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该对奴隶人格负责吗》上（来自中青社）
说孔子提倡奴隶人格，是把明清以来专制深化培育出的中国国民性中的奴性，赖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身上了。其逻辑非常简陋：中国民众普遍存在奴性，而这种奴性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孔子是传统文化的代表，所以，孔子一定是奴隶人格的提倡者，是奴隶文化的源头。
在回答孔子是否提倡奴隶人格之前，我们先要确定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确实普遍存在着奴性，深刻的奴性，这一点，新文化运动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先贤并没有说错。美国人阿瑟·亨德森·史密斯出版于1894年的《中国人的人性》中，也指出中国人国民性中的种种与奴性相辅相成的诸如麻木不仁、缺乏公心和同情心、缺乏诚信和责任心、逻辑混乱等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真的可以追溯到孔子，由孔子肇源，因而该由孔子负责吗？
事实上，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愚昧、自私、胆怯、奴性，其根源，在于专制政体，在于专制政体建立的权力社会，在于权力社会中无处无时不在的权力对人的绝对控制。所以，如果要找根源，那就要找到这样的制度，找到这样制度的建立者和统御者如嬴政、朱元璋、康熙乾隆……如果还一定要找到其文化上的代言人，或理论上的主张者和设计者，那也是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在法家的人格库里，只有君王一人有人格，其他的所有人，包括君王出身所自的家族成员、贵族集团，都是他的奴隶，都毫无人格可言。事实上，奴隶人格的典型表现，就是无人格，无人格就是奴隶人格。
而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恰恰是极力在建构人格。《孟子·尽心下》：“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孔子的“仁”学体系，就是“人的觉醒”，人的觉醒，就是人格的自觉，《大学》所讲的“明明德”，就是人格的倡明。而孔子的人格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君子人格”，而“成人”——完善人格，正是孔门一直关心讨论的人生大问题。《论语·宪问》：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子路问怎样才是个完人。孔子说：“像臧武仲那样明智，孟公绰那样不贪，卞庄子那样勇敢，冉求那样多才多艺，再用礼乐来文饰，也就可以成为完人了。”又说：“可现在做一个完人何必一定这样呢？只要他见到财利时能想到道义，遇到国家危难而愿付出生命，久处穷困也不忘平日的诺言，也就可以算是一个完人了。”臧武仲、孟公绰、卞庄子皆鲁国大夫。臧武仲知取舍之间，明智；孟公绰不贪少欲，仁德；卞庄子曾一人搏虎，勇敢；冉求，孔子弟子，多才艺（孔子所指的才艺，与今人不同在于，这些“艺”相对于“道”而言，乃是“道”之具形）。可见孔子的成人标准——或人格典范，应该是既有“道”（仁智勇三达德）的高度，还有“艺”的感性。
讲到“成”，看这一则，《论语·泰伯》：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何为“兴于《诗》”？《论语·阳货》：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兴”，兴者，醒也，起立也，《诗经·卫风·氓》“夙兴夜寐”。兴即是觉醒，是人格意识的觉醒，是生命力的觉醒，是道德意识的建立。而后面的另外三个字“观”“群”“怨”，则分别意指价值判断力（道德分辨）、责任担当（伦理义务）和独立自主（自由意志）。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格，何等纯粹高尚！
讲到“三达德”的仁智勇，《论语》中两次并置而论。
《子罕》：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宪问》：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这两处区别在于，孔子表述的智者、仁者、勇者——在后一则中他讲的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品德，而是具体的人及其人格。孔子显然是用一种极其向慕的口吻在说这样的人，并且，他还明谦虚实自况地说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聪明的子贡看出这点，直接揭穿了说：“夫子自道也。”
“知耻”是人格觉醒的基本标志，也是一个人有无人格的基本标准。这一点，不仅以所谓“耻文化”为特征的中国文化如此，以所谓“罪文化”为特征的基督教文明也是如此，按照《圣经》的说法，人类历史的开篇就是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开始觉得羞耻。孔门日常讨论里，就有“耻感”问题，《论语·宪问》：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类似的如《论语·泰伯》：
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有了这种耻感，也就相应地产生崇高感、荣誉感，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上达，便是一种人格的升华。《论语·学而》：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当子贡自豪自负地拿“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来向孔子提问时，事实是他在向孔子验证自己的修为，并希望在老师那里获得表扬。他之所以有这样良好的自我感觉，是因为世界上更多存在的是“贫而谄，富而骄”，而他已经超越这些，所以，这段师生对话，实际上讲了人格三层次——除了这里的两个层次外，孔子还指出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无谄，无骄，只是对不良人生的否定与拒绝；乐道，好礼，则是对道德人生的追求与实践。
有意思的是，子贡马上就联想到《诗经》中的句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人格的提升就如同琢玉：先切，再琢，再磨，一步一步趋于晶莹剔透的造化之境。
说孔子提倡奴隶人格，是把明清以来专制深化培育出的中国国民性中的奴性，赖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身上了。其逻辑非常简陋：中国民众普遍存在奴性，而这种奴性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孔子是传统文化的代表，所以，孔子一定是奴隶人格的提倡者，是奴隶文化的源头。
在回答孔子是否提倡奴隶人格之前，我们先要确定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确实普遍存在着奴性，深刻的奴性，这一点，新文化运动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先贤并没有说错。美国人阿瑟·亨德森·史密斯出版于1894年的《中国人的人性》中，也指出中国人国民性中的种种与奴性相辅相成的诸如麻木不仁、缺乏公心和同情心、缺乏诚信和责任心、逻辑混乱等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真的可以追溯到孔子，由孔子肇源，因而该由孔子负责吗？
事实上，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愚昧、自私、胆怯、奴性，其根源，在于专制政体，在于专制政体建立的权力社会，在于权力社会中无处无时不在的权力对人的绝对控制。所以，如果要找根源，那就要找到这样的制度，找到这样制度的建立者和统御者如嬴政、朱元璋、康熙乾隆……如果还一定要找到其文化上的代言人，或理论上的主张者和设计者，那也是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在法家的人格库里，只有君王一人有人格，其他的所有人，包括君王出身所自的家族成员、贵族集团，都是他的奴隶，都毫无人格可言。事实上，奴隶人格的典型表现，就是无人格，无人格就是奴隶人格。
而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恰恰是极力在建构人格。《孟子·尽心下》：“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孔子的“仁”学体系，就是“人的觉醒”，人的觉醒，就是人格的自觉，《大学》所讲的“明明德”，就是人格的倡明。而孔子的人格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君子人格”，而“成人”——完善人格，正是孔门一直关心讨论的人生大问题。《论语·宪问》：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子路问怎样才是个完人。孔子说：“像臧武仲那样明智，孟公绰那样不贪，卞庄子那样勇敢，冉求那样多才多艺，再用礼乐来文饰，也就可以成为完人了。”又说：“可现在做一个完人何必一定这样呢？只要他见到财利时能想到道义，遇到国家危难而愿付出生命，久处穷困也不忘平日的诺言，也就可以算是一个完人了。”臧武仲、孟公绰、卞庄子皆鲁国大夫。臧武仲知取舍之间，明智；孟公绰不贪少欲，仁德；卞庄子曾一人搏虎，勇敢；冉求，孔子弟子，多才艺（孔子所指的才艺，与今人不同在于，这些“艺”相对于“道”而言，乃是“道”之具形）。可见孔子的成人标准——或人格典范，应该是既有“道”（仁智勇三达德）的高度，还有“艺”的感性。
讲到“成”，看这一则，《论语·泰伯》：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何为“兴于《诗》”？《论语·阳货》：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兴”，兴者，醒也，起立也，《诗经·卫风·氓》“夙兴夜寐”。兴即是觉醒，是人格意识的觉醒，是生命力的觉醒，是道德意识的建立。而后面的另外三个字“观”“群”“怨”，则分别意指价值判断力（道德分辨）、责任担当（伦理义务）和独立自主（自由意志）。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格，何等纯粹高尚！
讲到“三达德”的仁智勇，《论语》中两次并置而论。
《子罕》：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宪问》：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这两处区别在于，孔子表述的智者、仁者、勇者——在后一则中他讲的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品德，而是具体的人及其人格。孔子显然是用一种极其向慕的口吻在说这样的人，并且，他还明谦虚实自况地说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聪明的子贡看出这点，直接揭穿了说：“夫子自道也。”
“知耻”是人格觉醒的基本标志，也是一个人有无人格的基本标准。这一点，不仅以所谓“耻文化”为特征的中国文化如此，以所谓“罪文化”为特征的基督教文明也是如此，按照《圣经》的说法，人类历史的开篇就是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开始觉得羞耻。孔门日常讨论里，就有“耻感”问题，《论语·宪问》：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类似的如《论语·泰伯》：
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有了这种耻感，也就相应地产生崇高感、荣誉感，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上达，便是一种人格的升华。《论语·学而》：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当子贡自豪自负地拿“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来向孔子提问时，事实是他在向孔子验证自己的修为，并希望在老师那里获得表扬。他之所以有这样良好的自我感觉，是因为世界上更多存在的是“贫而谄，富而骄”，而他已经超越这些，所以，这段师生对话，实际上讲了人格三层次——除了这里的两个层次外，孔子还指出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无谄，无骄，只是对不良人生的否定与拒绝；乐道，好礼，则是对道德人生的追求与实践。
有意思的是，子贡马上就联想到《诗经》中的句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人格的提升就如同琢玉：先切，再琢，再磨，一步一步趋于晶莹剔透的造化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