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美国通识教育，芝加哥大学校长竟和这位学者唇枪舌战了十年？

一、论战的导火索：炮轰实用主义
1929年11月，年仅30岁的哈钦斯接任了芝加哥大学校长，但他所面对的却是一个烂摊子。
就在他上任前不久，纽约华尔街股市突然崩盘，由此掀开了经济大萧条的序幕。在此后几年里，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几乎下降了一半，大量企业破产，失业人数激增。
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很快便波及高等教育领域。经费资助和入学人数锐减，使许多大学陷入财政困难。
而在另一方面，当时大学也深陷内部矛盾之中。大量实用知识和职业科目涌入大学课程，以及科学主义、专业主义在科研领域的泛滥，都严重冲击着传统的人文学科，导致大学的“人文精神”式微。

芝加哥大学旧址
图片来源：Wikpedia
这些问题令年轻的哈钦斯校长深感忧虑，所以他在上任之初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本科生院的重组。
哈钦斯将原本隶属于专业学部下的本科生院独立出来，并在几位学者的帮助下设计出了一套名为“本科生新计划”（The Undergraduate New Plan）的教育方案，在低年级本科生中推广通识教育。
随后，他又在法律系教授阿德勒（Mortimer Adler）的建议下，开设了研读经典名著的“通识荣誉课程110”（General Honors 110）。
而在1937年，他又推动了一项后来被称为“圣约翰计划”的通识教育制度，以经典作品和“自由艺术”为核心内容，以苏格拉底式的讨论作为主要教学方法。他希望借此能够复兴大学的人文精神。
然而，哈钦斯的改革在当时却面临着巨大阻力，为此他不断发表演说捍卫自己的立场。他抨击科学主义者们过度追求事实而牺牲了对理智原则的探求，讽刺他们是“喜爱摆弄小玩意和收集数据”的家伙。
他甚至将矛头直指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杜威，说他们是“当代反智主义的最高代表”，抨击他们使“课程局限于细枝末节，缺乏对原则的探讨”。
1936年，哈钦斯将他的思想汇总，出版了《美国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America）一书，炮轰实用主义，由此成为了论战的导火索。

《美国高等教育》，哈钦斯著
图片来源：Routledge

二、哈钦斯vs杜威
在哈钦斯的对手们看来，他实际上是在肆意攻击现代大学和经验科学的成果，并且是在为已经死掉的古典学招魂。
1936年末，杜威终于对哈钦斯忍无可忍，率先发难，连续发表三篇文章攻击哈钦斯。
杜威深入分析了哈钦斯观点背后的哲学思想，指责他迷信永恒真理、否定变化、蔑视科学，批判他的改革其实“背离了一切具有现代性和当代性因素的事务，根本不是救治他所生动描绘的弊端的理智之路”。
杜威的发声引起了大批实用主义者对哈钦斯的围攻，然而后者并未让步，并且得到了阿德勒等人的坚决拥护。而随着后来“二战”的爆发，以及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等事件，哈钦斯又有了抨击实用主义者的口实。

珍珠港事件
图片来源：Britannica
哈钦斯在1942—1943年间发表了一系列题为《为了自由的教育》（Education for Freedom）的演说，谴责泛滥的物质主义和对财富的病态渴望是引发文化动荡和战争的根本原因，并指出这种文化困境是因为人们丧失了对理智和道德的信仰。
他认为大学盛行的职业主义和科学主义，只造就了一大批不具人文关怀、缺少道德理性的“工具人”，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同时再次强调，通识教育必须以经典名著和人文学科为核心，才能医治社会的痼疾，他讲道“我们无需担心缺乏技术人员来赢得战争……更需要担心缺乏足够有思考能力的人”。
“二战”结束后，哈钦斯与杜威的论争不仅没有平息，而是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
1944年国会通过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使得大量老兵在战后进入大学，哈钦斯对此积极做出响应，发表了题为《“芝加哥计划”之下的退伍军人教育》的小册子，公开宣扬本科学院有比职业训练更为重要的目标，即理智的训练，这也是他心目中真正的“自由教育”。
但是，哈钦斯这回还是没能逃过杜威对他的口诛笔伐。杜威连续发文声称，哈钦斯所谓的“自由教育”不过是他精英、保守主义立场的伪装，他实际上是要在这个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重新建立起中世纪的等级秩序。
更关键的是，杜威认为，哈钦斯的名著教育割裂了职业、科学、道德三者的联系，完全有悖于民主原则的实现。而在他看来，只有以经验科学为主导的通识教育才是与民主相契合的最佳模式。

“二战”后美国大学教室
图片：History
对此，哈钦斯也不甘示弱，他尖锐地指出：“杜威先生认为，只有科学才是知识，其他任何事物都是迷信……历史、哲学等其他任何使生活有价值者，皆是不相干的，并且在现代教育中是没有地位的。”
他发问道：既然实验科学不能提供判断善恶的标准，它又该如何解答“何为生活的目的”这一问题呢？
他进一步警告说：“如果遵循着杜威先生的路径，我们能够增加财富，延长生命，掌控自然……但我们应该认识到技术无法代替‘正义’，我们将失去生活的目标，最终只能被技术和机器所奴役。”

三、争论的实质及后续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哈钦斯半个世纪前的预言或许正在变成现实。不过抛开这个问题不论，让我们回到他与杜威的争论本身。
这场辩论旷日持久，直到50年代初哈钦斯卸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杜威离世，才算结束。
总的说来，俩人之间的争论发生在一个社会剧烈变化的特殊时期，俩人的争论虽因教育理念不同而起，但逐渐发展到了对文化、社会困境的反思，乃至最终到了教育与民主之间关系的问题。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哈钦斯和杜威都是通识教育的支持者，杜威曾在文章中提到过，“任何教育如果只是为了传授技能，这种教育就是不自由、不道德的。”而且杜威也并非反对阅读经典名著，这点也得到了哈钦斯的承认。

发轫于芝加哥大学的西方世界伟大著作，由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出版
图片来源：Wikipedia
但是杜威反对的是哈钦斯矫枉过正的做法，担心他把大学再度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修道院，而这一批评实际上是有道理的。
哈钦斯理想中的通识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培养一种具有“永恒人性”的人。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不变的人文精神造就了古希腊罗马辉煌文明，并且激发美国的国父们建立了这个自由的国度。
但实际上，正如杜威所指出的，“教育即生活”，而由于生活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教育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而哈钦斯对永恒的追求无疑是注定要失败的幻想。
而从历史上来看，哈钦斯理想中完全不涉及职业教育的“为教育而教育”。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的教育，其实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公民和统治者；而在中世纪，最早的大学主要都是为了培养律师、医生和神职人员，而美国大学在诞生之初时，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牧师和公务员。（具体可参考：《美国大学的诞生，竟是为了培养“公务员”？精准扶贫斯坦福？》）
不过，尽管哈钦斯的通识教育的确有些空中楼阁的感觉，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他对名著经典以及人文学科的强调，的确是防止人在工业时代降格为“工具人”、“经济人”的解毒剂。
实际上，从当时争论的结果上来看，人们很难看出究竟是谁赢得了这场辩论，但这也并不关键，因为他们各自提出的思想洞见，已经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教育家们对通识教育的思考。
正是在这场辩论的影响下，哈佛大学在不久之后推出了著名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而在这本书中，人们看到了一条介于哈钦斯与杜威之间的折中道路，一种融合了人文与科学传统的新的通识教育，而这也成为了今天通识教育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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