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早已对古典文献中所提及的汉尼拔的“新月阵”耳熟能详,惊叹于这位迦太基名将竟能在罗马步兵的重压之下取得如此伟大的战术成果,但实际上,我们却在几千年来过多地忽视了“在坎尼会战中,罗马左、右两翼的步兵为何没有包抄汉尼拔军侧翼,迫使迦太基人全线向后退却”这一问题。关于这一点,德尔布吕克在他的《战争艺术史》中给我们提供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观点:罗马左、右两翼的步兵之所以推进速度与中路友军相比如此缓慢,和他们看见发生在侧翼的骑兵战中己方落入下风恐怕不无干系。而如果汉尼拔想要达成牵制罗马左、右两翼步兵的目的,那么他就必须尽量延长侧翼骑兵战的时间,不使迦太基骑兵过早地离开罗马步兵的视线;而不是简单地将其集中起来,以反复冲锋战术击垮罗马骑兵,然后通过追击将其驱离战场。我们要考虑到的是,在坎尼战场上作战的罗马人,并非是“在汉尼拔的阿非利加步兵投入战斗之前,不论是左翼、中军还是右翼,都已通过兵力优势取得了战术优势,而在中路所取得的优势尤为厉害”;而是“尽管罗马人在中军以数量优势压迫了迦太基人,但左、右两翼的步兵却因为顾及迦太基骑兵可能从侧翼杀入,而导致尽管空有兵力优势却无力发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为何罗马统帅在战斗发展的过程中,宁可削弱己方左、右两翼部队对迦太基人的数量优势,也要让处于这两处位置的成千上万名未投入近战的罗马步兵,拖着沉重的盾牌和盔甲,跨越漫长的距离挤进战线的中央部分——因为罗马人对迦太基优势骑兵的恐惧,使他们难以在左、右两翼对迦太基人的阵地展开猛烈进攻。事实上,考虑到阿庇安在描述坎尼战场上刮。事实上,考虑到阿庇安在提到坎尼战场上刮起的那阵“大风”时,特意提及逆风对罗马投射武器的影响,在汉尼拔将他精锐的阿非利加步兵投入作战前,罗马左、右两翼是否已经与迦太基军展开了近战,恐怕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一个值得我们在千年后重新审视的情况是:尽管汉尼拔在这场战争中毋庸置疑是大西庇阿的兵法老师,但我们在阅读罗马人所写作的战史时,实际上已经先入为主地顺着罗马人的观点把“坎尼”视为了“扎马”的镜像——骑兵数量上占据优势的一方全力追赶败阵的敌军骑兵,将其驱逐出战场后返身合围敌军的步兵。我们就绝不能仅仅因为罗马史学家们没有极尽详细地记录下坎尼会战中汉尼拔采用的骑兵战法,就简单地认为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采用的骑兵战术,仅仅只是大西庇阿在扎马会战中所采用的骑兵战术的一次“重现”。我们要额外考虑到,西庇阿在扎马会战中所面临的步兵力量劣势,与坎尼会战的前期战斗中汉尼拔所面临的步兵力量劣势并不能相比:罗马人留守大营的10000兵力并非不可能出动袭击汉尼拔的大营,汉尼拔必须留出足够兵力在大营位置驻守;八千名精锐的阿非利加重步兵在会战前期并未投入战斗。力量对比的不同决定了战术选择的不同,汉尼拔必须始终让部分骑兵在左、右两翼位置牵制罗马人的步兵,绝不能让罗马军团在中路取得突破的同时对迦太基军的侧翼形成包抄。在坎尼战场上所发生的骑兵战斗,必然是一场很长一段时间都发生在罗马步兵视线范围之内的战斗。而罗马右翼骑兵被汉尼拔击溃之后,迦太基左翼骑兵必然不可能全部投入对罗马骑兵的追击当中。
一个值得我们在千年后重新审视的情况是:尽管汉尼拔在这场战争中毋庸置疑是大西庇阿的兵法老师,但我们在阅读罗马人所写作的战史时,实际上已经先入为主地顺着罗马人的观点把“坎尼”视为了“扎马”的镜像——骑兵数量上占据优势的一方全力追赶败阵的敌军骑兵,将其驱逐出战场后返身合围敌军的步兵。我们就绝不能仅仅因为罗马史学家们没有极尽详细地记录下坎尼会战中汉尼拔采用的骑兵战法,就简单地认为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采用的骑兵战术,仅仅只是大西庇阿在扎马会战中所采用的骑兵战术的一次“重现”。我们要额外考虑到,西庇阿在扎马会战中所面临的步兵力量劣势,与坎尼会战的前期战斗中汉尼拔所面临的步兵力量劣势并不能相比:罗马人留守大营的10000兵力并非不可能出动袭击汉尼拔的大营,汉尼拔必须留出足够兵力在大营位置驻守;八千名精锐的阿非利加重步兵在会战前期并未投入战斗。力量对比的不同决定了战术选择的不同,汉尼拔必须始终让部分骑兵在左、右两翼位置牵制罗马人的步兵,绝不能让罗马军团在中路取得突破的同时对迦太基军的侧翼形成包抄。在坎尼战场上所发生的骑兵战斗,必然是一场很长一段时间都发生在罗马步兵视线范围之内的战斗。而罗马右翼骑兵被汉尼拔击溃之后,迦太基左翼骑兵必然不可能全部投入对罗马骑兵的追击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