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孟子译注 滕文公上》中的某氏是一个人，钱穆。

xfg2939厉害了。
昨天一直在怀疑两个人：胡适和钱穆。
两人和孔子都有一定渊源。胡适有发起和参与xx孔家店，写过说儒，应该归为哲学（政治）类
钱穆出过先秦诸子系年等和关于孔子论语一些专著，可以归于历史考证类。
下面截图是找到的钱穆的孔子传略。应该就是杨伯峻引用的口语话内容的原始出处。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孔子考

《论语》“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此事疑者甚众。赵翼《陔馀丛考》、崔述《洙泗考信录》辨之尤力。大意谓：“公山弗扰即《左传》公山不狃。据《左传》，不狃以费畔，在定公十二年。是时孔子方为司寇，主堕费之议。弗扰不肯堕，至率费人以袭鲁，岂有弗扰欲召孔子而孔子欲赴之理？”此据《左传》谓弗扰以费畔在定公十二年也。然《伪孔注论语》谓：“弗扰为季氏宰，与阳虎共执季桓子而召孔子”，阳虎执季桓子在定公五年，此以弗扰召孔子亦在定公五年也。（朱子《集注》，毛奇龄《四书稽求篇》从之。）《世家》云：“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按定公九年，孔子已五十一，此误。）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是谓其事在定公之九年也。（江永《乡党图考》从之。）狄子奇《孔子编年》引郑氏环曰：“不狃之召，当在定八年冬阳虎入讙阳关以叛之时。《史记》系之九年阳虎奔齐之后，非是。”狄氏又云：“《世家》虽系之九年，然云此时孔子年五十，仍指八年言”，则又谓其事在八年也。（苏氏《古史》载《论语》以费畔，亦在八年。）三说孰当且勿论，而赵、崔专据十二年一说以疑《论语》，可知其未是。

wt大神厉害了，还没机会拜读钱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待明年的读书计划。
春秋后期的鲁国，昭公死在外，到定公上台，政坛可谓精彩纷呈（乱出新高度）。鲁政在三桓，费宰阳虎居然能出头力压季孙和孟孙叔孙，要去三桓。反而三子要和鲁君盟。定十年，孔子为相（担任生平最高职位），也是因为阳虎为乱，庶姓有机会担任卿职。
最后阳虎没成功，三桓执政是对鲁国稳定有利的。鲁君还是没有做为，孔子未能在仕途有更多建树，鲁国继续平庸，都是历史的选择。

我原以为，杨伯峻这里称某氏，不方便提名字，是出于政治忌讳。
现在看来是杨先生使用“某氏云”和引用的非正式书面文字-应该是并不赞同。
正好刚刚看到哀公十一年，杨伯峻正式引用过钱穆的正式文字材料。来注解 仲尼曰：“丘不识也”。
可见对钱穆不必有所隐晦。

@rootsman 你的问题很难回答，某些观念不同吧。
首先杨伯峻这套春秋左传集，应该是现在大陆容易买到的比较全面的左传书籍。
然后为什么不看左传正义和左传诂。主要是个人还是喜欢把左传当编年史的传记看。更在意左传的史学价值和文学性，而清和以前的注解和训诂，在解经语更有多的发挥，当然会不可避免的陈腐（和现代观念差异），本人随时可能读不下去。
很高兴杨先生的注，还是很客观，需要对某事某言的价值判断的地方，尽量用史学观点证实而不是儒家观念。
-待续

-接上
1919后新文化运动和文革中，孔子和他的学说，成为一种封建的标记，而成为目标，可以说片面甚至盲目，具体这里就不展开了。毕竟这是历史了。
我读书的时候课本里已经有：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有朋自远方来，逝者如斯夫...
大陆这边把孔子当成教育家（万世师表），而不是圣人。这是对前面那段历史的一种反思。
孔子的文化性，应该是孔子思想能长期稳定存在一种的方式。
如果现代还称孔子为圣贤，只能是历史性的认识的。和秦皇汉武一样...

俱往矣！
儒家思想深入国人的骨髓。那么做为东方人如果不读论语和左传实在是一种很大缺失。
左传有用很多笔墨在子产和叔向的言行上。左传有两处精彩的礼和仪的辨论。可见在左传成书年代，已经有这种对礼深层认识，读到这里的每个人都应该敬服。
所以，称孔子为孔丘，个人以为是习惯。没有特别用意。就左传来说庶姓称名，符合体例。

某做代词，不是代自己吗？

这一段的《正义》中，共有6处直呼“孔丘”，大家看一下，都分别是谁个称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