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十六国的逐代演变,五胡政权的汉化在前秦这一时期已受到汉文化较大影响而变得相对成熟了,比如前秦对于民族管理所设置的官职名称就让人联想到这个国家和政权的自我观念不断从“夷狄”向“正统”转变。
官制的问题上,中原王朝历来有对少数民族的管理官,三国时期曹丕在即位之初便“以田豫为乌丸校尉,持节并护鲜卑”,从乌丸校尉这一职务的检索中我们便可发现,这种特别设立的官职除去对周边有威胁的异族进行攻伐与镇压外,更主要的意义似乎在于对作为自己附庸的异族的保护统御。从刘备伐吴招揽五溪蛮夷,诸葛亮北伐前先行安抚南蛮也可以看出汉人王朝对“蛮夷”的统御和利用。而前秦政权设置“护羌校尉”,“平羌校尉”,“护南蛮校尉”,“护鲜卑中郎将”,“护赤沙中郎将”等多种官职,不能不说是对汉文化和儒家文化中对周边传统民族的保护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推动这一进程展开的,必然有相当的汉人官僚和儒家士大夫的努力。
所以依笔者之见,苻坚在五胡史上的位置之突出,最主要原因应当是他处于五胡政权汉化文明化过程之中,文化冲突的矛盾点和风口浪尖上。即像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在其著作《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济沧译)中谈到的那样:五胡政权具有两面性,其一方面通过胡族的团结来夸耀其力量,另一方面又通过进用汉族士大夫来显示其存在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