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元朝史，元顺帝并非是有一些史料记载的是一个没有作为的昏庸之君。
据元史记载；顺帝即位之后，先利用伯颜除去钦察大将燕帖木儿家族，再用脱脱除去伯颜。至正九年（1349年），复任中书右丞相的脱脱在元顺帝支持下，大力推行新政，朝政大为改观。新政推出了以官员廉政为中心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颁布《至正条格》，定荐举守令法、谴奉使巡行天下，打击了一批受贿、占田的贪官。同时，元朝统治集团的主要人物的作风大有改变。首先是元顺帝，过去那种不问政事、深居宫中是情况有所改变，用功攻读圣贤之书，留心前言往事，颇有“励精图治之意”，想干出一番事业来。甚至采纳监察御史的建言，裁减宫女和宦官，走出厚载门耕种田地，体会一下稼穑之艰辛，粮食之不易，因而略知节俭。广大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精神为之一振，有文人写诗赞曰：“至正郡兴郡国贤，威仪重见甲寅前。”当时，各路起义军在元军严厉的镇压和打击下一度转入低潮，形式一片大好。
扩孛罗帖木儿和另一系军阀王保保(扩廓帖木儿)均卷入了元朝末年宫廷的党争，孛罗帖木儿得到了皇帝的支持，王保保自己得到了太子爱猷识理答腊（后来的元昭宗）的支持。二十三年,孛罗帖木儿与王保保争夺山西和河北地。次年，他被皇太子削官，便为顺帝外援，发兵攻大都(今北京)，顺帝复命他为中书平章，兼知枢密院事，守御大同。皇太子与扩廓帖木儿攻大同，他率兵至京师，为顺帝命为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沙汰宦官，减省钱粮。禁西番僧人佛事。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孛罗贴木儿打着“清君侧”的名义，攻入大都，太子流亡到王保保的属地太原，二十五年，皇太子领军进攻京师。但扩廓帖木儿不同意拥太子为帝引起奇皇后和太子不满，

扩廓帖木儿攻入京师后，由于年轻资浅以及遭到太子嫉恨，无法在中央立足，遂请求率兵出征，到南方去镇压反元武装。顺帝遂封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让他总兵天下，去肃清江淮地产的反元武装，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回到河南军中，准备征调四方军马。准备集中兵力进攻反元武装，可各地军队均不听扩廓帖木儿调遣，反而联合起来与扩廓帖木儿打内战。顺帝屡次下诏令双方停止内战，双方军队皆置不理，还是没完没了打内战。顺帝对扩廓帖木儿屡抗诏令十分不满。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就在朱元璋发布《北伐撽文》大举灭元时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洪武元年)二月，顺帝下诏削除扩廓帖木儿的爵位，命诸军共击之，扩廓帖木儿退守晋宁(今山西平阳)。就在扩廓帖木儿与各路军阀混战之际。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大明。吴王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25万大军北伐元朝，明军北伐过程中，扩廓帖木儿之弟脱因帖木儿被明军击败于洛水，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梁王阿鲁温(察罕帖木儿之父，扩廓帖木儿外祖父)降明。李思齐、张良弼等见明军压境，因此遣使于扩廓帖木儿，"告以出师非本心"，随即解兵西还。同年三月，元翰林学士承旨王时、太常院使陈祖仁上疏，请求抚谕扩廓帖木儿，让他带兵勤王，不为元廷所采纳。闰七月，扩廓帖木儿击败貊高、关保，上报元廷，顺帝悔悟，命扩廓帖木儿依军法处死貊高、关保，又罢大抚军院，恢复扩廓帖木儿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的官爵。此时明军已渡黄河，顺帝急命扩廓帖木儿勤王，接到顺帝诏书后扩廓帖木儿很是纠结去还是不去，扩廓帖木儿召集幕僚们各自发表言论，幕僚争论不休，有人在商讨勤王方略，有人则提醒扩廓帖木儿说:"朝廷开抚军院，步步要杀丞相，乃要勤王?! 我驻军云中，观其成败为计耳"。 顺帝多次下诏，扩廓帖木儿还是按兵不动，顺帝很是无奈。
于“至正二十八年润七月差哈完太子来督扩廓出援燕京”（据《庚申外史》载），四皇子“哈完”（贴木花儿）接到父王的差事，也很纠结，“哈完”（贴木花儿）王子知道，二月份才免去扩廓帖木儿一切爵位，七月有叫扩廓帖木儿来燕京勤王，扩廓帖木儿肯定有想法，为了安抚扩廓帖木儿，四皇子“哈完”（贴木花儿）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给扩廓帖木儿带了大批的兵器粮食衣物和军赏。四皇子“哈完”（贴木花儿）带着顺帝亲笔诏书前往山西晋宁（今山西平阳），传达旨意。“哈完”（贴木花儿）王子随行人员包括“司托王”“楼子王”“栗立王”等大批亲兵随行人员，浩浩荡荡从燕京的出发。由冀北，（保定，石家庄，衡水，濮阳，新乡，覃怀（今河南沁阳））去山西晋宁（今山西平阳）。队伍行至到河南濮阳，四皇子人马遭遇到了，朱元璋派去的北伐明军主将徐达和常遇春的伏击，徐达和常遇春领兵25万。四皇子“哈完”（贴木花儿）所带人马不过数千，四皇子“哈完”（贴木花儿）带领众家亲兵奋力顽强抵抗的，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分士兵战死。徐达和常遇春所领明军主要任务是北上攻打燕京，也无意用大批部队去追逐，只派出一支部队进行追击围堵，加上“司托王”“楼子王”“栗立王”等将士拼死掩护下。众将士突破重围，转战到新乡地界，在新乡遭明军阻截，为了尽快摆脱明军的堵截，四皇子“哈完”（贴木花儿）下令渡黄河，南岸集结，在黄河南岸清点人员只能用一个惨来形容。父皇交代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明军有紧追不舍，为摆脱明军追击，四皇子带领残兵败将只能往南逃窜，残留人员全部进入大山中。入登封进大山，山道崎岖，荆棘丛生，出鲁山，造成大量减员，众部达南阳地区后，才彻底摆脱了明军的追击。摆脱了追击的将士在南阳进行了修整。在南阳修整期。派出搜索情报的探马传来消息得知；

“扩廓帖木儿在，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洪武元年）闰七月二十六日，扩廓帖木儿自晋宁移驻冀宁。两天后，元顺帝及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等人弃大都而北走。八月二日，明军入大都”。
哈完太子得知大都已破，犹如晴天霹雳砸向四皇子“哈完”（贴木花儿）有是生气又是悲伤，回燕京已是不可能的了，只有另找出路，唯一的出路，去山西找扩廓帖木儿。众人沿着泥泞小路向西而去，经过连日的奔袭，多日的征战，人困马乏减员严重，到了镇平“哈完”（贴木花儿）病倒了，随人员必须找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养病，晁陂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哈完”（贴木花儿）暂时隐名埋姓在晁陂驻扎下来养病。在前探路司托王一行也到达邓县进行修整，负责断后的栗立王也就近整修，西行的征途只能暂时搁置。“哈完”（贴木花儿）不的不派人将这一情况告诉父皇。顺帝得到消息后很是无奈，对四子不能北归忧心忡忡，遂将这一信息用蒙汉文刻录在顺帝的园陵横梁上表把自己的挂念。
经过长时间的修整，加上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哈完”（贴木花儿）只能在晁陂定居下来，楼子王和栗立王到晁陂西南角和西北角一二里的地方进行修整。
南阳地区经过连年的农民义军多次烧杀抢夺造成人口大幅减少，南阳地区人员比金后期减少317倍。 晁陂这个地方有山有水树木茂密。人烟稀少是个理想的藏身之地。现在楼子王和栗立王都形成了二个自然大村。
隐居在晁陂的“哈完”太子为了生存，开始走上农耕的生活，明朝政府洪武三年（1370年），也就是在“哈完”（贴木花儿）一行到达晁陂不久，朱元璋令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人口。洪武十四年推行里甲制度。在此基础上，对全国人口按所从事职业，主要分为民、军、匠三类，进行造册登记。以户为单位，每户详列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逐一登记在册。因送给户部的一册，封面用黄纸，故称黄册。按规定，黄册10年一造，每册一式4份，分别上报中央户部及省、府、县有关机构。因为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所以普通人不能离开自己的家乡所在地，违反就要抓起来坐牢。但是，有些学子要考科举，有的人会有急事，所以就设置了“路引”这种关卡通行证，只要到关卡出示，就可以到你想要的地方了，但是，是有时间限制的。
一般人员远离所居地百里之外,都需由当地政府部门发给一种类似介绍信、通行证之类的公文,叫"路引",若无"路引"或与之不符者,是要依律治罪的。"路引"实际上就是离乡的证明。明朝是里甲制或称保甲制，"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明代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路引在明清最为时兴。
通过人口登记，建立起乐户、丐籍、堕民等歧视制度，一般针对两种人：一是留下来的蒙古人，元代降将，其二是普通罪犯。明朝政府明确规定，这些人只能为普通民籍、宦籍服务，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不能充当吏员、粮长、里长，更不要说做官了。极大限制的大批人口的流动。北归的路彻底堵死。
面对这样的局面皇子“哈完”（贴木花儿）只能采取就地化整为零，先潜伏下来，保持沉默来辟开不必要的麻烦。开始了隐居下来过着普通百姓的新生活。
南阳地区是汉族为主的地区，留居在内地的蒙古人色母人都必须有汉姓汉名，四皇子“哈完”王子（贴木花儿）想我们是王子，那我们就姓 “王”吧，由此在镇平县晁陂出现了一个以 “王”为 姓的，“王”蒙古族 。
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朝政府下令留居中原，蒙古色目人。必须与汉族婚姻，不许与本族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明会要卷五十二），晁陂王姓蒙古族一直继承这一传统，晁陂也制定了一条族规王姓蒙古族族内不得通婚。

东溪公传
五世祖东溪公成化年（1465年）出世，儿时二世祖“大老”就给五世祖东溪公讲述从大都到晁陂一路艰辛，遭明军多次围堵将士们英勇杀敌，终因寡不敌众惨遭追杀的悲惨的历史，不凡的经历，希望子孙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五世祖东溪公铭刻在心，在二世祖“大老”去世后，把二世祖“大老”也葬在东岗祖坟里。
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四世祖去世了，东溪公很是伤心决心为父亲立石，墓碑必须立，但怎么立，写什么。因明太祖发布禁令禁胡语、胡服、胡俗、胡姓名。
虽然明嘉靖十一年离我始祖来晁陂已一百多年，但五世祖还很是纠结，还是心有余悸，还是没有从担忧和惊恐中解脱出来。始祖“二老”不能写蒙古名字，五世祖在始祖们墓前树碑，只能追叙始祖为 “二老”二世祖为“大老”三世祖为 “贵”四世祖为“宗”，并在二世祖“大老”碑上略述了其家族的来历，碑文如下；“昔元记，自文宗殂，顺帝御极，明主由和阳渡江，取太平路，逼燕京，元帝奔应昌遂移祚，公覩气运迭嬗，克自保重，游冀北，走覃怀，率江左渡河南，偕先夫人经历殆尽，卜居晁陂”.这一碑文上的记载， 是五世祖东溪公根据 二世祖“大佬”的遗言写成，写出了“哈完”王子的心结，写出了“哈完”王子无奈的处境和父子间的矛盾，是个非常重要，据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碑文。墓碑上虽只有几十个字，透露出皇家的风范和气息。但它清楚地叙述了晁陂王氏蒙古族的族源及其历史沿革过程。从碑文中记载的情况来看，皇四子“哈完”（贴木花儿）从京城大都出来后经历了千辛万苦，经过长途跋涉，多次和明军碰撞，即到镇平县晁陂时，随行人们大多数都战死了。这凄惨痛苦的和路途的艰辛只有这些先辈们最为清楚。
从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五世祖东溪公惧祸心情。即使到明朝中后期，明王朝对蒙古遗族逐渐放松誡心，五世祖东溪还是生恐发生不测。正是有了这通碑和碑文，道明了晁陂王姓子孙和顺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骨肉相恋的情结。实数铁证一件，如果没有这通碑，那晁陂的王姓只凭口碑传说，那正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也不会得不到1952年中南民族调查团的认可。
按照明朝政府成化年的规定；军民之间有年八十以上者，不分男妇，有司给与绢一匹、绵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之。其八十以上，为乡里所敬服者，有司勘实，加以冠带，以荣终身。五世祖东溪公八十岁时被镇平县授予 “寿官”
寿官是明朝出现一种官名，按照明代的制度，这是个虚职，又是一种荣誉。奖励“德行着闻，为乡里所敬服者”，只有官帽官服、没有爵位。
府明确规定，留下的蒙古人只能为普通民籍、宦籍服务，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不能充当吏员、粮长、里长，更不要说做官了。为了尽快的摆脱朱元璋的这种民族的歧视政策，迁出的先辈们只能随大流，去迎合当时的流行说法，我们是移民，我们也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来的。以此相传，过不了几代，后人们还真以为自己就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来的。后辈们又根据这一流传记入了各自的家谱。并刻在石碑上来祭奠。这是东溪公最不愿意看到的。晁陂子弟遵循东溪公的教导，已农为主，不和外人争高低，低调做人。
在明朝晁陂的族人没有出外做官，至到清朝晁陂子弟才开始向社会，生活的稳定人口大增，晁陂人多地少，为谋取更好的生存环境，晁陂后人开始大量外出。
东溪公成化人，配陈氏子四，长子辂，次子轲，三子轼，四子车。在1942年的晁陂老家谱上，伯一门伯二门是东溪公长子辂公的后裔，家谱仲一门仲二门是轲公的后裔，家谱叔门是轼公的后裔，四子早逝。

编辑家谱人员不是元史专家，手里的资料有限，随即派王元侹去落实这一信息，元侹在内蒙古和宁夏等地没有找到顺帝的元陵元庙，主要是景裕没有说清楚具体地址，只是根据蒙古语说“包原卜洛陵”，但景裕不知蒙语“包原卜洛陵”翻译成汉语是（福泉）或（富泉）的地名。王元侹到了内蒙古宁夏才发现叫这个蒙古语名字的地方很多，也很复杂，无法找到景裕所说的庙和陵。编辑家谱人员只能按照景裕的日记原文写入家谱。
大都希望看到《元史》里直接写有元顺帝四子贴木花儿，你们想一想那可能吗？。 四王子“哈完”到达晁陂还没有稳定下来，还在东躲西藏的时候，《元史》以整理完成出版了，《元史》能记录元史出版以后的事情吗。那是不可能的。从历代史料来看，庶出子女在家里是没有地位的，也不可能有他们的史料来记录，但由于顺帝是自行退出元大都的，朱元璋有急于想从历史上清除元的影响，明朝人对顺帝的情况知道的不多，对顺帝的其他的子女记能不记录就不去记录。
幸好有《庚申外史》却补充了“元史”史料不足。《庚申外史》载；“至正二十八年润七月差哈完太子来督扩廓出援燕京”的记载。

元史专家邱树森教授考证后认为，“至于哈完太子，那肯定不是《宗室世系表》中的二个“蚤世”者，既能督军，年龄不会太小，究竟是皇后生的还是妃子所生，也难断定，哈完应是妃子所生”。
妃子所生子女不被史料记载；“哈完太子”就是其中之一。
根据元史专家邱树森教授考证结论推理，“哈完太子”既不是早逝的二位王子，那应该就是王景裕在宁夏抄写元陵元庙横额载写的顺帝四子帖木花耳。“哈完太子”定居晁陂后，派人将这一信息告诉了顺帝，并在黄金家族里得以流传。
王建华和王景武取得了联系，经王景武证实，石嘴山市西不远有个武当庙，靠近贺兰山就是元顺帝陵，石嘴山市东南有个平罗县城里有个玉皇阁，就是元庙，相距20公里左右。元代皇帝都有陵和庙。
《庚申外史》是一部记录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时期(1333～1368)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又名《庚申帝史外闻见录》﹑《庚申大事记》。庚申帝即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因生于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庚申年﹐故名。分上下两卷。元末明初人权衡著。权衡﹐江西吉安人﹐字以制﹐号葛溪﹐元末隐居彰德黄华山(今河南林县境)。明洪武四年(1371)後﹐寓居临江(今江西清江西南)。该书约著成於洪武初年。作者生当元末﹐又居住在中原地区﹐耳闻目睹元末朝廷政事﹑农民起义情况﹐所记较客观真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有关元廷宫闱轶事﹐多为它书所不载﹐对上层官僚贵族如燕铁木儿﹑伯颜﹑脱脱﹑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等之间的纷争﹐记载亦详﹔对元末农民起义的记载尤其翔实﹐如所述彭莹玉﹑芝麻李﹑南琐北琐红军等事迹﹐都是很珍贵的史料。作者出于民族心态，对蒙古人的统治极其不满，尤其对元末统治十分不满对农民起义常寄予同情。　　

2、王景裕去宁夏元陵元庙参拜时看到蒙汉兼刊上半横额载有顺帝四子帖木花耳，由濮阳兵败新乡渡河留居晁陂数语。景裕见有晁陂二字，既抄写下来。“濮阳兵败”被留居濮阳的苏姓蒙古族所证实，六百年来留居在山东鄄城的苏姓蒙古族一直在说，我们的在濮阳兵败留居在此地的蒙古人，晁陂鄄城两地相距千里，几百年来没有任何联系，也不知有对方的存在，他们一直流传着一个共同的话题，我们是蒙古人，“濮阳兵败留居于此”。口口相传几百年，两地的执着的信念和高度的认同至人真是难以相信。

3，清同治初，僧王僧格林沁剿念匪，到南阳，到达南阳后开始寻找元裔之后。找衙门，找地方绅士，找七八十岁的老人多方打听，在南阳地区闹的沸沸扬扬，流传甚广給南阳人留下来深刻的影响。这一大事很自然的传到镇平晁陂。
清同治初大约是公元1866年，晁陂家谱是1942年出版，据家谱记载家谱还没有出版王云桂以去世享年82岁，1942-82=1860年，王云桂大约是1860年生的。王云桂肯定在当时听说僧王来南阳找元裔之后，遗憾的是晁陂王姓蒙古族没有能和僧王见面详谈，了解更多

4.关于顺帝子女的问题；
据《庚申外史》记载；顺帝“令诸嫔妃百余人，皆受大喜乐佛戒”[8] ，可见顺帝的后宫是非常多的，嫔妃有上百人之众。后来这些后妃都随顺帝出逃上都和应昌，至正三十年（1370年）五月在应昌被明军全部俘获。
元顺帝子女数难以考证。《元史》记载他有三个儿子，长子为爱猷识理达腊，剩下两个早夭。但顺帝皇子的数量很明显不止三个，至于有多少个女儿也无法确认。有记载的皇子就有：
· 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至正十三年（1353年）被立为皇太子，至正三十年（1370年）即位，为北元第二任皇帝，生母奇皇后。
· 真金，生母伯颜忽都皇后，二岁夭折。
· 失秃儿太子，又作实逗、失笃儿，至正十一年（1351年）十二月奉旨护送恭愍王夫妇前往高丽，并娶高丽女林氏。[22] 至正三十年（1370年）十二月降明，明太祖赐予他宅邸。[22]
· 峦峦太子，至正十三年（1353年）奉命前往高丽，并娶高丽女金氏。[22]
· 雪山太子，生母伯颜忽都皇后，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孛罗帖木儿率兵入京，赶走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试图拥立雪山为皇太子，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孛罗帖木儿被刺身亡，爱猷识理达腊与扩廓帖木儿（王保保）率兵入京，伯颜忽都皇后以忧死，幼子雪山，其母家取归直北海都田地。[24]
· 益王脱古思帖木儿，宣光八年（1378年）即位，为北元第三任皇帝（一说是爱猷识理达腊之子，元顺帝之孙）。
· 哈完太子“至正二十八年润七月差哈完太子来督扩廓出援燕京”
· “脱古思贴木儿” 太子《蒙古世系》（25）
· “义王”太子《恒河之流》（26）

根据现有的史料，我们就收集到了这些皇太子，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好多资料是韩国国家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高丽史》等书中得到的，韩国国家史编纂委员编纂的史料还是比较可信的。
益王脱古思帖木儿和《恒河之流》中记述“义王”太子是否是一个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恒河之流》是用蒙语记录的可以翻译“益王”“义王”“豫王”等多种翻译。
我们现在要做的只能是追本溯源，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和真像，历史料载是一个概论，他不会详细的记载一个家庭，一支家族的迁徙的历程。史书只是记载历史上发生的大事。何况任何朝代史书不都是胜者编写的吗，这些史书做了大量的筛选，只有一条必须符合新一代君王的意愿，元史能逃脱这一法则吗？。只有我们自己家族才记住我们家族的世代兴衰，只有我们自己才真实记录自己家族的历史，但也不能忘记祖先在哪黑暗的日子所受的磨难。我们应该不忘家史，不能忘记家族历史，谨遵族训。

自从发表帖木花儿传后，有人问哈完太子是铁木花儿吗？问这一问题的人只能说缺乏相应的元朝知识。从《元史》中得知 “顺皇帝，三子，长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余二子蚤世”。从而可以认定元顺帝只有三个儿子其中二个蚤世。只有一个儿子即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幸有据申补充了《元史》缺失的珍贵史料，《庚外史》记载“至正二十八年润七月差“哈完太子”来督扩廓出援燕京”这里有补添加一位“哈完太子”，我们都知道《元史》中记有三位太子，那“哈完太子”排行肯定是老四了，这就可以确认“哈完太子”是四太子。
晁坡王姓蒙古族历史上一直流传着，我们元后裔，但缺乏具体的记载，景裕在宁夏参观元陵元庙记时，发现元陵元庙满目荒凉，破烂不堪，仅遗丰碑，蒙汉兼刊上半横额载有顺帝四子帖木花耳，由濮阳兵败新乡渡河留居晁陂数语。景裕见有晁陂二字，即照书於日记。

景裕的记录给晁坡的传说划上了一个完满的音符。《庚外史》记载
“至正二十八年润七月差“哈完太子”来督扩廓出援燕京”，八月大都城破，我们要特别注意，在所有元史料中，在大都破城前，南下只有四皇子“哈完太子”，“哈完太子”排行有是老四，从时间上看是吻合，一个家族史能在浩渺如烟史料找到这一句话，那就很有历史价值了。和以前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说什么，“北路受阻，不得已只有向南逃窜”这种说法太过于牵强，不能自圆其说。《庚外史》记载是否更有说服力。

“哈完太子”为什么又叫“帖木花耳”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小名和大名。小名有叫乳名，亦叫奶名、小名或小字，特指婴儿初生时家长所取的非正式的名字。大名又叫官名，官名是正式场合里用的名字。“哈完”是“哈完太子”的小名或乳名。《庚外史》用“哈完太子”的小名来称呼“帖木花耳”大有轻蔑和瞧不起的意思。凡中国人大家都很知道一代枭雄曹操，曹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后面的名字也不为人所熟悉，那还不都是曹操吗？。

《庚外史》作者生于元末﹐又久居住在中原地区﹐耳闻目睹元末朝廷政事﹑农民起义情况﹐所记较客观真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有关元廷宫闱轶事﹐多为它书所不载﹐对上层官僚贵族如燕铁木儿﹑伯颜﹑脱脱﹑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等之间的纷争﹐记载亦详﹔对元末农民起义的记载尤其翔实﹐如所述彭莹玉﹑芝麻李﹑南琐北琐红军等事迹﹐都是很珍贵的史料。但作者对元末统治着十分不满和仇恨﹐对农民起义常寄予同情。
《庚外史》作者对元朝统治者的人员调动子女出行记录时，尽量用带有轻蔑和藐视的文字去记录，从记录差“哈完太子”来督扩廓出援燕京”就可以清楚的看出作者的心态。“哈完”这个名字是《庚外史》作者写出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可能是根据蒙古语发音汉译出来的，汉译蒙，蒙译汉和原意都有一定的差异，作者用发音译出“哈完”有可能不太准确，不用太认真追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