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传统的观点看，奥匈帝国是中世纪帝国在20世纪初的活化石，国家虽然实现了初步工业化，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没有改变，民族矛盾尖锐，注定将被近代民主化和民族主义的浪潮所撕裂。
但当你站在霍夫堡皇宫庄重而不虚浮的大门前时，你依旧能体会到浦宁笔下“最后的贵族精神”和茜茜公主与弗朗茨一世的逝水往事；当你漫步在维也纳大学里时，你完全能够想象，这个国家曾经有过多么深沉的历史积淀；当你参观金色大厅时，你耳边萦绕不止的，将是贝多芬、莫扎特、老小约翰施特劳斯和舒伯特的旋律。在落日余晖的多瑙河畔、在圆舞曲的旋律中、在缓缓驶过的有轨电车边、在艺术史博物馆的馆藏间，你能体会到这个帝国留存下来的温情，这不是一个在民族危机中四分五裂或者在封建压迫下苟延残喘的帝国所能留下来的。

在民族主义激流中，奥匈帝国确实是一个异类的君主国，在这个国度中，你可以体会到令盐野七生等人追捧的“罗马精神”（注1），你会想到一百多年前施尼茨勒正在动笔写作，托洛茨基中央咖啡馆看报纸，而列宁曾经在美泉宫花园教斯大林骑自行车，此时雷德尔上校或许正开着他的戴姆勒汽车从街上经过，而在他们的记忆中，贝多芬、莫扎特等人依旧鲜活。
19世纪晚期的奥匈帝国，正在经历着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而非传统观点认为的止步不前、封建保守。在其存在的51年间，奥匈帝国的经济发展很快。经济GDP总量占世界7.5%（美15.0%、英联邦14.8%、英国本土10.7%、德13.3%、法10.5%、俄5.1%、清4.9%、日4.1%、意3.9%、土耳其3.7%、荷兰2.3%、西班牙1.7%），排名世界第五。在这51年里，工业取代了农业，成为帝国经济的支柱，奥地利腹地、阿尔卑斯山麓、捷克和布达佩斯是经济发展的中心。19世纪末，匈牙利中心平原和喀尔巴阡山脉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很快。虽然整个帝国内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差相当大。总的来说西部的发展比东部高得多，但20世纪初整个帝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都很高。从1870年到1913年，国家每人平均生产率每年约提高1.45%。与英国1.00%、法国1.06%、德国1.51%相比，这个发展速度是比较高的（但总体来说还是落后于其它国家，原因是它的起步比较晚。英国的数字约是奥匈帝国的三倍，德国是它的两倍）。铁路在奥匈帝国普及很快。1841年奥匈帝国的前身奥地利帝国就已经从维也纳出发在西部建立了一个铁路核心，到1854年为止整个帝国内的铁路网长度达2000公里。由于1848年的革命和克里米亚战争，帝国政府为解决其经济困难开始将其铁路出售给私人投资者。从1854年到1879年，在私人投资下，奥地利部分铁路网延长了7952公里，匈牙利部分铁路网延长了5839公里，许多新的地区被连入铁路网，原有的铁路网被连接到一起。在此之前奥匈帝国的主要运输工具是船运，铁路网的发展使整个帝国的经济发展得以协调。1879年后政府开始慢慢地重新将铁路网国有化，从1879年到1900年奥匈帝国修建了25000公里铁路，大多数是补充已有的铁路网。在东部也建立了新的铁路。一些地区一直到此时才接通铁路。铁路网大大地降低了帝国内的运输费用，为其内部经济打开了新的市场。

在经济上，各个民族也相互依存。各个部分在奥匈时代各司其职的进行产业分工，共同分享庞大的原料人力和国内市场。统一的帝国也令他们免于高额关税和政治上的敌对。相比之下，在1918年仓促的独立之后，各地既失去了来自母国的经济支持，又面临着互相的竞争和敌对，经济状况反而一落千丈。这样的经济状况极大地抑制了温和和理智的民族主义者的独立诉求。
这一点在奥匈帝国的内莱塔尼亚部分（即通常所认为的“奥匈”的奥地利帝国部分的别称，正式名称为“在帝国代表会议中派有代表的诸王国和各邦”）体现得尤为明显。固然，当1883年选举权的限制从10克朗下放到5克朗时，由于少数民族有资产者对自己地位的忧虑与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的情绪反而随着少数民族有投票资格人数的增加而增强。但当选举权不分民族地下放至所有成年男性公民时，民族矛盾反而空前缓和，并且，自始至终，民族各自的不满都是奥匈帝国内部的问题，与独立无关。正如当时一位英国外交官所说：“原本如果你问一个乌克兰或是捷克的农民，他们属于什么民族，他们会给你许多答案，但没有一种和我们认为的民族概念相关，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咖啡馆里的知识分子的清谈罢了。”（注2）

例如1897年的巴德尼危机，一位德意志年轻人因为政府在波西米亚要求公务员同时会德语和捷克语而自杀，引起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不满情绪——毕竟他们同时注意到捷克人几乎都同时会德语和捷克语，令首相引咎辞职。这次危机并没有导致分离情绪——德意志人原本就是帝国的主体民族，反而反映了帝国内民族的融合。这样的危机，在帝国内部并不少见，但各个民族的代表自始至终都坐在帝国议会的大厦里，没有人号召武装斗争，没有人回到家乡呼唤独立。并且，当时的帝国议会没有官方语言，甚至没有翻译服务，一个克罗地亚的议员只会用克罗地亚语驳斥首相的德语发言，而一个波兰议员则会用波兰语小声嘟囔。更为混乱的是，当时每个民族都分为不同党派，互相之间关系复杂，单单波西米亚就可以划分为激进民族主义者温和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派别，还有帝国天主教社会党、日耳曼民族主义党、马扎儿自由派等主流政党。帝国议会的乱象横生恰恰反映了民族间的交融，因为泾渭分明的民族主义者们是不会这样坐下来互相争执十几年的。后世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奉为民族独立先驱者的政治人物，或不属于奥匈帝国，或在1918 年前鲜有影响力。

正如1914年的帝国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他有数个民族的血统）在被民族主义报纸的记者追问“你到底是哪个民族的人”的时候的回答“我是维也纳人！”一样，20世纪初的内莱塔尼亚，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国族”。假以时日，犹太人、捷克人、日耳曼人等民族将渐渐融合为一个新的“奥地利族”，维也纳的贵族知识分子将取代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对帝国和王朝的认同将大于对民族的认同。这样的例子在帝国晚期的名流身上屡见不鲜，弗洛伊德、霍夫曼斯塔尔、卡夫卡，都如此，连日后被追认为以色列国父的赫茨尔，也一度是普鲁士和日尔曼民族主义的狂热支持者（直到他被普鲁士民族主义者抨击为犹太人，他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个犹太人！犹太国父曾经支持过日尔曼民族主义者的事业，这不免有些反讽意味）。

相比之下，帝国的外来塔尼亚部分简直是一个火药桶。
奥匈协约给了匈牙利人自由统治“外莱塔尼亚”的权利，只占帝国人口19%的马扎尔人现在可以自由支配帝国40%的领土。且不论马扎尔人经济上占据了极大的利益（例如在高关税的政策下，匈牙利农产品几乎是独占了奥匈帝国（中欧）市场），马扎尔自由主义者同时还是沙文主义者（注3）。他们粗暴地推行马扎尔化，对外莱塔尼亚少数民族进行压迫。直至帝国解体前，只有6.5%的人拥有选举权，有61％的学校只使用匈牙利语教学。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在1848年捍卫了哈布斯堡王朝，在1898年却在圣斯蒂芬王冠领地上受到马扎尔人的压迫。他们意识到自己被皇帝抛弃了，19世纪后期越来越多的奥匈帝国斯拉夫人或是移居美国，或是谋求和临近国家合并，或是逃入邻近国家。奥匈协约在帝国初期稳定了帝国，在帝国晚期却成为了帝国的最大不稳定因素。

奥匈帝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并非以脱离帝国赢得独立为目标，而是急剧工业化的产物。大量农民进入维也纳等大城市，却未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反而陷入贫困。1848年过去了半个世纪，它所包含着的自由派理想并没有像1798年时那样再次留传半个世纪，新兴的城市无产阶级对这一理想不感兴趣。各民族的激进派和社会主义浪潮都来自于这些人。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和上层有产者对脱离帝国不感兴趣，他们把民族主义作为讨价还价的工具。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演进，城市人口短时间内急剧扩张导致的问题会被慢慢削减，只可惜，奥匈帝国没能等到那个时候。

站在21世纪的角度，我们自然可以说“奥匈帝国是一幢踢一脚就会倒塌的破房子”，但在20世纪初，我们自然可以说奥匈帝国实际上只是它表面的恢弘风光的投影，但奥匈帝国并没有走到风烛残年，一战并非是压垮老人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是让病症由良性陡然转变为恶性的针剂。即使在战后，波西米亚代表在其国家的独立已经得到承认的情况下，依旧希望保留帝国的框架。而约瑟夫皇帝在其执政时期所采用的皇帝敕令的开明专制统治方式对于一事无成的帝国议会不失为有效的辅助。

如果奥匈帝国能够收敛起巴尔干的扩张野心，一战是否能够避免，或者变为烈度远低于其在历史上已有的样子进行，从而让奥匈帝国免于猝然的瓦解？这个问题难以回答，但毋庸置疑的是，20世纪初的奥匈帝国在进行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而它最终没有成为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