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勇从2004年开始做印度格列卫“代购”,而以他为原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在2018年上映后,收获了极高的话题度。 究其原因,是由重症或罕见病病患用药难得保障的现实引起的共鸣。 20世纪初,对这些患者来讲,国内的药企尚不能供给续命的药,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花大价钱买经过国家药监局批准的进口原研药,要么就等死。毕竟像陆勇确诊之初服用的格列卫,一粒药就要200块,一天就是800多元。从企业角度来看,“10年10亿美元”研发的一款药,专利保护期只有短短20年,药价低不得,因为“研发投入往往会占到销售收入的20%以上”,有业内人士告诉虎嗅。

不同疾病药物的高额研发投入
按理来讲,国内的研发成本等可以折个汇率,药价自然能更实惠,但现实是,当时没有药企做这件事,或者说没有人愿意做。“多苦啊,熬那么多年搞研发,还有很大概率失败(从临床I期走到上市的成功率只有不足10%),哪有做仿制药来钱快又稳”——这是当年一批药企老板的真实内心写照。 漫长的一段时间中,也鲜有VC肯冒着打水漂的风险,陪着一款药从结构设计阶段一步步走到临床、上市。当然,基金存续期对他们来讲也是没法逾越的鸿沟。 而纵观近几年,尤其在2018年港股新规及2019年科创板推出后,创新药企的招牌因为有了资本市场的关注而越来越亮。百济神州、再鼎医药、传奇生物等生物医药公司成功赴美IPO的事实,疫情之中我国在疫苗上的进度,是更浓的一针鸡血——这似乎在告诉我们,中国的医药创新已经正式与美国接轨了。 然而,两国之间曾经15~20年的差距真能被这样轻松消灭吗?我国创新药的进展到底如何?我们试图从西湖大学的生物医药主题思享汇中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