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思想史方面的书向来是头痛的，有些枯燥，有点犯晕。
但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却让我读来亲切，许多理论问题在这里醍醐灌顶，当真大有收获。
1、绝地天通。这对于我是一个完全新的词语，而所指的时代又是远古的传说，始则感到近乎神话，但随着书的思路进去后，就深感议题的重要。搜索百度，只有北大李零教授研究方术的文章有关于此的论述：
      “绝地天通”的故事，是收于《国语•楚语下》。它是以重、黎分司天地
     讲祝宗卜史一类职官的起源，特别是史官的起源(包括司马迁这一支 的来源)，因而涉及到宗教发生的原理。故事要讲的道理是，人类早期的宗教职能本来是由巫觋担任，后来开始有天官和地官的划分：天官，即祝宗卜史一类职官， 他们是管通天降神；地官，即司徒、司马、司工一类职官，他们是管土地民人。祝宗卜史一出，则巫道不行，但巫和祝宗卜史曾长期较量，最后是祝宗卜史占了上 风。这叫“绝地天通”。在这个故事中，史官的特点是“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它反对的是天地不分、“民神杂糅”。可见“绝地天通”只能是“天人分裂”， 而绝不是“天人合一”。
     葛教授的书中有关于此的两个注（第50页）一个是徐炳昶著《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另一个是张光直的《中国青铜时代二集》。按：一说“绝地天通”是尧的时代，见《尚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孔传：“重即羲，黎即和，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山海经•大荒南经》南彦夹注）
     葛教授讲的是上古时期思想史的背景——仪式、象征、数字化的世界秩序。而绝地天通正是一次社会秩序的整顿，因为当时祭祀的状况很混乱，“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徐炳昶）。可想而见，如果人人都可以同神，神还是神吗？祭神是当时社会最重要的大事，不规范礼仪范式，不使神变得神圣起来，神还有什么意义？于是乎，大概就变了个戏法，一切小巫统统都归大巫，统一思想，统一行为，社会秩序井然。于是，思想家唯官府，知识唯官府，通神唯官府。这大概要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整顿，社会秩序整顿。
    
     在中国的宗教史上，“万物有灵论”是公认的中国敬神模式。其实这跟中东地区的多神信仰是一致的，只是中国人始终没有走出传统的敬神模式。一般学者多认为是殷商敬鬼，周人敬天，在这个过程中人神易位。而看过葛教授对中国早期思想产生过程的阐述，我感觉中国人就是重视现世的，他们敬神，却从来没有把神绝对化，当他们一走出原始宗教的懵懂时期，就有意识地使神为现世服务。基督教（或者早期的犹太教）都是从多神信仰走向一神信仰，把上帝绝对神化，所有的教民都匍匐在上帝的脚下。而中国人是通过把天庭和人间对应起来，在神化天帝、四方神祗的同时也使人间的王公大臣的地位、权威合理化，自然化，所以中国的所谓“天人合一”的落脚点就是君权神受的合理转换。
    
     “绝地天通”就是敬神权利的官府垄断化，后续的过程让我们体悟到中国古代社会是怎样一步步走向***、一统的。中国的宗教之所以没有得到正常发展，原因大概就在于原始宗教的成熟期（约在殷商和西周这段时期）被人为地转型了。早期中国人对天体自然的感受直接联想到人际社会的运转程序，所以古代最大最早的智者老子就揭示了这个认知程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中国早期宗教的重心就是一整套烦琐厚重的礼仪形式，简称“礼”。在这种浩大庄严的祭祀仪式中，受祭者有等级差别，祭祀者也有等级差别。这些差别是通过祭品、法式、服饰等表现出来的。由此看出，中国的等级社会于殷周时期已定其形制，而体现这种形制的方法和操作程序就是“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