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2 期
正文：
藏羌彝走廊是指从西北高原青藏高原东缘甘肃、青海之交向南，沿四川松潘草地，向南经横断山脉到滇西高黎贡山、云岭的一条古代民族走廊。这条民族走廊，费孝通先生将其命名为藏彝走廊。古代活跃在这条民族走廊川滇黔区域的主要居民是被称为西南夷的各个族群，主要包括氐羌和濮越两大民族系统。
濮越为上古时代中国南方的主要民族系统之一，是今壮侗语族各民族的先民。濮越的历史十分悠久，因其分布甚广，群落众多，故称“百濮”或“百越”。而历史上属于氐羌系统的族类，是今藏缅语族各族的先民，如今甘、青、川交界处，古代是西羌以及其后的党项羌，现在是藏族; 岷江和大渡河上游，古代是冉、駹及白狼、槃木、唐菆等，现在是羌族和藏族中的嘉戎支; 沿大渡河及安宁河至滇东、黔西及昆明一带，古代是筰都、巂等部落或者越巂羌叟，现在主要是彝族; 沿安宁河至大理一带，古代是摩沙和昆明，现在是纳西族、普米族和白族。据历史文献及本民族传说，这些族体的历史均可上溯到氐羌。就语言的系属而言，他们都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之下的各族，有着亲缘关系①。在中国南方，古代民族的构成基本上就是濮越和氐羌两大民族系统。至今除苗瑶语系外，中国南方仍以壮侗语族及藏缅语族的民族为主。
一、早期青铜时代藏羌彝走廊川滇黔文化区域的分布
关于藏羌彝走廊川滇黔区域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目前的发现还相当有限。从已有的考古资料看，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仅在黔西滇东北区域、滇池区域、滇西剑湖区域、洱海区域、滇西南澜沧江和怒江下游等地有所发现，而大多数早期青铜文化遗存既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发展关系，又与全盛时代的西南夷青铜文化遗存之间没有直接的发展演变关系。
(一) 黔西滇东北区域
黔西滇东北区域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分别发现于位于中水盆地的贵州威宁中水鸡公山和位于昭鲁盆地的云南昭通鲁甸野石山。
2004 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威宁中水鸡公山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有段铜锛和铜凿等小件青铜器，形制与出土的同类石器非常相似，并且与中水吴家大坪遗址出土的同类石器具有相同的形制。该遗址的时代为商周时期，绝对年代为距今 3300 ～2700 年②。滇东北昭通地区的鲁甸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发现过早期青铜文化的遗存，由于缺乏可以参照对比的资料，故将该遗存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1984 年在昭通营盘村收集到青铜戈，1986 年对营盘村古墓进行发掘，确定为青铜时代遗存，其中的乙区墓地与鲁甸马厂遗址有一定关系，而马厂遗址在当时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与营盘村乙区墓地在时代上有较大缺环，因而推断营盘村乙区墓地的时代大致在春秋时期。2002 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鲁甸野石山遗址进行发掘，在遗址第三层发现铜锛、铜锥等小件铜器与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确定野石山遗址为昭鲁盆地青铜时代早期遗存，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分别为 2985 ±80 年、3105 ±105 年，推定其年代数据介于公元前 1300 ～ 前 900 年之间［1］。
由于鸡公山遗址的文化遗存在中水盆地和昭鲁盆地多处发现，因而有学者提出“鸡公山文化”的概念。罗二虎和张合荣认为，鸡公山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有中水鸡公山遗址部分遗迹、吴家大坪、营盘山遗址下层和昭通过山洞、野猪洞、黑泥土等遗址，晚期遗存有鸡公山部分遗迹、营盘山上层、鲁甸马厂和野石等遗址，并认为鸡公山文化大致反映了云贵高原山地青铜时代早期阶段的发展水平［2］。鸡公山文化的铜器都是小件器物，数量很少且多属于工具一类器物，而鸡公山文化的最初阶段尚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因此其青铜时代的开端应是直接从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门槛跨入的，处于青铜时代的最初阶段，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1300 ～ 前 900 年。
但是，黔西滇东北区域中水盆地鸡公山、吴家大坪的最晚年代约距今 3000 年，与营盘山下层年代( 距今约 2990 年) 相衔接，而营盘山遗址与昭通鲁甸野石山遗存的年代大体相同，两者与鸡公山文化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时期。这种关系说明，鸡公山文化的早期青铜时代包括了同一文化在不同地域的发生和演进，鸡公山和吴家大坪是发生地，营盘山和野石山等则是发展地。像这一类早期青铜文化发展演进过程中的时空变化，正可谓属于 E． Ｒ． 塞维斯( Elman． Ｒ． Service) 在《文化的演进》( Cultural Evolution: Thoery in Practice)中所总结的“种系发生进化的非连续性原则”和“进化的地域非连续性原则”［3］( P． 33 －34)那样的情形，这对于黔西滇东北区域青铜文化起源与演变研究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二) 滇池盆地
滇池盆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以昆明西山天子庙为代表。2005 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天子庙遗址进行了发掘，目前发掘报告尚未刊布。据发掘者蒋志龙先生的报道，在发掘的 2005XLTT1 中，第 7 层至第 10 层为早期堆积。第 7 层陶器的显著特点是以红色为主，以钵、碗等器类为主，器体较小，基本为素面。从第 8 层开始，无论在器类还是陶系上都有了变化，陶片以灰黑色和褐色为主，同时还有一些红陶类器物，器类以侈口罐和敛口钵为主，平底和圈足器极少见，可能多为小平底和圜底器，陶器虽仍以素面为主，但在陶器肩部和底部新出现了刻划斜线纹、波折纹及叶脉纹等，同时该层还清理出铜条、泥质纺轮以及有肩石锛和玉镯残件等。第 9 层陶片多为灰黑、灰褐的夹砂陶，以敞口高领罐和敛口钵为主，有极少量的平底盘和圈足器，亦出土铜片，陶器器类与第 8 层相似。第 10 层无论在陶质、陶色还是器类组合方面均同于第 9 层，器类以罐类为主。天子庙遗址中层遗存的年代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4］。另据报道，天子庙中层出土的铜器还有鱼钩、箭镞等，更晚的上层则在沿袭中层器物群的同时，新出现了豆、尊及大喇叭口旋纹罐等该区域春秋战国时期的典型陶器组合［5］( P． 46)。
从公布的资料看，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西山天子庙中层的最大变化有三点: 一是陶器出现变化，以小平底器为主; 二是出现有肩石器; 三是出现铜器。前两点变化与铜器的出现同时发生，似乎意味着该地一种新的文化的生长，而这种新的文化应当是与新族群的进入相伴随的。换句话说，由于新族群的进入引致该地文化的变化，从而推动了该地文化的演进，使该地进入早期青铜时代。
西山天子庙中层某些遗存如陶器种类、纹饰和陶色既与新石器晚期的石寨山类型有所不同，又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石寨山文化( 即“滇池区域文化”) 遗存有所差异，这一现象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其原因何在? 这是否可能意味着西山天子庙青铜文化的起源与其他同时期的石寨山文化有所不同或另有缘由? 由于资料不足，目前还不能加以进一步分析。
(三) 剑湖区域
考古学者对位于剑湖区域的剑川海门口遗址的发掘始于 1957 年，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木桩、陶器、石器、骨器以及大量动物骨骼，共出土铜器 13 件，《发掘简报》认为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作铭先生则认为此地已进入铜器时代［6］。1978 年考古学者对此地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对于遗址的性质，肖明华先生明确提出属于青铜时代早期遗址［7］。2008 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出土文物 3000 余件，有陶器、石器、骨角牙器、木器、铜器、铁器、动物骨骼和农作物等 8 类，文化堆积分为 10 层，初步分为三期: 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年代介于公元前 3300 ～ 前 1900 年之间; 二期为青铜时代早期，出土铜器均为小件器物，有凿、铃、锥、刀，年代大致介于公元前 1800 ～ 前 1200 年之间; 三期为青铜时代中期，出土铜器较二期增多，有镯、锥、箭镞等，年代大致介于公元前 1100 ～ 前500 年之间，这里是云贵高原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③。出现在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二期稍晚地层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与第一期遗存的关系值得注意。总的来看，第二期出现了质的变化，虽然第二期石器沿袭了第一期的风格，但陶器的变化很大，第一期的器物已经很少见到，出现了大量带耳陶器并且新出现了铜器，这一现象可能意味着族群和文化的变化。这就是说，剑川海门口遗址青铜时代早期遗存的出现，很有可能是与族群的变化同时发生的。第三期与第二期的关系较紧密，铜器虽然有所增多，但仍然是小件器物，出土的石范也表明铜器铸造还处于粗放阶段。不过铜镯这种装饰品的出现，却意味着铜器器类增多和铸铜业的初步发展。
(四) 洱海区域
洱海区域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以大理市海东镇银梭岛三期、四期、五期遗存为代表。银梭岛一期、二期遗存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3000 ～ 前 2400 年。第三期的年代为公元前 1500 ～ 前 1100 年，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出土了少量小件铜器，有锥、鱼钩、镯、铜条等，亦出土了不少铜渣。第四期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1100 ～900 年，铜器数量仍然不多，亦均为小件器物或残件，器型有锥、镞、镯、铜条以及铜渣。五期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800 － 前 400 年，出土的铜器亦少，多为小件器物，其中鱼钩的数量稍多④。
( 五) 怒江下游
在怒江下游的龙陵大花石遗址晚期曾发现小件铜器和铸铜石范残件的残片，年代为距今3335 ～ ± 160 年⑤，但它是否可以代表该区域出现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由于资料太少，目前还难以断定。
正文：
藏羌彝走廊是指从西北高原青藏高原东缘甘肃、青海之交向南，沿四川松潘草地，向南经横断山脉到滇西高黎贡山、云岭的一条古代民族走廊。这条民族走廊，费孝通先生将其命名为藏彝走廊。古代活跃在这条民族走廊川滇黔区域的主要居民是被称为西南夷的各个族群，主要包括氐羌和濮越两大民族系统。
濮越为上古时代中国南方的主要民族系统之一，是今壮侗语族各民族的先民。濮越的历史十分悠久，因其分布甚广，群落众多，故称“百濮”或“百越”。而历史上属于氐羌系统的族类，是今藏缅语族各族的先民，如今甘、青、川交界处，古代是西羌以及其后的党项羌，现在是藏族; 岷江和大渡河上游，古代是冉、駹及白狼、槃木、唐菆等，现在是羌族和藏族中的嘉戎支; 沿大渡河及安宁河至滇东、黔西及昆明一带，古代是筰都、巂等部落或者越巂羌叟，现在主要是彝族; 沿安宁河至大理一带，古代是摩沙和昆明，现在是纳西族、普米族和白族。据历史文献及本民族传说，这些族体的历史均可上溯到氐羌。就语言的系属而言，他们都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之下的各族，有着亲缘关系①。在中国南方，古代民族的构成基本上就是濮越和氐羌两大民族系统。至今除苗瑶语系外，中国南方仍以壮侗语族及藏缅语族的民族为主。
一、早期青铜时代藏羌彝走廊川滇黔文化区域的分布
关于藏羌彝走廊川滇黔区域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目前的发现还相当有限。从已有的考古资料看，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仅在黔西滇东北区域、滇池区域、滇西剑湖区域、洱海区域、滇西南澜沧江和怒江下游等地有所发现，而大多数早期青铜文化遗存既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发展关系，又与全盛时代的西南夷青铜文化遗存之间没有直接的发展演变关系。
(一) 黔西滇东北区域
黔西滇东北区域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分别发现于位于中水盆地的贵州威宁中水鸡公山和位于昭鲁盆地的云南昭通鲁甸野石山。
2004 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威宁中水鸡公山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有段铜锛和铜凿等小件青铜器，形制与出土的同类石器非常相似，并且与中水吴家大坪遗址出土的同类石器具有相同的形制。该遗址的时代为商周时期，绝对年代为距今 3300 ～2700 年②。滇东北昭通地区的鲁甸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发现过早期青铜文化的遗存，由于缺乏可以参照对比的资料，故将该遗存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1984 年在昭通营盘村收集到青铜戈，1986 年对营盘村古墓进行发掘，确定为青铜时代遗存，其中的乙区墓地与鲁甸马厂遗址有一定关系，而马厂遗址在当时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与营盘村乙区墓地在时代上有较大缺环，因而推断营盘村乙区墓地的时代大致在春秋时期。2002 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鲁甸野石山遗址进行发掘，在遗址第三层发现铜锛、铜锥等小件铜器与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确定野石山遗址为昭鲁盆地青铜时代早期遗存，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分别为 2985 ±80 年、3105 ±105 年，推定其年代数据介于公元前 1300 ～ 前 900 年之间［1］。
由于鸡公山遗址的文化遗存在中水盆地和昭鲁盆地多处发现，因而有学者提出“鸡公山文化”的概念。罗二虎和张合荣认为，鸡公山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有中水鸡公山遗址部分遗迹、吴家大坪、营盘山遗址下层和昭通过山洞、野猪洞、黑泥土等遗址，晚期遗存有鸡公山部分遗迹、营盘山上层、鲁甸马厂和野石等遗址，并认为鸡公山文化大致反映了云贵高原山地青铜时代早期阶段的发展水平［2］。鸡公山文化的铜器都是小件器物，数量很少且多属于工具一类器物，而鸡公山文化的最初阶段尚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因此其青铜时代的开端应是直接从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门槛跨入的，处于青铜时代的最初阶段，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1300 ～ 前 900 年。
但是，黔西滇东北区域中水盆地鸡公山、吴家大坪的最晚年代约距今 3000 年，与营盘山下层年代( 距今约 2990 年) 相衔接，而营盘山遗址与昭通鲁甸野石山遗存的年代大体相同，两者与鸡公山文化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时期。这种关系说明，鸡公山文化的早期青铜时代包括了同一文化在不同地域的发生和演进，鸡公山和吴家大坪是发生地，营盘山和野石山等则是发展地。像这一类早期青铜文化发展演进过程中的时空变化，正可谓属于 E． Ｒ． 塞维斯( Elman． Ｒ． Service) 在《文化的演进》( Cultural Evolution: Thoery in Practice)中所总结的“种系发生进化的非连续性原则”和“进化的地域非连续性原则”［3］( P． 33 －34)那样的情形，这对于黔西滇东北区域青铜文化起源与演变研究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二) 滇池盆地
滇池盆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以昆明西山天子庙为代表。2005 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天子庙遗址进行了发掘，目前发掘报告尚未刊布。据发掘者蒋志龙先生的报道，在发掘的 2005XLTT1 中，第 7 层至第 10 层为早期堆积。第 7 层陶器的显著特点是以红色为主，以钵、碗等器类为主，器体较小，基本为素面。从第 8 层开始，无论在器类还是陶系上都有了变化，陶片以灰黑色和褐色为主，同时还有一些红陶类器物，器类以侈口罐和敛口钵为主，平底和圈足器极少见，可能多为小平底和圜底器，陶器虽仍以素面为主，但在陶器肩部和底部新出现了刻划斜线纹、波折纹及叶脉纹等，同时该层还清理出铜条、泥质纺轮以及有肩石锛和玉镯残件等。第 9 层陶片多为灰黑、灰褐的夹砂陶，以敞口高领罐和敛口钵为主，有极少量的平底盘和圈足器，亦出土铜片，陶器器类与第 8 层相似。第 10 层无论在陶质、陶色还是器类组合方面均同于第 9 层，器类以罐类为主。天子庙遗址中层遗存的年代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4］。另据报道，天子庙中层出土的铜器还有鱼钩、箭镞等，更晚的上层则在沿袭中层器物群的同时，新出现了豆、尊及大喇叭口旋纹罐等该区域春秋战国时期的典型陶器组合［5］( P． 46)。
从公布的资料看，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西山天子庙中层的最大变化有三点: 一是陶器出现变化，以小平底器为主; 二是出现有肩石器; 三是出现铜器。前两点变化与铜器的出现同时发生，似乎意味着该地一种新的文化的生长，而这种新的文化应当是与新族群的进入相伴随的。换句话说，由于新族群的进入引致该地文化的变化，从而推动了该地文化的演进，使该地进入早期青铜时代。
西山天子庙中层某些遗存如陶器种类、纹饰和陶色既与新石器晚期的石寨山类型有所不同，又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石寨山文化( 即“滇池区域文化”) 遗存有所差异，这一现象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其原因何在? 这是否可能意味着西山天子庙青铜文化的起源与其他同时期的石寨山文化有所不同或另有缘由? 由于资料不足，目前还不能加以进一步分析。
(三) 剑湖区域
考古学者对位于剑湖区域的剑川海门口遗址的发掘始于 1957 年，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木桩、陶器、石器、骨器以及大量动物骨骼，共出土铜器 13 件，《发掘简报》认为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作铭先生则认为此地已进入铜器时代［6］。1978 年考古学者对此地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对于遗址的性质，肖明华先生明确提出属于青铜时代早期遗址［7］。2008 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出土文物 3000 余件，有陶器、石器、骨角牙器、木器、铜器、铁器、动物骨骼和农作物等 8 类，文化堆积分为 10 层，初步分为三期: 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年代介于公元前 3300 ～ 前 1900 年之间; 二期为青铜时代早期，出土铜器均为小件器物，有凿、铃、锥、刀，年代大致介于公元前 1800 ～ 前 1200 年之间; 三期为青铜时代中期，出土铜器较二期增多，有镯、锥、箭镞等，年代大致介于公元前 1100 ～ 前500 年之间，这里是云贵高原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③。出现在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二期稍晚地层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与第一期遗存的关系值得注意。总的来看，第二期出现了质的变化，虽然第二期石器沿袭了第一期的风格，但陶器的变化很大，第一期的器物已经很少见到，出现了大量带耳陶器并且新出现了铜器，这一现象可能意味着族群和文化的变化。这就是说，剑川海门口遗址青铜时代早期遗存的出现，很有可能是与族群的变化同时发生的。第三期与第二期的关系较紧密，铜器虽然有所增多，但仍然是小件器物，出土的石范也表明铜器铸造还处于粗放阶段。不过铜镯这种装饰品的出现，却意味着铜器器类增多和铸铜业的初步发展。
(四) 洱海区域
洱海区域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以大理市海东镇银梭岛三期、四期、五期遗存为代表。银梭岛一期、二期遗存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3000 ～ 前 2400 年。第三期的年代为公元前 1500 ～ 前 1100 年，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出土了少量小件铜器，有锥、鱼钩、镯、铜条等，亦出土了不少铜渣。第四期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1100 ～900 年，铜器数量仍然不多，亦均为小件器物或残件，器型有锥、镞、镯、铜条以及铜渣。五期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800 － 前 400 年，出土的铜器亦少，多为小件器物，其中鱼钩的数量稍多④。
( 五) 怒江下游
在怒江下游的龙陵大花石遗址晚期曾发现小件铜器和铸铜石范残件的残片，年代为距今3335 ～ ± 160 年⑤，但它是否可以代表该区域出现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由于资料太少，目前还难以断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