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对于语言学家还是普通的语言使用者，语言符号的含义就是将其翻译为其他的符号，用其他符号代替它、进一步解释它。皮尔士（Peirce）对符号的本质有极其深入的探究，他坚持认为这些“其他符号”必须能更全面地延展原符号的含义。“单身汉（bachelor）”一词可更明晰地表达为“未婚男人（unmarried man）”。可将语言符号的转换方式分为三种：（1）翻译为同一语言的其他符号（2）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符号（3）翻译为非语言符号系统中的符号。我们对这三种翻译采取不同的命名：
1.语内翻译/复述 (Intralingualtranslation / rewording)：用同一语言中的其他符号解释某些语言符号
2. 语际翻译/严格意义上的翻译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 translation proper)：用其他语言解释某些语言符号
3. 符际翻译/嬗变(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 transmutation)：用非语言符号系统中的符号解释某些语言符号
一个词的语内翻译要么使用另一个同义词，要么使用迂回词。然而，同义词通常不是完全对等的：例如，“每一个独身主义者都是单身汉，但不是每一个单身汉都是独身主义者”。想要完全解释一个词或惯用短语，也就是最高级别的语码单位（code-unit），只有通过语码单位的等效组合才能实现。例如这样的语码单位组合方式：“单身汉都是未婚男人，未婚男人都是单身汉”，或者“独身主义者都不许结婚，不许结婚的人都是独身主义者。”

同样，在语际翻译的层面上，语码单位之间通常不完全对等，但只要信息充分，也足以解释外来语码单位的意思。英语单词“cheese”不能完全与其俄语别名“сыр”相一致，因为“茅屋奶酪（cottage cheese）”是一种奶酪但不是“сыр”。俄罗斯人会说：“带奶酪和сыр来。”标准俄语里面，只有在发酵过的情况下，用凝乳制成的食物才被称为“сыр”。
然而，最常见的情况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并不是把一种语言的某些信息替换成分散的语码单元，而是替换成另一种语言的一整段信息。这样的翻译属于间接引语（reported speech）；译者对来自别处的消息进行改写并发送出去。因此，翻译涉及两种不同语码中的两个对等信息。
不同对象之间的对等是语言的核心问题，也是语言学家的关注重点。语言学家和任何语言讯息的接收者一样，都必须解释这些讯息。也就是说，语言科学不可能在没有语内或语际翻译的情况下解读任何语言样本。对任意两种语言的比较，其实都是对二者之间可译性的检验，所以语际交流的广泛实践，尤其是翻译活动，必须长期接受语言科学的审视。出于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我们急需一种双语词典，通过比较式定义（comparative definition）对相关语码单位的本义和延伸义进行详细的解释。同理，（该词典中的）双语语法(differential bilingual grammars)也应说明是什么造成了两种语言之间语法规则的异同。

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都很复杂，于是总有人想要以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来斩断这个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沃尔夫（B. L.Whorf）虚构了一个生动的人物，叫做普通人先生（Mr. Everyman），是个自然逻辑学家，他认为“不同的语言背景必然导致对事实的不同表达形式。所以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人陈述的事实，在他们各自的眼中肯定是不一样的。”另外，在俄国革命的头几年里，有一群狂热分子在苏俄报刊上要求激进地改革传统的语言表达方式，特别是要把“sunrise”（日出）和“sunset”（日落）这样有误导性的词汇改掉。可是今天我们还在说这两个词，用的虽然是托勒密的概念，但并没有否认哥白尼的公理。大家在头脑里很容易就能把平常说的太阳“升起”“落下”转换成“地球在自转”，因为任何符号都能转换成另外的符号，使我们理解更详细、更准确。
只要你会说一门语言，就一定会解释这门语言。这就是“元语言行为”，这种能力使你能够重新审视、定义你用的词汇。尼尔斯·玻尔（NielsBohr）提出了“两个层面的互补”，即对象语言（object-language）和元语言（metalanguage）的互补：任何有确切定义的、以实验为基础的概念都必然被最普通的语言所表达出来，“在这种语言中，所有词语的使用都以互补的方式对彼此作出严格定义。”

但凡是认识产生的经验或者分类，都可以用任何现有的语言来表达。即便不足之处，也可以通过借词(loan-words)、借译(loantranslation)、新词(neologism)、语义转换(semantic shifts)或者迂回表达(circumlocution)来对特定术语进行限定、详解。因此，在新诞生的东北西伯利亚楚克奇人的文学语言中，“螺丝”被写成“旋转的钉子”，“钢”被写成“硬铁”，“锡”被写成为“薄铁”，“粉笔”变成了“书写的肥皂”，“手表”则变成了“锤击般跳动的心脏”。甚至看似矛盾的绕口，如“电力的马耳朵”(электрическаяконка), 其实是无马电炉的第一个俄文名字；还有“飞行汽船”（jena paragot），是科里亚克语中飞机的术语。它们就是比喻马耳朵带了电、蒸汽船飞了起来，并不妨碍我们交流。再比方说“冷牛肉、冷猪肉馅热狗”（coldbeef-and-pork hot dog），用的是矛盾修辞法（oxymoron），我们并不想真的听到狗叫，也并不觉得“冷”和“热”有什么冲突的。
译文的语言里有其特有的语法规则，所以直译不可能包含原文的所有信息。几年前有一部很有趣的书《联邦散文—如何在美国用“and/or”写作》（Federal Prose – How to Write in and/or for Washington），里面用新的连词“and/or”代替了原本的“and”和“or”。“and/or”是萨摩耶语中特有的连词。虽然英语和萨摩耶语的连词有所不同，但是这三种连词在“联邦散文”中既可译为传统英语也可译为萨摩耶语。
联邦散文：（1）John and Peter（2）John or Peter (3) John and/or Peter will come.
传统英语：John and Peter orone of them will come.
萨摩耶语：(1) John and/or Peter both will come. (2) John and/or Peter, one of themwill come.

如果某个语言缺少一种语法范畴，我们会用词汇来翻译出这个含义。古俄语的双重名词形式如брата（两兄弟）可以借助数词译为“two brothers”。所以，一旦翻译中的目标语缺少源语的某种语法范畴，想要忠实原文就难上加难了。如果把英语句子“She has brothers”译成某种不包含双数、复数形式的语言，就只能在“她有两个兄弟”“她有多于两个兄弟”这两种说法中取一个。不然就只能说“她要么有两个兄弟，要么有多于两个兄弟”，让读者去判断吧。反之，如果把某个不分单复数的语言译成英语，就只好在“brother”或“brothers”中选一个了，或者说“She has either one or more than one brother”，让读者二选一。
博厄斯（Boas）讲得好，与语言的词汇相对的是其语法，语法类型决定了哪些方面必须在译入语中表述清楚。博厄斯说：“我们必须在这些方面中做选择，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如果要把英语句子“I hired a worker”译成俄语，译者必须对信息加以补充，说清楚这个行为是否已完成，这个worker（工人）是男是女，因为他必须在完结动词和非完结动词间、阳性和阴性名词间二选一。如果你问说这句英语的那个人，这个工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可能觉得你多此一举、没事找事，但是在俄语里却不得不这么问。但另一方面，不管用俄语的哪种语法形式来翻译这句英语，都没有回答“雇工人有没有完成”“工人是男是女”“工人是特定还是泛指”这几个问题。因为俄语和英语语法必须说明的信息是不一样的，我们面临的是两套不同的“二选一问题”，所以由一系列独立句子组成的译文必然遗失其原本的语法内涵，不管是英译俄还是俄译英。瑞士语言学家S.Karcevski把翻译中的这种意义遗失比作循环的亏本货币交易。但是显然，在翻译中，上下文越丰富，信息流失就越少。

语言的本质区别，在于必须表达什么，而不是能够表达什么。每个语言的动词都不可避免地提出一系列具体的“是非问题”（Yes-or-noquestion），比方说叙述的事件是否涉及完成与否的问题？这个事件在当前现实之前、之中还是之后？说母语和听母语的人会自然而然地关注这些问题，并通过解读语码来弄清楚这些问题。
语言在其认知功能中，对语法模式的依赖最小，因为我们对经验的定义与元语言行为是互补的关系——语言认知不仅承认而且直接要求重新编码以解释，即翻译。任何认为认知数据不可表达或不可翻译的假设在术语上都是矛盾的。但是在笑话中，在梦中，在魔术中，尤其是在我们通常用来讲述神话或诗歌的语言中，语法范畴具有很高的语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翻译问题就变得更复杂、更有争议。
即使是语法性别这样常被认为只是形式上的范畴，也在言语群体对神话的态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俄语中，阴性不能指代男性，阳性不能指代女性。无生命名词（inanimate nouns）的拟人化或隐喻性解释是由其性别决定的。莫斯科心理研究所（1915年）的一项测试显示，俄罗斯人倾向于将工作日拟人化，他们始终将周一、周二和周四表示为男性，周三、周五和周六表示为女性，但没有意识到这种分布是由于前三天的名词是阳性的(понедельник, вторник, четверг) 而另外三天的名词是阴性的(среда, пятница, суббота). 星期五这个词在一些斯拉夫语中是阳性的，而在另一些语中是阴性的，这些民族在星期五有不同的民间仪式，也可以反映这一点。俄罗斯流传着一种迷信，认为掉落的刀预示着男客人，掉落的叉子预示着女客人，这是因为俄语里“刀”（нож）是阳性的，而“叉子”（вилка）是阴性的。在斯拉夫语和其他一些语言中，“白天”是阳性的，“夜晚”是阴性的，诗人把白天描绘成夜晚的情人。俄罗斯画家列宾对德国艺术家把“罪”描绘成女人感到困惑：他没有意识到“罪”在德语中是阴性的(die Sünde)，但在俄语中是阳性的(грех). 同样地，俄罗斯孩子在阅读德国故事的译文时如果发现“死亡”竟是一个男性老人(德语中的der Tod是阳性)，会感到惊讶，因为在俄罗斯“死亡”应该是个女人(俄语中的смерть是阴性)。《生活，我的姐妹》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一本诗集的书名，这在俄语中很自然，因为“生活”（жизнь）是女性化的, 但这足以使捷克诗人约瑟夫·贺拉（Josef Hora）在翻译这些诗时感到绝望，因为在捷克语中，生活（život）是阳性的。

斯拉夫文学最初的问题是什么？有个很奇怪的事情，那就是译者很难保留性别的象征意义，不过这种困难似乎并不妨碍正常的认知。然而这个困难的任务，可能正是斯拉夫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的话题。这部作品，就是《福音书》第一个译本的序言，由哲学家、斯拉夫字母和礼拜仪式的创立者智者康士坦丁(Constantinethe Philosopher)在860年代初所作，而最近维兰特（A.Valliant）又对其进行了修复和解释。斯拉夫的使徒说：“当希腊语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不可能总是被完全相同地复制，这也发生在每一种被翻译的语言上。希腊语中阳性名词‘河流’和‘星星’在斯拉夫语中变成了阴性的река和звезда。 维兰特认为这个分歧使得斯拉夫译本中抹去了马太福音两段经文的（7:25和2:9）的象征意义，即河流象征魔鬼、星星象征天使。针对这一诗学障碍，丢尼修（Dionysius the Areopagite）呼吁关注认知价值(силеразума) 而不是文字本身，但圣康士坦丁坚决反对丢尼修的观点。
在诗歌中，语言方程式成为了文本的一种建构原则。——根据相似性和对比性的原则，句法范畴、形态范畴、词根、词缀、音素及其组成部分（独有特征），简言之，语言代码的任何组成部分，都是对立的、并列的、相邻的，并具有自己独特的意义。音位相似性会使人感觉到语义关系。双关(The pull，或者用一个更文雅也许也更准确的术语-paronomasia）统治着诗歌艺术，无论诗歌的规则是绝对的还是有限的，就其定义来说，诗歌是不可译的。只有创造性转换是可能的：要么是语内转换，从一种诗歌形式到另一种；要么是语际转换，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或者是语际转换，从一种符号系统到另一种符号系统，例如从语言艺术到音乐、舞蹈、电影或绘画。
如果我们把这句古语“Traduttore，traditore”（翻译即背叛）翻译成英语“the translator is a betrayer”，就会抹杀这句押韵的意大利格言中双关手法的价值。因此，为了认知，我们不得不把这句格言变成更明确的陈述，而且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译者翻译的到底是哪些信息？他们到底要背叛哪些价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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