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音
关于中古南北方言的差别，《魏书》里有一则十分夸张的记载：“巴、蜀、蛮、獠、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这当然是站在北魏立场上对南方的记载，但我们从中还是不难看出中古南北方音的异途。
入唐以后，方音现象仍旧，冯蒸先生总结出唐代有六大方音区：中原方音区、西北方音区、江淮方音区、东南闽音区、江南吴音区和西南方音区。这就是唐代的方音地图。大家耳熟能详的《琵琶行》有句“自言本是京城女，本在虾蟆陵下住”，“虾蟆陵”就是长安“下马陵”的“俗呼”，这首诗所用的正是长安音。
和方音俗呼相对的，是韵书雅言的读音。古代中国流行着的语音，大体可以分为韵书雅言、通语时呼（即各地通行的标准语音）和地域方音这三个层次。后两者虽然通行范围有所差异，但都属于“俗音”，只有韵书所记录的雅言读音，才是读书音之谓。学者指出，雅言反映的是“语音系统的历史传统”，通语记录了“雅言在当代的变化”，方音则是“雅言、通语在某一局部地区的变体”。也就是说，韵书雅言所记的读书音才是正读，通语和方音都是雅言正读的变体。
读书音是以韵书记录为准的。魏晋之时，最早的韵书已经诞生了，曹魏李登的《声类》和西晋吕静的《韵集》就属于这一类早期韵书。但受南北分裂的政治格局影响，此时的南北语音之争层出不穷，韵书也因此莫衷一是，于是“音韵锋出，各有土风”，“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无法定夺出通行的正音。
随着隋王朝的政治统一，正音也逐渐提上了日程。隋代音韵学家陆法言编出了著名的《切韵》，这本书入唐以后成为了科举规定用书。由此唐代士人不断增订、笺注《切韵》，三百年间有长孙笺注本《切韵》、增训加字本《切韵》、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等多个版本问世，敦煌卷子保存了它们的踪迹。
《切韵》首先是一部唐代为读书音正音的韵书，按照周祖谟先生所考论的，它的音系是根据南北士人通用的雅言书音而定。那么，在正音与科举取士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
正音为科举提供了一个可以普遍通行的标准。作为科举重要科目的进士科须试诗赋，诗赋讲求韵律，因此对正音的要求相当高。不然南人南韵、北人北韵，做出诗来恐怕没法评判。章学诚说：
“今科举诗帖平仄拈背，本非难解，而土音不同，平仄讹舛，致乖律吕。即经书文义，虽体制迥与词赋不同，然以场屋所需，不能不参排句偶调，以归庄雅。乃以方音不合，易致音节聱牙，辞意虽工，亦遭按剑。以是知音韵之学所以不可废也”。
也就是说，科举做诗的平仄规律本不算难，但因为考生们口音不同，才导致平仄错乱，与律不合。虽然章学诚已是千年后的人，但是在这一点上是古今攸同的。
此外，开元以后，唐王朝逐步将口试纳入了科举制度，先是“明经停墨策，试口义”，此后进士科也“先试帖经，并略问大义”。何亦凡指出，以“言辞辩正”为考察对象之一的铨选制度、科举口试制度和进士科诗赋检韵制度共同组成了唐代官方语音制度体系，也就是说，科举和铨选反过来又推进了正音的制度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读书人采用作为标准语音的正读而摒弃方音，就成为了自然而然的情况。

抄经
唐代科举历设常贡六科：明经、进士、秀才、明法、明书、明算。作为科举的教材，我们熟悉的“十三经”或者“四书五经”之类的提法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出现，那是宋以后的事情了。在唐代，官方指定的教材是“九经”，即《礼记》《左氏春秋》《毛诗》《周礼》《仪礼》《周易》《尚书》《公羊春秋》《榖梁春秋》。九经以外考生还要修读《孝经》《论语》和《老子》三部经典，此外明法科的考生要额外修读律令，明书科的考生要额外修读《说文》《字林》，明算科则要额外修读《九章算经》《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周髀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术》一类的数学专业书。
这些教材部头大小不一，称为“大经”者一部可达二、三十卷，“小经”一部也有数卷。唐代是个写本时代，如果我们按照敦煌卷子的规格——一行只能抄下20来个字、每张纸可以抄下400到500字正文——粗粗估量一下，这些教材放在一起可是个不太小的数量。
仕宦之家有其家学传承，名门望族中号称藏书逾万卷的累世藏书之家不在少数。对于他们来说，阅读科举需要的图书自然是什么难事。但这些种类、卷帙皆算不上少的教材，对于普通的学子来说如何获得呢？这就要说到书籍在唐朝的刊定与抄写。
在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写本时代，经书的流传依靠于人工的抄写。由于是手工抄写，不仅速度有限，而且这个过程中抄出错误自然是在所难免的。这就使得科举所需的书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存在着严重的不敷所用。更何况汉末魏晋南北朝以来留下的学术局面十分复杂，对于同一经的解说各家舛互，经义异说叠出不穷。如果不指定一个统一的读本，显然无法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在这样的背景下，唐太宗开启了修订经籍的系统工程。贞观四年（630），他诏令颜师古等人重新考订五经文字，此后又诏令孔颖达等人修订经典注疏，试图制作出一份全新的、权威的经书版本。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终于，在经过近三十年后，高宗朝完成了《五经正义》的编纂。这个定本的发布不仅改善了此前五经抄写杂乱错舛的情况，而且也为五经颁布了一个官方认定的教科书版本，诸家不同解释终于定于一。
唐王朝利于整个行政系统的力量推行这部新定的教材，将它下发到各州，“颁于天下”，“令天下传习”。
由于掌握了最新官方课本才能让本地士人在科举中获得优势，各州迅速派出官方的书手加以抄写《五经正义》，新的复本不断制作出来。
在敦煌藏经洞中，就保存了唐代推行《五经正义》的痕迹。敦煌写本里保存了四十余种儒家经典，正有颜师古所定白文“五经”和孔颖达等人编纂的《五经正义》。其中一份残卷末尾还保存了“永徽四年二月廿四日”抄书题记，正是高宗下诏颁书于天下的那一年。
在这样的力度下，《五经正义》很快成为通行全国的权威教材，科举考试有了它最权威的、官方的依据。
书籍在唐代能够被广泛传抄，首先离不开的是纸张的普及。《太平广记》有这样一则故事：
“唐文德戊申岁，钜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往之如飞雪焉”。
南和县街北纸坊在墙壁上晒纸，被西风一吹，墙上的纸全都刮起来，竟然多如雪片。这虽然有叙事上的夸张，但仍然形象地表现出了唐朝造纸业的发达。
造纸之盛是从一个小改变开始的，这就是皮纸、竹纸的发明。我们知道，造纸术早在西汉就已经诞生了，但最初的造纸原料是麻，而麻纸的原料来自于废旧的麻布、麻绳等等，随着造纸需求的加大，对破布烂绳的需求与日俱增。原料逐渐不敷所用，扩大原料范围势在必行。
魏晋南北朝以后，人们逐步开始采用树皮、藤皮造皮纸，后来又用竹子生产出竹纸。到了唐代，几乎是一切可用的原料都被开发了，麻布、野生麻纤维、楮皮、桑皮、藤皮、瑞香皮、樟木皮、木芙蓉皮、竹纤维……甚至废纸还能回炉重造再生纸。原料的扩大突破了材料的地域局限，纸张产地北达幽州（今北京）、南至罗州（今广东廉江）、西抵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及沿海各省，几乎遍及全国。正如潘吉星先生所感慨的那样，“古人看来从实践中摸索出一条科学规律：凡可用于纺织目的的一切植物纤维都可用于造纸。这是造纸技术史中，中国人给全世界提供的一条重要技术思路。”
漫长的技术酝酿终于积攒下不可思议的力量。纸张越来越多，图书的数量也随之增加。以图书种类而论，《隋书》中所记载的曹魏时官府藏书还仅有29945卷，而到了《旧唐书》所记载的唐代开元之时的内府书籍，已经达到了51852卷。以传抄数量来论，仅今天保存下来的敦煌卷子就超过七万件，其中大部分是唐代写本——虽然这些敦煌卷子有的极其残破、有的可以几件缀合为一件，但要知道，敦煌卷子仅仅是唐代西陲的敦煌县下一个小寺庙的寺产而已，全国的图书总量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技术发展下，考生买书、抄书才形成了风气。学术资源的垄断被打破后，昔日的王谢堂前燕，终于飞入了唐朝百姓家。

科举
然而，尽管唐代发生了这么多改变，整个社会早已不再像魏晋南北朝那样世家化，我们仍然不能过高地估计唐代科举的“公平”程度。
首先是地域上的不平衡。唐代科举登第者大多集中在当时的关中、河南、河北、河东一带，南方及第者就少得多。宣宗大中年间荆州考生刘蜕进士及第，竟有“破天荒”之称。这倒也很容易理解，毕竟知识水平从来不是空中楼阁，经济发达的地方、政治地位高的阶级自然更容易享受更多的资源。
更重要的是，唐代科举并没有带来什么剧烈的阶层翻盘。科举制只是调整了入仕规则，一旦世家大族认识到规则已经变化，利用手里的资源去适应新的规则，自然还是比普通人占据优势。在唐代，家族门第、政治背景等等因素仍然是考生头上的阴云，科举更多地只是世家大族巩固自己地位的新方式，更多的改变要在三百年以后的宋代才出现。
唐代的科举是什么呢？
它并不相当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更像是一张公务员资格门票，从科举及第到真正授官之间还有漫长的路。选官授官的途径有很多，即使不选择走科举的道路，还有学校、荐举、辟署、门荫、流外入流等等多条大路或小路可通“罗马”。对于科举来说，唐代只是它诞生的开端，更多的制度可能性还尚未发挥出来。不过，尽管如此，科举也已经是唐代最被看好的快速升官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