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的经历已经过去50多年了，如今回头看，许多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我是1969年3月随塘沽的知青大军到的内蒙古凉城县，插队的小围子村南临秀美的岱海滩，北与蜿蜒起伏的大庙山遥遥相望，地势很不赖。
小围子的村民居住较为集中。虽然大家的日子都很清苦，但相互之间不是同门便是远亲，再不然就是几辈的世交，炊烟袅袅之间互济余缺，互通有无，民风甚是淳朴。若说民俗，当属串门子“吃”水烟最具代表性，盘腿坐在炕头呱拉家长里短，各类消息便像长了翅膀。
有意思的是，淳朴善良的村里人评价知青时却标签化了，多以“好人”和“灰人”划分，片面得很。如果被认为是“好人”，就一成不变了，干了不好的事也会被视而不见；如果不幸被归入了“灰人”行列，那就再难翻身，做了好事也难改在村民心中的形象了。
我有幸被村民们评价为“好人”。但惭愧的是，我却经常自毁形象，干些“灰人”的事。例如偷掰田里的老玉米回知青点煮了吃，还经常半夜里去偷剥完颗粒的玉米棒回来当柴烧等等。
转眼的功夫，我已在村里生活了三个年头。这期间，虽然我也过着少盐没油的寡淡日子，但基本没下过大田受笨苦，生产队每年不是派我看田护秋，就是让我放水浇地，都是苦轻的营生。
因为有“好人”的口碑，村民们评工分时总是给我评成顶工（最高工分）。
闲时，我就给与我形影不离的女同学唐静（化名）拉二胡、吹口琴，或者相跟着去麦胡图公社逛供销社，整天叽叽嘎嘎嘻嘻哈哈，以为下乡插队的日子就这样了。
不料乐极生悲，跟我好得死去活来的唐静同学和我分道扬镳了。
不知道唐同学是怎么做到毅然决然的。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呢？
被老唐同志闪了一下腰，却总还记着她对我的无微不至，心里很是难过。
这时就有热心的村民传递利于重归于好的消息了。结果不久就传来唐同志病重陷入困境的消息。我就心急火燎地去瞄瞭老唐同志，也不管这算哪一出了。
最终是我护送精神恍惚的唐同志到100多里地以外的集宁南站，蹬上了回塘沽的火车，从此也天各一方了。
从1971年下半年开始，国企空降般地纷至凉城县，选调知青当工人。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自认为这等好事与己无关，所以一点儿也不激动。
临近年底时，我正准备回天津过冬，却意外被选调到了呼铁局，做梦似地。
这时村里人又帮了我一把。因为我的口粮亏空了几十斤，办粮食关系转移就有了问题。村民老程要用他家的口粮给我补上。老程孩子多，口粮本就紧张，我于心何忍？最后是队上的保管员在给我的口粮过磅时按我所需要的数量多给装了，助我渡过了难关。
光阴似箭，几十年真的是弹指一挥间。不觉之中我也走进了退休老头儿的行列。
近年，我写了一些文章在网络上发表，符合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之道，很开心。
捋了捋写的文章，提到村里人的各类题材占比不小。例如写的回忆文章《护秋》和《大烩菜》等，就提到了村民李小眼和老程等人；写的纪实文章《二毛》，对村民二毛的今夕唏嘘不已；写的议论文章《最后的地主》，对村民陈大宽和小吉宽的另类人生做了客观的评述。
好笑的是，在写的农村题材的微型小说中，人物原型就是村里的某某人，而他们是不知道的。例如《猪倌付亮》，主人公的原型就是村民付亮，连名字都没改，只不过虚构了一些故事情节。还有《毡匠鬼如意》中，那个“鬼如意”的原型就是村里的某毡匠；写微型小说《老皮裤》时，村里果园的光棍老汉杨有成的样子就总在我的眼前晃动。
令人感伤的是，文章中提到的村民和微型小说的人物原型，大都已经作古了，只有二毛和付亮还在村里。尤其是付亮，我在村里插队时，他还是个小孩子。写《猪倌付亮》时，少年付亮的形象挥之不去，他至今还不知道我以他为原型写了个微型小说。
付亮和二毛如今都是村里的五保老人，都享受低保待遇，俩人还在村里的幸福院住隔壁。
但付亮和二毛的境况大不同。二毛那些年在外混生活，散漫习气多一些，再加上嗜酒，经常喝得跌倒马趴的。
付亮则不然，日子过得很仔细，有时到二毛这边蹭一点烟酒，一年几千块钱的低保金总有结余。
二毛虽然经常骂付亮“球毛鬼胎，发不了猛财"，但急缺零花钱时，却又庆幸能从付亮处告借几个。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虽然我只在小围子村生活了不到三年，却感觉有写不完的故事，与村民的情谊更是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