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蒋介石的政治起家与反对陈炯明有很大关系，但不一定清楚，蒋介石曾经是陈炯明非常赏识的一个部下。

　　第二次合作
　　因为孙中山的再三催促，1918年9月，蒋介石从上海折回汕头。在得到陈炯明“授以兵权”的许诺后，匆匆地赶到粤军总部所在地漳州，开始了他和陈炯明的第二次共事。
　　9月26日，蒋介石出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正当蒋介石踌躇满志，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驻闽粤军与北洋军队全线停火，这对于急于建立功业的蒋介石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但他不肯死心，拒绝发布停战令，指挥部队继续进攻。此时粤军的其他部队已奉命停战，这就造成了第二支队的孤军深入。敌军趁机反抗，蒋介石不得不落荒而逃。
　　蒋介石违抗命令，造成失利后，陈炯明虽然没有责罚蒋介石，还为他开脱几句，但那些同僚却常常借题发挥，讽刺讥笑。蒋介石不知收敛，驻防长泰时，又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甚至驱逐当地长官，一时间，舆论哗然。同时，陈炯明对蒋介石也不是没有戒心，当初他拨给蒋介石的两个营，都是他的嫡系部队，名义上隶属蒋介石，实际上还是在他的直接控制下，蒋介石的号令往往不能生效。如此复杂的背景，使蒋介石不能安其位，只好再次出走。第二次共事，又以同样难堪的局面告终。

　　第三合作
　　蒋介石在上海呆了差不多半年。1920年秋，粤军回师广东，蒋介石再次投奔陈炯明，一度代理粤军第二军前线总指挥的任务，但他那时与陈炯明的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了。陈炯明是比较欣赏蒋介石才干的，但蒋介石是孙中山派来的，陈炯明对孙中山已有二心，他怕蒋介石同自己争夺兵权，所以对蒋介石疑而不用。粤军回师广东之后，陈炯明的亲信都升了官，而自认为战功显赫的蒋介石仍没能掌握实际兵权，只被派到实力单薄的第二军作参谋长。这与蒋介石的“自我设计”当然有很大差距。所以蒋介石不愿就职，故伎重演，跑回家乡奉化去了。
　　其实，在思想上，蒋介石和陈炯明还是有“共同语言”的。比如在孙中山建立正式政府的问题上，他就和陈炯明一样持反对态度；孙中山组织北伐时，陈炯明多方阻挠，蒋介石的态度也很消极。但是，与陈炯明不同，蒋介石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孙中山，那时他对孙中山还是比较尊重的。
　　到了1922年4月，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割据广东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蒋介石再三主张先讨陈后北伐，并命令粤军第二军控制肇庆、三水一带，对广州构成威胁，陈炯明不敢轻举妄动。但国民党党内意见分歧较大，孙中山也倾向于“暂缓讨陈”，蒋介石感到失望，于是辞职出走。出走之前，他曾致函陈炯明，说国民党内的反陈空气与他无关，并表示：如果陈炯明重新出山(当时陈已辞职)，他将“执鞭以从”；如果陈炯明不出山，他也将“追随吾公优游林泉”。很明显，当时孙中山的反陈态度还不坚决，陈炯明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所以蒋介石对陈炯明不敢公开决裂，而在表面上极力笼络，给自己留条后路，从中也可看出蒋介石手腕的多变。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的加急电报后，立即从奉化起程，于6月29日登上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对蒋介石的到来，孙中山很高兴，说蒋介石“一人来此，足当两万援军”，并委以海军指挥兵权。当时的广州城已为叛军占据，追随孙中山的海军各舰只都暴露在江中，很容易遭到攻击。后来，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舰队从黄埔驶往外舰密集的白鹅潭。叛军怕进攻时误伤外舰，引起外交纠纷，所以只好暂时收敛，这就保证了整个舰队的安全。孙中山带着蒋介石与叛军相持了1个多月，终于因为援军无望，同时英帝国主义又施加压力，不得不离开广州。在这充满危险的一个多月中，蒋介石形影不离地跟随孙中山，参与戎机。孙中山甚为满意，对他的信任又加深了一步。后来蒋介石回到奉化，写了本《孙中山大总统广州蒙难日记》，对陈炯明第一次以“贼”相称，借此表示它与陈炯明的公开决裂。因为当时关于孙中山广州蒙难的文字记载很少，孙中山又为这个日记写了序，因而蒋介石的这本日记就成了权威性的历史文献，而蒋介石本人后来也俨然以孙中山的继承人的姿态出现了。这是蒋介石政治发家道路上一个带有决定意义的阶梯。
　　蒋介石虽然在政治上已与陈炯明公开决裂，但对自己当年的顶头上司还是没有忘怀的。1933年陈炯明于香港病死时，因家道萧条，家属无力举行葬礼。蒋介石知道后，曾私下从江西汇现款3000元。这个消息被当作头号新闻在香港报纸上刊出后，曾轰动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