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致敬陈先生！

周培源先生和我六十多年的深交，开始于他从美国学成归国，来清华大学物理学系任教的1929年。实际上，他和我是清华学校的同学，但因为不是同级学生故不相识；在1924年—1926年，我们还同在美国留学，但当时，他就学于美国中西部芝加哥城的芝加哥大学，而我则就学于东部剑桥城的哈佛大学，无缘谋面。

周培源先生在清华的物理系任教，而我则在清华经济系。如果不是由于一个可以说是偶然的机遇，我们也许不会成为深交。培源先生来清华后，住在工字厅旁之单身宿舍。而我，则从1927年秋季起，已和叶企孙先生在合赁北院7号小住宅居住。当时，有些教师住在城里，只于有课之日上午来校，下午回城。他们和住在单身宿舍的教师都有吃饭不方便的问题。因此，企孙先生和我，从1928年起，就在我们寓所组织一小饭团，延致上述二类中一些相识的教师参加。我现在记得，先后参加这个饭团者，有金岳霖(哲学系)、张奚若(政治系)、 浦薛凤(政治系)、萨本铁(化学系)、萨本栋(物理系)、叶公超(西语系)、施嘉炀(土木工程系)等人。企孙先生当时是物理系主任兼理学院院长。培源先生来清华是他延致的。从而，他请培源先生加入这个饭团。培源先生在我们寓所就餐，直至1932年他结婚成家时为止。这饭团成为这些不同院系同仁后来长期友谊的纽带。

培源先生在清华当学生时，是一个体育运动健将，专于长距离竞走。在他于1929年回清华任教时，他的越野赛跑的纪录尚悬挂在体育馆大门的侧墙上，直至几年后才被打破。但在他返校任教的头几年，他对于体育运动似乎毫无兴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侵略面貌的暴露，引发了校内敌忾同仇的气氛。同事们纷纷热诚地参加军事训练。不知道是否多少也受这一气氛的启发，在教师中，也就有人发起组织一个步枪射击训练班。当时恰有外文系新聘来校讲授英语的一位檀香山美籍华裔青年教师，他曾在美国陆军骑兵部队当过小军官，不久前刚期满复员。我们成立一个步枪射击班，一个马术班，请这位教师为辅导。我参加了这两个班。培源先生只参加射击班。他说，他在家乡时，已学得土法骑马术，不必再加以西化了。

培源先生教的是物理学，我教的是经济学。虽然一起吃了几年饭，熟了，但隔行如隔山，我只知道他教的是理论物理学，而主要从事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引力论与宇宙论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他研究的内容，我当然是一无所知了。但从叶企孙先生对于他的器重，和听到同事们对于他教学的反映，我至少知道他是一位饱学之士，出色的教师。
在这一时期，培源先生是在抗战期间，在十分艰苦条件下，坚持他的科研工作的。抗战前，他在清华所从事的关于爱因斯坦引力论与宇宙论的基础理论研究，由于战争中颠沛流离生活的干扰而中断。到了昆明之后，他改而从事于流体力学中湍流理论的研究。龙王庙村的小楼不受日机空袭的干扰，为他提供了条件。除了固定日期上城上课外，他整天关在小楼工作。我们和他达成一谅解，即便我们来到他的住处，名为做客，我们可以自行游息，完全不要他下楼操心。他于是就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坚持他的研究工作。他在1940年发表的关于湍流理论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关于湍流的研究工作，他在其后一直进行，其结果曾经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为国内外同行所称道征引。

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对珍珠港的偷袭，将美国卷入世界大战。培源先生于1943年，应美国其母校加州理工学院之聘，去加校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海军试验站做研究工作。

社会活动家的事业，恐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连培源先生自己也没想到会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在抗战前的清华和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他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活动可言。也许是他薄学校行政工作而不为，但对于政治活动，他似更没表示有任何兴趣。他曾几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但这些都是严格的个人学术活动，绝谈不上为某种代表中国，或者作为以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或国际友好为目的的行为。但共和国成立之后几十年来，社会活动却成为培源先生生活中一重要部分。

他参加了九三学社，长期担任其领导工作。他多次代表中国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友好的工作。在1950年，他第一次受命作为团员，参加以刘宁一同志为团长的，应英国共产党邀请，参加英共和英国进步人士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活动的中国访英代表团。在访英的归途中，他又参加了郭沫若同志带领的代表团，出席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回国后，由于刘宁一同志又有出国的任务，在周恩来总理接见代表团的会上，代表们公推培源先生向总理汇报访英的情况。周总理对于访问团的工作予以肯定，而且说:“你们出国就要放手去做工作，不能缩手缩脚。”周总理这句话给培源先生极深的印象。后来，在他回忆这一事件的经过时，他说，“总理这一诚挚的话使他深受教育，长久不能忘怀”。周总理这句话是针对他在汇报中流露出他在访问中存在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缺乏信心的心理而发的。缺乏信心是一方面，当时也许还有不愿从教研工作分心的另一方面。在他20年代末学成归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一直以献身于教研事业为其毕生的志愿的。但在这次访问后不久，他终于改变初衷，让社会活动占据了他可用于教研的不少时间。这似乎是偶然的，但实际上又不是偶然的。他从参加国际交流活动中领会到，他之所以献身于教研事业，并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促进祖国的现代化。在共和国成立的初期，国际交流，尤其是学术交流是一个新的任务，而当时国内这一类人才又较为缺乏，如果他能在这方面多做点事，也就是为祖国的现代化尽点力量，为此而牺牲一部分教研时间也是应该的。

培源先生和我虽然有几十年的友谊，但如上面所说过的，我对于他的专业是门外汉。甚至我对于他社会活动的具体事迹也知之不详。我相信科技界同仁和社会人士对于培源先生在教研、学术和社会活动各方面的成就，一定有不少有分量的，值得怀念的“大块文章”。而我只能掇拾几件不为人们注意或少为人们知道的，多少属于生活的轶事，表达我的怀念心情，或可对“大块文章”起点衬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