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法院一锤定音，美国学术自由终于破茧成蝶？

一、革命的恐惧与对学术自由的扼杀
极为讽刺的是，AAUP的报告刚出炉不到两年，“一战”的迫近就使一切努力变为徒劳。
在所谓的“国难当头”的时刻，大学校园里对任何有违“爱国”原则的言论都毫无宽容可言，不少学者、教授因言获罪，或被解聘，或被迫辞职，而AAUP虽然对此表示关切，但也无能为力。（AAUP有多“卑微”？具体可参考：《学术自由还是爱国？美国大学面临难题》）

“一战”中的美国远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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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带来的国内外政治动荡，使得社会上言论收窄，也必然影响到大学的学术自由。可是在战争结束后，美国又不得不面对俄国“十月革命”造成的巨大影响。从那时起，一直到“冷战”时期，对“共产主义幽灵”的恐惧始终笼罩着美国。
为了应对威胁，“二战”后，由胡佛（John Edgar Hoover）领导的联邦调查局开始对国内潜在的颠覆活动进行调查，而大学也没有停止因政治信仰上的偏差解雇教授。
1947年3月21日，杜鲁门总统签署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即所谓的《忠诚命令》。根据此项命令，美国设立了联邦忠诚调查委员会（Loyalty Review Board），对联邦政府雇员进行忠诚调查。公务员、武装部队成员等必须宣誓效忠政府，否则便会被怀疑是危险分子而遭到解雇。
这种怀疑和恐惧的非理性情绪，很快便被一位名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政治投机家利用，进而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迫害运动。

麦卡锡议员（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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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9日，麦卡锡参议员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威林发表演讲，宣称自己手握有一份205名共产党员的名单，这些人已经渗透进了美国国务院内部。
尽管麦卡锡的指控毫无根据，而且关于具体人数，他也在此后的发言中不停地改口，但这样的言论对公众来说已经足够具有威慑力了。
另一方面，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这时也开始了对知识界的清查。
由于苏联在1949年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该调查委员将目光投向了曾参与过美国核弹研发的“曼哈顿计划”的教授和科学家们，最终导致一年后卢森堡夫妇被判处死刑。
实际上，卢森堡夫妇只是涉嫌为苏联提供核武器情报，当时的证据不算充分，而且即便充分，量刑也有些过重。然而，不论如何，这一系列事件都将美国人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推向了极点。

卢森堡夫妇
冷战期间美国的共产主义人士。他们被指控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判决与死刑的过程轰动了当时西方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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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卡锡和国会调查知识分子的同时，一些州议会也开始通过各种手段鉴别和整肃左翼人士，这进一步对大学造成了负面影响。
加州在1949年通过了要求教师宣誓效忠的规定，加州大学董事会则在同年通过了要求教授签署誓词。31名教授虽坚称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但拒绝签署誓词，最后惨遭解聘。
加州大学发生的事震惊了美国的学术界，但可悲的是，当时不少的教育界头面人物并未能清楚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斯坦福大学校长斯特林（John Sterling）认为：共产党员不可能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不可能做到客观，因而也就不具备做教育和学术的资格。
耶鲁大学校长赛摩尔（Charles Symour）则轻描淡写地说：“耶鲁不会有‘猎物行动’，因为这里没有女巫，我们压根就不会雇佣共产党员。”
更讽刺的是AAUP发起人洛夫乔伊，他完全理解和支持将共产党员从教授队伍中清除出去。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本身就是对学术自由的威胁。
现在看来，这些保守派人士对学术自由的理解还很模糊，反应也很迟钝。
正因为如此，麦卡锡主义才能在美国大学里肆虐，导致至少有100名终身教授遭到解聘，其中大部分都只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

二、诉诸法律：学术自由的胜利
既然校长和AAUP的人都指望不上，学者们最终采取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1952年最高法院受理的“阿德勒诉教育局”案（Adler v Board of Education）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原告代表阿德勒（Irving Adler）是著名的科学家，他认为纽约州关于“颠覆性组织”参与者不适于在公共教育系统任职的立法，属于违宪行为。

阿德勒
美国作家、数学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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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最高法院认为纽约州立法并无模糊之处，也没有涉及侵犯学术自由，判阿德勒败诉。但有两位陪审法官表达了异议，认为州法将结社视为有罪，从而进一步推断参与者就有颠覆嫌疑，这与美国的民主自由原则格格不入，亦是侵犯学术自由的行为。
由此可见，到50年代初，尽管人们一再探讨学术自由，强调其重要性，但由于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中没有明确提及学术自由，因而法官们也意见不一，而大多数相关纠纷最后只是由大学自行解决。
换言之，此时的大学教授们还是得看学校管理者的眼色行事，他们亟需法律的保护。
幸运的是，在1957年的另一场著名的“斯威奇诉新罕布什尔州”上诉案中，最高法院终于动用宪法，将学术自由纳入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
这场官司的上诉人斯威奇（Paul Sweezy）是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名独立经济学家，曾师从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但斯威奇却有着明显的左倾思想，因而成了麦卡锡猎巫行动的目标。

保罗·斯威奇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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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新罕布什尔州检察总长两次传讯斯威奇，后者虽然回答了大部分问题，但不愿意透露他在新罕布什尔大学讲座的内容。同时，斯威奇还坦言自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但绝不是共产党员。
可斯威奇的答复不能让检察长满意，州法院断定他藐视法庭，将他投进了大牢。
1957年，最高法院受理了斯威奇的上诉案，并判斯威奇胜诉。值得一提的是，这时的首席大法官沃伦（Earl Warren）早已对麦卡锡主义深恶痛绝，而斯威奇一案正是沃伦大法官促成麦卡锡主义走向衰亡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沃伦在一个更加宽泛的基础上认定，斯威奇在大学讲座是他的学术自由，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范围，认为“上诉人在学术自由和政治表达自由方面毫无疑问受到了侵犯”。
同时，沃伦强调了自由对美国大学的必要性，尤其指出，在社会科学领域，“几乎没有任何原则是绝对的。而在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中，学术之花不可能盛开”。
沃伦的同僚弗兰克福特大法官又进一步指出，宪法严格禁止政府干预学术活动，“政治权力必须避免介入”。

沃伦，美国第14任首席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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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奇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是因为，最高法院首次以多数派的观点正式阐释了学术自由的价值和内容，并将其纳入宪法保护范围；
而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法律不仅要遵循成文法，还要遵循先前的判例，因此这次审判既是一个司法过程，也是一个立法过程。
斯威奇的胜诉很快就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在麦卡锡已经身败名裂后的1966年，凯西安教授（Harry Keyishian）由于几年前拒绝向大学宣誓效忠被开除，现在将纽约州立大学告上了法庭并赢得了诉讼。
而就在一年后，大法官们推翻了早前在阿德勒案中的决定，重新裁定纽约州要求教员宣誓的法律过于宽泛。
审理此案的布伦南大法官（William Brennan Jr）认为学术自由的至高价值不仅关乎教师，而且关乎全体国民，他在陈述中精辟地总结道：
“课堂是一个独特的‘思想集散地’。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其领袖能否在大尺度的健康观念中得到训练，在‘多元的声音’中而不是某种权威里发现真理。”
最高法院随后将学术自由进一步提升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特别关注”事项。至此，在经历了漫长的司法过程后，美国最终确立了学术自由是一项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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