她把珍珠拨来拨去。
　　“他要带我去吃午饭，我们应该讨论一下这次的事情，或者谈论一下怎样在百威利坞饭店找一处顶层套间，谈论一下摩门教男子在床上那么的出色，他们有许多高超的性技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多的妻子和孩子……但事实却是，他恨女人。”
　　我又看了看这位身着黄衫、戴着珍珠项链的、小巧的，来自芝加哥的卡索尼克校女学生，虽然充满愤怒却仍显得淑静。
　　“碰上这种事情我真替你感到难过。”
　　“我结婚之后才从丢勒·卡特尔的魔掌下解放出来。这些年来他一直以为还能在我身上占点小便宜。但是时过境迁，我一定会报复他的。”
　　“怎么做？现在才诉诸法律太晚了。”
　　“我一直在注意他，他也知道这点。你想我为什么会在银行劫案这件事上和你们合作这么久？在这个位置是最好盯住他，就像现在——你抓到的这家伙做过两起劫案，你一定会有机会升到C一1去。丢勒·卡特尔肯定会动些歪脑筋，因为你是女人你却做到了，而他却永远也升不了职。”
　　我搂住她的双肩。她是我的朋友。“不要把你的生命浪费在丢勒·卡特尔身上。”
　　“那让我得到快意。”她单薄的玫瑰色的嘴唇现出一丝僵硬的微笑。
　　“某天，”我对她说，“你来和我一起扳倒这堵墙。”
　　“上帝与你同在。”
　　三小时以后，我带着那家伙到了城市拘留中心的审讯室。他叫丹尼斯·希尔。我把他的权力告诉他，就开始问话。但他拒绝开口。他穿了件橙色外套，背后印着MDC 字样，看起来还是跟昨天一样阴郁，我捉住他那时候——一张没有刮过的、长有双下巴的脸，蓬乱的灰色头发缠结在一起，混杂着颈背上长起来的卷毛。
　　“你是个不错的银行劫犯，丹尼斯。”
　　他的眼睛注视着我。我发觉里面闪动着一丝狡黠。
　　“这不是你的第一桩买卖。你以前从来没有被抓住过，对不对？”
　　他没有回答。
　　“所以说你很不错。不是了不起。是不错。”
　　我向他出示了两张监督照片，一张是最近这次的，另一张则会把他带回从前。
　　他用那双沉重的眼睛看了看相片，又回看我。
　　“很好，丹尼斯。你还是什么都没有说，我们已捉着你两回了。”
　　我把相片装回信封。
　　“你们只是从理论上捉住过我。”
　　他的第一句话。好精明。
　　“怎么讲？”
　　“你们并不知道事情的另一半。”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
　　他把手撑在桌子上，同时把椅子向后挤了挤。我不由得一阵紧张；尽管门口就站着一个六尺四的大个儿警察。

　　丹尼斯把手指插进他油腻的头发里。
　　“你知道我从前住在哪里？”
　　“巴黎。”
　　“帕罗斯一维得斯。在一所房子里。房子那时已很值钱……也许值五十万美元。”
　　“你一定是一个比我想象中更好的抢劫犯。”
　　他摇了摇头：“我是乌格斯·埃诺航空公司的执行董事，年薪二十万美元。”
　　他很平静，似乎在等我把这些零碎拼接起来。我还记得在停车坪上，当我直接面对他时我的第一印象。他没有反抗。他似乎很狂躁……堕落……从高空坠落的边缘。
　　“是谁诱使你做那些事的呢？”我谨慎地问。
　　“除了我自己，没别人。一卷卷钞票，大堆的女人，漂亮的汽车，可爱的小马驹，全******，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你的脑袋里全塞满了这些念头。开始是变卖资产以满足这些嗜好。当你失去一切以后你变得绝望你就去抢劫银行。这很容易。所以你又干了一次。”
　　他全身一阵颤抖：“我有个儿子。他今天早晨来看过我。他仍然爱我。”
　　他咬着拇指指甲的一角。
　　“你是个聪明人，有教养，丹尼斯，为什么你不寻求一些帮助呢？”
　　“因为我爱上了柯卡因。”
　　我们坐在那里，沉默了很久。他爱上了柯卡因。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谁这样清楚、这样干脆、毫无愧疚地说出这一点。他爱柯卡因甚于爱他自己的儿子。
　　我相信我能嗅到他身上的汗水味，警察身上的汗水味，陈年积垢的砖墙上渗出的酸味等。墙后面装着数以千计的各种谋杀犯、鸡奸者、强奸犯、毒贩子、电影明星，以及小偷，他们全都会毫无自觉地告诉他们干过，无论他们干过什么，因为他们全都溺于爱中。爱使他们得到解脱，使他们感到清白。
　　我站起来：“找个速记员来，你做你的供述。”
　　“供述什么？”
　　当然，他还没有真正承认在“鸽城”做的那桩案子。但是我希望他说出来。
　　“我没有做另一桩劫案。”
　　我站在那里等了好一会儿，考虑着。也许我应该先把这家伙带到某个地方，我们达成某种妥协，再回来——
　　这时他说：“我做过六桩。”
　　第二天唐纳多请我到“波拉一波拉”吃午饭。这是大学生们经常聚会的热闹之地，女招待们穿着暴露的短裤和夏威夷衬衫。所有东西都装在塑料篮里送上来。四周很吵闹，以至我们几乎听不见对方说话。
　　“这次专门为你送行，”他说道，“马上你就要高高在上了。”
　　“我会想念你的，唐纳多。”
　　他耸耸肩，叉起一块鸡肉送进嘴里。“你早该去了。我告诉你：七年。这段时间足以耗光所有人的激情。”
　　“你认为绑架和敲诈组是我该去的地方？”

　　我以前已经问过他这问题，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只是想拖延点时间罢了。
　　“我告诉你：更小的压力；更多的案件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处理；还有，上司是个不错的家伙。”
　　我伸过手去，替他把沾在胡子上的玉米饼碎屑掸掉。
　　“没有了我你会做些什么呢？”
　　“带着淫欲疯狂追逐别的娘们。”
　　“你真的这么想？”
　　“安娜，我能像读一本书一样地读透你。”
　　“你完全能，”我对他说，“你是最适合于婚姻的男人，我知道。”
　　“尤其适合于你。”
　　我喝光了啤酒，当女招待走过来时，我另要了一杯冰茶。
　　“看看你，”我对着我的拍档嚷道，“你能不能把你的眼睛从她那该死的短裤上拿开。”
　　“它们是什么做的？我想那是鲸的表皮。”
　　咯咯地笑着：“只不过是因为我要离开你了吧。不要再装作‘你是我的全部’之类的样子。”
　　忽然间唐纳多好像对我们之间的小调情感到厌倦了。他总是这样。一会儿变得很严厉，或者抱怨他三十岁的身子，说那些工作原应该是青年人玩的游戏。事实上他有三个孩子，他的心急是系在他们身上的。在这条感情线上维系的是一个父亲的职责，常常超过了做特工的范围。他至今仍宣称在这两个部需要献身和全副精力的角色中，人们常常只可能选择做一个。你可以看到，现在疲惫的阴影笼罩了他的全身。
　　“安娜，你是个出色的特工。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嗨……”我有点局促不安，话似乎要被噎往了，但还是说了出来，“一切都是你教我的。我想这次也要特别感谢你。”
　　我们都望着别处，感到尴尬，目光捉到了吧台上方CNN的电视节目，就都盯着看，直到帐单送过来。他付了帐，我们就离开了，回办公室的途中给罗莎琳挂了个电话，下午余下的时间就在考虑，为我何以会调升到C—1，绑架和敲诈组去打一番有说服力的口饰。
　　就在我正打算离开，6点半去游泳的时候，接到了LAPD罗思警探的电话。
　　“安娜？是约翰。”
　　他等着。我也一样。
　　谨慎地，“这几天你在哪儿，约翰？”
　　“维尔希尔分局，执行组。”
　　又是沉默，我听见他紧张的呼吸，不知说什么好。
　　“你一定是个忙人。
　　“我认为你才是。”
　　“只是希望过得有点意思。”
　　我站在那里，游泳包的背后带挎在肩上，准备好走的。卷曲的电话绳已经被我拉直了，离开桌子远远的。在学校里他们教我：紧张和身体放松是同一种身体的反应。现在又听到了约翰·罗思的声音，其反应并不亚于，用他们的例子来说，一个带着滑雪面罩的人突然跳到了你眼前。
　　“我现在正在处理一桩两周前发生在圣莫卡尼大街的杀人案。一个名叫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拉丁血统女性。除了两个未成年者没有直系亲属，但是邻居说受害者跟一个叫安娜·格蕾的FBI特工有关系。”他用音乐腔补充道：“应该是你。”
　　紧张：“也许是。”
　　“所以，很对不起，这是一个不幸的电话。”
　　“用不着说对不起，我甚至不认识那个死者。”
　　电话在把我往回拽，我坐了下来，话绳松弛，游泳包也顺势滑落到地板上。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恰恰是你接手这案子。”
　　“我知道。”
　　当约翰·罗思和我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我们对彼此间那瞬息的、充满魅力的默契大为惊奇，就好像经受着从环礁湖中流出的神秘水流的冲荡，令平日的乐趣大为失色，那种欲热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我们认为我们是如此的有创意如此的和谐如此的令人心旷神怡，以至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应该制作一盘完整的录相带，或者是给艺术家做性交造型的模特；我们常常对着镜子自我陶醉，或用爱称“约翰”和“约河”彼此挑逗。

　　“破坏很大。”
　　“你知道那种感觉有点像注射。想象一下，一支铅笔尺寸的东西忽地射穿你的身体。”
　　“怎么样？”
　　“血充满胸腔，直到你不能呼吸为止。”
　　“你认为淹死在你自己的血中要花多长的时间，约翰？”
　　“几分钟，”他的回答干巴巴的，“待会儿再考虑这个问题。看看手。”
　　没有手，只有两根血桩子。
　　“他们轰掉了她的手，”他指导着，“作为对她拿走了不属于她的东西的惩罚。毒贩们总喜欢这样做。这是杀鸡给猴看。”
　　作为一个同事，两个专家，在安全的地方，跟他谈起话来就要容易得多，我也知道这往往是事情的一方面。
　　“有什么毒品的证据吗？”
　　“没有。但是，哪两个原因会导致一个妇女在大清晨五点钟外出到圣莫尼卡大街呢？交易毒品或者哄骗钱财。”
　　“典型的性别歧视的假定。”
　　“我是。”
　　“别废话。”
　　“那女人古特瑞丝和我们搭上了，发誓说受害者和在伟大的FBI的安娜·格蕾有亲戚关系，还说她还有证据。”
　　“什么样的证据？”
　　“YO no se，但在我这精密的大脑里已大致理出了一条思路：如果奥尔瓦尔多真的做了那些事，那帮坏小子就有足够的理由要她的命；如果他们知道你是个雷子……他们准***明白，这儿会有什么附带的后果。”
　　“我可要感谢他们的挂念。”
　　然后，我清楚地听见他吸了一口大麻烟，满嘴含糊道：“放松，安娜。你会高兴地知道我正全力为我们的女警官追查杀人凶手。”
　　我害怕的是什么？
　　那时约翰·罗思一直没有停止打电话给我，直到我用法令威胁他。几周以后我发现一块浸满血的止血巾挂在我的起居室门口——甚至傻子都知道这是一个信号；约翰说他已找了另一个女人。我没有直接面对他，也没有证据说是他干的，只是换了门锁并且不再约会任何男人。
　　“我为你俩感到高兴。”
　　塞纳瑞塔·奥尔瓦尔多住在北好莱坞的一幢公寓里。在这里你甚至没有办法走上阳台。不过装修倒是很地道，只需加上一个劣质熟铁的火炉和几盏西班牙式样的吊灯就可以把这个橙色的灰粉房盆子变成中美洲庄园。这种房子是典型的西海岸建筑，设计成歪歪斜斜地四边形，底层是敞门车库，每个人的窗户一打开就对着别人的窗户，中间那块空块上也是充满了各种人声的嘈杂声和回音，有人把一辆自行车插放在他的窗户和窗底下的黑色金属装饰之间，不用说这是在三楼——否则，这辆自行车早就被清洗得只剩个骷髅架了。
　　星期一早晨周围没有人。我穿过几扇扭曲了的铁门匆匆走进门廊，那儿挂着一个像是人体气管一样构造的雕塑，在我头上。没有上电梯，谁知道里面潜伏什么东西，宁愿辛苦地爬那两段铁梯。
　　房子里弥漫着一股味儿，像是大麻烟卷的喷雾或者油煎鱼。铺在脚下的地毯是巧克力色的，又薄又贱的那种；如果你没踏稳地毯，你就可能跌倒在小孩身上——有五、六个，在两个小房间里乱跑。

　　“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住这里吗？”
　　“是的。但现在是我住这里。”古特瑞丝夫人披着一件纺织粗糙的豆绿色方格呢披衣，招呼我坐到沙发上去。你会发现你现在置身于“提国那”那种十二美元一小时的野店房里。
　　“你和维奥莱塔住在一起？”
　　“不，我在楼上有一个单元。只有一间房，我打电话给房东问过我是否可以住下来。”
　　古特瑞丝夫人点燃一支香烟。她很丰满，发型很奇怪——耳鬓的头发剪得很短，头发梳得高高的，然后散落在肩上，有点头披巾的效果。穿着一件黄色的无袖上装，对她略胖的身体毫不加以掩饰，扎着皮带的短裙下露出裸着的粗壮的大腿，脚上抹着指甲油。
　　“所以维奥莱塔死后，你就占有了她的房间。”我观察着她的反应。
　　她点点头：“我立刻打了电话。很多人都想得到它。”她对自己做了一个聪明的举措感到十分满意。她是胜利者。
　　“那些是维奥莱塔的孩子？”
　　“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在别的屋里。我得靠白天照顾小孩赚点钱。以前在圣萨尔瓦多，我在一家大饭店里主管厨活。我有一间漂亮的白房子，丈夫和两个男孩——全都在战争中被杀了。”
　　“我很抱歉。”
　　“在这里我没能找到那样的工作。所以只好给有工作的父母照看孩子。”
　　他们看起来很干净、健康，一个个正在忙于玩着一些早已磨破的玩偶和缺损的积木。我开始觉得有点心酸。这时古特瑞丝夫人站起来，用西班牙语念叨着什么，从角落里我一直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摇摇晃晃的木制婴儿床上抱起了一个婴儿。
　　她在一张牌桌上给婴儿换衣服的时候，我站在原处，观察墙头那幅日本印制的火山画，一面开始猜测分析我在这里看到的这些简简单单的东西：没有吸毒者、没有掮客、没有虐待婴儿、没有惊挛。
　　古特瑞丝夫人抱着孩子靠在肩上，轻轻地拍打着。“我很高兴见到你。”她说。
　　“我来只是要告诉你不要再说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是我的堂妹。”
　　那女人把孩子放回小床，打开一个木质大衣柜的抽屉，取出一本折叠了很多页的小开本黑色《圣经》。她把缠在上面的橡皮筋拿掉，小心地套到自己手腕上以防失落，然后从书里取出一张白色的工作名片，递给我。
　　“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那是事实。”
　　卡片上用烫金的黑体字慎微地写着：联邦调查局，安娜·格蕾，特别行动处。下面附有我们维尔希尔办公室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她有一百种途径可以拿到我的名片。”
　　古特瑞丝夫人用涂成红铜色的指甲指着说：看看那一面。”
　　翻过来我看到几个字“移民和国籍管理局，北洛杉矶30O大街，213—894—2119”，是我亲手写的。
　　“当维奥莱塔第一次到这个国家时你把这个给了她。”
　　“我确实不记得了。”
　　“是七年前。”
　　古特瑞丝夫人用手按住她的胃部，一面满意地点着头一面搓揉。
　　也许是这样的，那时候我还是局里值班的生丁，一个年青的拉丁女人闯进了FBI 的摩天大楼。可能她还不会说英语（怀着天真热切的幻想的农村女孩，恭顺的，一头黑发），于是就把美国移民局的情况写给她，关心她，耐心地告诉她该到那儿去试试。那时在我面前横亘着刚到局里所遇到的那种真正的挑战，以至于我不太有心意去听去了解另一个充满困惑的移民唠唠叨叨的西班牙语，所以当她回去的时候，她的心灵早已被那将我们与公众隔开的双层防弹玻璃墙深深挫伤了。
　　名片在我手里握着就好像我真的这么干过似的。我怀疑它是否就是这样发生的，是否因为我傲慢自大使一个年轻女子选择了这条路并最终导致了那场血光之灾。
　　名片滑落进我的夹克口袋里：“我们应该是什么关系呢？”
　　“她有一次告诉我从你父亲那边算她该是你的堂妹。”
　　“我根本不知道我父亲那边的情况。”
　　“我可以告诉你。”
　　古特瑞丝夫人舔湿了手指把书页一阵乱翻。那本《圣经》搁得有一臂远，她斜着头眯逢着眼。
　　“这是维奥莱塔的母亲，该是你的姨妈吧。”快照上是一位中年妇女，独个儿站在一处简陋的地方，看起来似乎已被四周过度生长的奢华榨蚀光了。她的黑头发未经任何修饰，两眼下方都有一点黑晕，但是她笑得很温和，身上穿着黑白相间的服装，上面撒着黄色的小花点，没穿鞋，怀里抱着一个孩子。

　　“维奥莱塔在这所房子里长大。”
　　在我看起来，它倒更像是一座未完工的房屋框架，仅有些竹枝、衣服、叶子，没有屋顶和墙。另外的是些维奥莱塔兄弟们的照片——更多所谓的堂兄弟——正在剥玉米；还有一张灰暗模糊拍的是棕榈树上的一只鹦鹉，似乎被水浸过，颜色已经褪了。
　　我摇摇头。没有任何一张能让我产生点印象。
　　“警方认为维奥莱塔卷入毒品活动。”
　　“这不对。”古特瑞丝用她清澈的棕色眼睛直视我。
　　“他们认为这是她被杀的原因。”
　　“那些警察都疯了。我了解维奥莱塔，她害怕毒品。她不想让她的孩子们和毒品和黑社会一起长大。这就是为什么她要攒钱回萨尔瓦多。她是个好人。”古特瑞丝夫人一再坚持，眼睛里已装满了泪水。“她爱她的孩子。在我们国家里发生着战争。她重重跋涉到了美国，却在大街上被人打死。”
　　她拿着烟头搁到水槽流淌着的水里，“嗤”的一声灭了，然后带着一丝怒气把它扔进金属垃圾罐里。
　　“她在哪儿工作？”
　　“她给住在圣莫尼卡的一位女士作管家，那位女士欠了她许多钱。”
　　“欠了许多钱？”
　　“大概……”古特瑞丝夫人往自己臂部上擂了一拳，抬头望望天花板，“四百美元。维奥莱塔很不高兴。那位女士很卑鄙，解雇了她。”
　　“为什么？”
　　“这不是她的错。”古特瑞丝夫人尖声说，“你可以去问那位女士。我有地址。因为维奥莱塔在那儿工作的时候我帮她看着孩子。瞧，这就是克里斯多巴和特瑞萨。”
　　两个孩子冲进房间。小女孩大约五岁，她弟弟三岁。她手牵着他往冰箱走去，试了几次终于打开，伸出手去想拿什么东西。
　　“我来拿，珂娜若，”古特瑞丝叫道，“你想要什么？”
　　“冰梅水。”
　　忽然间，从敞门车库里传来的沸腾得令人难以忍受的拉丁音乐一下子充斥了整幢住宅。我拉开灰尘满布的米色玻纤窗帘向外瞅去，两个青年正高声谈笑，有只手拿着一件少数民族的管乐器，一面解开花园的软皮水管一直往车库那边一辆七五年产的道吉车拖过去。他们为了洗那块污渍，看来是要用去中部严重干旱地区半个小时的城市水量。我的脖梗一阵紧张。
　　“克里斯多巴？特瑞萨？这是塞纳瑞塔·格蕾。你们妈妈和你们的亲戚。”
　　两个长着杏眼、皮肤金黄的孩子手里捧着塑料杯望着我。他们也许跟我毫无关系。那个女孩眨着眼睛，没有笑容，她穿着粉红的短裤和显得瘦小紧绷的T恤衫，看起来有点像六十年代那场战争的幸存者，男孩子的那条绿色的士兵杂役短裤对他来说显得太大了，折叠了无数次用安全别针扎在腰间，根本没有穿衬衫。
　　“你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他问。
　　“你妈妈在天堂。”古特瑞丝夫人说，抚摩着他浓密的黑发，“我告诉过你的。”
　　但是男孩子重复着这个问题，直接面对我乞求道：“你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
　　古特瑞丝夫人的喉头因伤痛发出了一种咯咯声。她把他揽进怀里：“到这儿来，克里斯，想和我跳个舞么？”

　　她随着那震动的楼层的音乐晃动着臂部。孩子被贴着身体紧紧抱住，咧开嘴，越笑越欢了。
　　“特瑞萨，跳起来吧！让我们来做merengue。”
　　女孩没有移动，就在我面前跳了起来，眼睛却不知盯在什么地方。为了近看她，我的膝盖跪了下来，直到我们的双眼对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用手抚摸了她的脸颊。但她匍伏下去，一直爬到婴儿床下，双臂紧紧抱在脸前，倦缩着，脸紧贴着墙壁。
　　我觉得奇怪，一种模糊的惊疑的预感——这时它带着一种巨大的力量震荡着我的身体：混合着隆隆的音乐声，混合着穿透身体的热浪和一股不成熟、未经证实的恐惧感。慌乱，可是我仍然在拼命抗拒一种冲动：跟着特瑞萨躲到婴儿床底，那黑暗狭小的空间将变得更加狭小，找到那些也许根本不存在、不重要的蛛丝马迹，他们也许就躲在某个看起来并无危险的地方。人就是这样，如果你要减少痛苦，痛苦就会随之减少，减少到微不足道，最后，消失。
　　音乐声仍在变大，难以置信地，另一个音阶，古特瑞丝夫人把纸张相片全部收拢，重新夹回《圣经》里。为了抵消音乐声，她相当用力地说：“拿着这个。这是维奥莱塔的。”然后把书塞进我手里。
　　“即使我拿到那笔钱……也不会给你……”我嚷道。但是古特瑞丝夫人神情恍惚，似乎根本不在听，脚已踏上了楼梯，在她身边的男孩被她的动作和外边的音量吓着了，哭起来。“那钱归孩子们。他们会得到更好的抚养。”
　　我的手指摩着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圣经》，封皮破旧干皱。我简直无法再承受下去，就退了的出来。留下小女孩无法形容的悲伤和古特瑞丝夫人关于Nerengue 的梦。
　　第五章
　　我们有理由相信“JAP匪帮”又出山了。这个匪称是督察官丢勒·卡特尔赠给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的。她打扮得珠光宝气，留着长指甲，保养极好，只不过碰巧喜欢上了在河谷地区干活。她的“汇票”和顾客们的混在一起，总是让出纳员大吃一惊。我们认为，大约有一打的劫匪是供她驱使的。华盛顿储蓄银行和希尔曼橡树贷款银行的是最近的两桩。
　　唐纳多和我接到211警报，和当地警察几乎同时到达那儿。我们刚刚开始讯问证人，我的无线传呼信号就响了。我打电话回办公室，罗莎琳说丢勒·卡特尔想马上见我。
　　我回话说，我们正在调查中没法中断。三个小时以后我们才完工，但我仍不想立刻回去。我闲话不断，唐纳多只好顾视莞尔。
　　“到C—1几年后我就会升任主管。我一直想到华盛顿，D．C．去住。”
　　“华盛顿到夏天是个狗屎城市。”
　　我们沿着405干道一直往南开，有许许多多汽车，在干涸枯燥的丘陵之间形成两道回反的弯曲的车流。
　　“比这里更糟？”
　　唐纳多没有回答。我便不再问，他在“西密”河谷有套房子，是向姻亲借款买来的。天气好的话，到韦斯特伍德只要一个小时；今天晚上他还得掉头回来，再走一遍我们现在走的路，所以他到家已经将是八点或九点钟，他还要花上一个小时和他长子一起做家庭作业。儿子缺乏学习能力，这一直是一个苦恼源。

　　唐纳多十五年前娶了一个来自“恩锡罗”的女孩，并一直和她生活在一起。在我们刚成为拍档的时候，他们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时期，分居了六个月，但唐纳多和我彼此不熟，他并没有向我谈到这点。唐纳多是我们认识的最有道德感的人之一（“我靠礼教生活。”他曾经这么说过，不是开玩笑），我认为，正因为如此，他才过得不快乐。他拒绝抛弃他的妻子。后来他们合好如初，并且坚信他们的婚姻会像直布罗陀的岩石一样坚固。之后不久，在我们每年的从巴克斯菲尔德到维加斯的竞速比赛上，麦克和罗谢尔双双获胜。每一次你去过他的办公桌，你总会看到他正专注于那张照片，上面两个人大汗淋漓，正亲吻着那座该死的奖杯。
　　“不要和丢勒·卡特尔上床。”他最终开口，不再怀有那种忧郁的沉默。
　　“我做过吗？”
　　“我听到你在电话上都成了‘嗨——我正在办案’小姐。别取笑。卡特尔就像一只走投无路的老鼠。”
　　“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得到提升？”
　　“他想得到高罗威的位子——想成为整个地区办公室的主管。从他的观点来看，——一个来自纽约的天主教徒，别说，得把他掐死。”
　　“高罗威似乎相当快就得到这样的描述。”
　　“高罗威自己也是如履薄冰。他已经来这儿八个月了，保持低调，尽量避免出错。卡特尔弄得他紧张。”
　　“我对丢勒·卡特尔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自信地说，“加利福尼亚第一的案子自个儿就能说明一切。”
　　唐纳多只是咕哝着。我打开收音机，但是他对“体育网”不感兴趣，就又关上。我平静地观察着车窗外，车子在无穷无尽冗长的干线上奔跑，车车车车……一望无尽。
　　丢勒·卡特尔在办公室里做卷宗。我终于到了这儿，觉得似乎我应该说点调和性的话，事情才能容易解决些。
　　“很抱歉花了这么长时间。交通状况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不说我也知道。”
　　丢勒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带有那边人种喜欢争斗的特征。对于别人来说，一个长期懒散的男孩的腔调可能是具有魅力的——像是揣着金条的牛仔们的回声——但是对于丢勒来说则意味着威胁和不友好，对人类生活毫无认识的枪手。如果他认为你移动缓慢，要滑头等等，很可能他就会花点时间拿支，45指着你的前额。我把他叫作反社会的人。他不喜欢别人。
　　也没有人喜欢他，也许是因为他没有脸毛。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发育不完全的少年人：十五岁的年龄，棉花一样苍白的皮肤，双肩佝偻，支撑着大而软的身体，一张圆脸，黑色直立发亮的头发——额前总是垂着一缕，他的眼睛也是黑色的，深不可测。他受过很好的教育，获得了乔治敦的法律学位，但是在他身上仍然有一些东西是危险的，无法预言的，这种来自边远蛮荒地的兽性总是会和书本上的学识产生争执。
　　一位男同事告诉我丢勒曾经表示在他结婚之前要保持童身。他说他在他的官衔提升以后就再没做到，“摩门教”统治了洛杉矶地区办公室。那时候在半个拉美地区风行的反歧视社会运动打破了权力结构，现在这些地方已培育出兄弟关系。那时是他们寻欢作乐的好时机，这都是在我来之前的事。因为他收集了许多日本刀，所以一些家伙爱和他往来；但是对一个女人来讲，走进他的办公室就跟进了深冷室一样。我能够想象，前一位女同事的残骸是怎样在精心锻制的熟铁弯钩上摆动。
　　“你昨天到哪儿去了？”
　　我在想。在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