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勇从2004年开始做印度格列卫“代购”，而以他为原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在2018年上映后，收获了极高的话题度。 究其原因，是由重症或罕见病病患用药难得保障的现实引起的共鸣。 20世纪初，对这些患者来讲，国内的药企尚不能供给续命的药，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花大价钱买经过国家药监局批准的进口原研药，要么就等死。毕竟像陆勇确诊之初服用的格列卫，一粒药就要200块，一天就是800多元。从企业角度来看，“10年10亿美元”研发的一款药，专利保护期只有短短20年，药价低不得，因为“研发投入往往会占到销售收入的20%以上”，有业内人士告诉虎嗅。

不同疾病药物的高额研发投入
按理来讲，国内的研发成本等可以折个汇率，药价自然能更实惠，但现实是，当时没有药企做这件事，或者说没有人愿意做。“多苦啊，熬那么多年搞研发，还有很大概率失败（从临床I期走到上市的成功率只有不足10%），哪有做仿制药来钱快又稳”——这是当年一批药企老板的真实内心写照。 漫长的一段时间中，也鲜有VC肯冒着打水漂的风险，陪着一款药从结构设计阶段一步步走到临床、上市。当然，基金存续期对他们来讲也是没法逾越的鸿沟。 而纵观近几年，尤其在2018年港股新规及2019年科创板推出后，创新药企的招牌因为有了资本市场的关注而越来越亮。百济神州、再鼎医药、传奇生物等生物医药公司成功赴美IPO的事实，疫情之中我国在疫苗上的进度，是更浓的一针鸡血——这似乎在告诉我们，中国的医药创新已经正式与美国接轨了。 然而，两国之间曾经15~20年的差距真能被这样轻松消灭吗？我国创新药的进展到底如何？我们试图从西湖大学的生物医药主题思享汇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