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言论拳师看不到的她们眼中的女权是自己整天啥事不做坐等男人来养，还不忘标榜自己一句新时代独立女性

还有不努力改变自身，而单纯地抨击传统抨击男人的田园⭕️，认为自己什么都不用做世界就应该为她而改变只因为她是个女的

对

女性和男性都是这个社会体系的独立个体，双方都应该保持经济独立绝不能依靠与一方

我们这彩礼也就5到10万，不多吧？现在超市收款的一年也能弄个4-5万吧

保持经济独立，必须有好的工作才行，很多女性因为学历出生等问题，无法实现经济独立，不过大自然赋予了女性天生的优势“性工作者”，这在国外是一种很正常的职业，并纳入社保。男女性有权限利用自身的身体优势实现经济独立和自由，但国内落后的思想造成了对性工作者的迫害。
是否物化女性，不对由女权或第三方决定，而是女性自身，有学历和好工作的，可以保持经济独立。没有好工作的完全可以利用自然优势，获取同等地位。但是某些女权打着“女权”的名义迫害性工作者，只是因为对方收入比自己更高（性工作者月入2-5w是很正常的）。
再次呼吁，国内应该建立合法的性工作者职业，并纳入社保，实现女性经济自由化。

附：
由妇女发展协会组织的“第十一届女性权利和发展论坛”于2008年11月4号至8号在南非开普敦举行。在此次论坛中一场题为 “当性工作者遇上女权主义”的讨论中，几位女权主义者深入分析了长久以来性工作者维权的困境（性工作到底是一种形式的奴隶还是一种工作的权利），并尝试性提出了如何把女权运动和性产业结合起来，更好地解决性工作者的问题。参差计划特别节选了其中部分会议记录内容，希望广大读者对性工作者权利保障的复杂性、矛盾性有更深入的了解。
文章来源: AWID（妇女权利发展协会）
以下内容是其中一场题为“当性工作者遇上女权主义”的会议记录，有删节。
组织者：维罗尼卡·马嘉（Veronica Magar）
发言人：米娜·瑟舒（Meena Seshu），夏洛特·邦奇（Charlotte Bunch）和维罗尼卡·马嘉（Veronica Magar）
讨论与发言
维罗尼卡·马嘉
女权主义者关于性工作者运动有很多不同观点。（一些）女权主义者主张废除性交易，但另外一些女权主义者从性工作者权利的角度出发，主张将性工作合法化。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希望就这些分歧讨论一下政府的立场和政策。
米娜·瑟舒
16年前，我所工作的组织VAMP（译者注：VAMP为印度性工作者自发组织，主要维护性工作者安全和权利，反对暴力）开始致力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当时，印度政府要求非政府组织针对妓女开展工作，让那些艾滋病传播的“桥梁人群”，也就是买春的男性可以免受艾滋之苦。当时我们被这项政策震惊了。作为女权主义的积极分子，我们质问：“有谁关心过性工作者吗？”但是性工作者的权益并不是政府议题的一部分，政府永远只关心男性，那些桥梁人群。
同时，我自己对卖淫的理解也让我很困惑。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十分典型，认为卖淫是一种剥削，伤害和压迫。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在与不同的妓女群体交流时，我总是在寻找这种想法的印证。我问她们：“受害者在哪里？”但是她们不是很乐意接受受害者这个概念，我当时有些不知所措。我们还宣传使用避孕套，以为妓女强制买春者使用避孕套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之前和“嫁妆受害者”交流过（译者注：在一些南亚国家，“嫁妆伤害”是一种普遍的习俗，指的是新郎家庭为索取嫁妆款或一笔追加的现金嫁妆，对新娘家持续不断地骚扰或实施酷刑的行为），了解到她们根本不可能要求男性戴安全套。但是这些我们所以为的“受害者”在谈到避孕套时(就像把关节掰得巴拉巴拉响那么简单)十分轻松，她们甚至还讨论了如何强制买春者使用避孕套以及如何反抗他们。为什么这些被认为是“受害者”的群体，可以轻易地做到这些？
我所担心的问题是，没有人解决性工作内部的暴力问题。每个人都认为既然性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行为，理应直接全盘废除。但是直接废除性交易并没有帮助到这些妓女。性交易中的暴力行为非常严重，但是无人插手。我记得有一个案例，一个男的喝醉了，强奸并杀害了一位妇女。没有人站出来惩罚这位男性，没有一个人。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们能将所有女性凝聚在一起，来抵抗所有层面的暴力，包括来自政党，警察和犯罪团伙的暴力，那么这个问题一定可以解决。这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开始将妓女群体聚集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带领一群妓女去警察局告发犯罪团伙对她们的暴力行为。当时的警官是位女性，她说：“米娜，我觉得她们不是女人。”我说：“那你觉得她们是什么？”她说：“她们是轻罪犯人，不是女人。”我当时非常震惊，她这样认为是因为这些妓女每晚和不同的男人上床，她坚信，作为一名执法警官，她应视其为罪犯，仅此而已。
我想谈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被迫卖淫。虽然有些妓女对这一概念并不认同，但我的想法是，所有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实际上都是被迫的。我问她们：“你们是自己选择入行的吗？”她们回答说：“我们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被迫的。”我说我不明白，她们说：“选择这种东西是一种残忍的幻象。比如你说有10种口味的冰淇淋，我想要草莓的，这是选择。但是现实生活并非如此，现实的选择非常有限，你只能选择最有可能的那一个。”这是大多数妓女的做法。
我想不通的一个问题是，有时妓女们会问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并挑战男权社会的规则。她们曾问过一个问题让我非常吃惊。她们会问：“男人和女人谁控制子宫？”性工作者告诉我，“孩子是我的，不属于任何男人，男人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附属品。”这也让我联想到了财产的问题。因为这些女性通常是一家之主，自己名下有一些财产。我不知道有多少农村妇女可以要求财产归到她们名下，但是确实有一大批性工作者名下有不菲的财产。在我看来这种现象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我担心的问题首先是我们现在面临两种极端的观点：性工作要么是一种形式的奴隶，要么是一种工作的权利。这是两种相互排斥的观点。我对此非常困惑，因为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两种形式的人权的冲突：一方面要保护性工作者免受奴役和迫害，另一方面又要保护性工作者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对第一个方面，我会说，“好吧，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对第二个方面，我更加关注的是女性性行为状况和性行为控制。有一个说法叫“可接受的女性性行为”，也就是说女性的性别属性不能用来牟利，女性是纯洁的。在我看来，我们面临两个世界：在一个世界里，人们希望控制性行为，用社会规范或优良的品德等词加以包装；另一个世界里充满了反对者，人们打破规则，他们遵循的规则都是与良好道德相违背的。
针对性工作者的讨论涉及到了性、爱、多重性伴侣等问题，以及性行为到底是一种生理活动还是一种无爱的欢愉。讨论还涉及了性道德，性崇拜，性快感，性取向，性别多样化，性健康和性权利等等很多概念。所有这些都是生活中重要的难题。我深信通过分析，女权主义者可以帮助性工作者解决其中的一些难题。
夏洛特·邦奇
米娜和我都承认对于这次会议，我俩是非常紧张的。我想先从个人角度谈一谈为什么紧张。因为我认为从女权主义运动的层面讨论和处理这个问题时，就有一种紧张的情绪。
之前我一直在犹豫是否要参加这次小组讨论，并不是因为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让我纠结的是这个话题分歧太大，讨论充满了痛苦、异见和不尊重，甚至辩论无法进行下去，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置身其中。所以我俩都认为，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勇敢地说出我们的困惑、问题，以及我们应该学习、倾听和思考的问题。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同意或者喜欢彼此。这个问题非常困难，因为它涉及其他有关女性主义的的问题，并且也牵涉到对我们身体的控制。谁来控制性工作者的工作？如何控制？这又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和女权主义中两个相对的概念有关，那就是“受害”和“代理”。我十分同意你们的观点，我们既是受害者又是代理人。如果认为我们只是受害者或者只是代理人，是无法帮助我们界定到底什么是受害行为，什么是有限制的选择。我认为没有人不觉得自己生活在选择有限的世界里。我们想要拥有保护我们选择的能力。在生活中，女性对身体的控制与各个方面都息息相关，我们如果才能保护这种选择呢？
在对此次会议提建议的时候，米娜提出，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女权主义运动者到底在哪方面倾听了性工作者的意见？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性工作者都同意。我们经常听到：“妓女们意见有分歧，她们不同意。”当然，我们自己都各持己见，更别说她们了。她们为什么要同意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达成一致呢？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点向那些受害最深的妓女讲明白了，我想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的困难之大，困惑之多了。
我同意米娜说的大部分，我想再根据我自己的工作谈一下这个问题。是因为两个原因我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我的工作主要是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包括我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反对人口贩卖的工作。当时我帮助组织了一个关于女**役的国际研讨会。工作伊始，我的工作重点是那些被贩卖的女性。人口贩卖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而那些女性受到伤害也是非常现实的。如何能让女性人口贩卖成为人权议题的重点？如何能让她们像80年代那些受政治压迫的男性维权人士一样，从政府那里诉求补偿和资助？
在最开始，我自己关注的焦点，我想也是很多女权主义运动中的人所关注的，就是认为性工作者的贩卖是一种剥削，肯定与绑架和强迫有关。但在思考为此制定策略的过程中，我很早就觉察到这种保护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保护并不能真正地维护性工作者的权利，而是以放弃她们的权利为代价。我认为所有为人权奋斗的人们都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如何保护妇女免受虐待，而同时不会放弃她们性交和自由活动的权利？目前很多反人口贩卖的措施在一开始都是通过反对移民起步的。
和大多数女孩一样，有人教过我如何去“使用”自己的身体，我也在女同性恋及女权运动中不断反思，“啊，又有人来告诉我什么是真正做爱的方式，告诉我什么时候、如何来使用我的身体，以及我可以用身体来做什么。”我记得，这些人以为是在为同性恋做好事，却把同性恋的女孩男孩们关起来，迫使他们改变性取向。因为他们觉得，同性恋会给社会带来巨大麻烦。我想，我们必须重申，我们提供的保护不应基于某些人的观点，无论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或者应该如何选择，这些都不应成为我们提供保护的基准。
我和许多正在为此不断奋斗的女性持一样的观点：创造一个可以真正去讨论如何给予女性保护的空间是很重要的。每一个为女权奋斗的工作者都熟悉这种窘境：当女性遭受种种侵犯时，如何给予她们保护，而又不用替她们决定应该怎么做。我们没有权力决定她们去哪里度过人生，我们也没有权力决定她们和谁一起生活，这无疑是问题中最关键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立了这些部门，虽然尚未完善。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区分“被迫卖淫”和“从事性工作”，这两者是有差别的。这个问题已经受到关注，也有了资金支持，并且已经有政府正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应该做的是，既保护妇女性工作者远离工作中的暴力，同时，让她们在决定离开这一行后有其他的选择。
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挑战，因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有一种力量，能控制我们所有人的选择。因此我们一直都在努力，让妇女也有机会选择。但是我觉得关于性工作中的性行为，我们一直都有一种假设——想当然地以为我们知道性工作者到底想要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真正要挑战自己的一点。不是说性工作者不应该被给予一个机会，一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处境，而是说，我们不应该视性工作为违法，或者让性工作者无法工作，这么做否定了她们的某些权利。我觉得她们有权利争取合法地位，有权利从事经营性工作，有权利获得工作中的权利，有权利改善目前的状况，有权利决定是否要从事这一行。除此之外，她们还有更多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些权利的话，她们无法决定到底性工作是不是她们想要从事的工作。如果她被困在那，她就没有机会看到，这是不是她想做的事。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非常清楚，性产业收益不菲，但是大多数时候这些钱并没有到性工作者手里。
那么，我们该理清头绪，弄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重要的不是我们的设想，而是如何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我们怎样才能真正抓住这一问题的主线并开始意识到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妇女（尤其是性工作者）没有权利。当然，这个情况的根源在于女性在各个领域生活都面临不平等。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将性工作者的问题和与女权有关的其他问题联系起来，我认为我们会取得更大的进步，无论是在增加妇女选择权及在改善女性性工作情况的问题上

顶顶

那楼主你能帮忙呼吁一下财产继承权平等吗？父母的财产也让一半给姐妹呀，省的她们只能无耻的去要别人的车和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