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问题历来是唐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过去，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藩镇的共同点上，而很少注意藩镇之间的不同点。其实，藩镇之间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的。近年来，人们对藩镇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逐渐认识了藩镇并非一模一样，而是具有不同类型。过去被作为典型的河北三镇并不能代表所有的藩镇。但是在藩镇的具体分类上，人们又有不同看法。我认为，藩镇之间的差异在安史之乱后到黄巢起义这个时期内最为显著，根据其在朝廷政令的执行，官吏的任免，军队的统率指挥，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不同，以及对唐王朝中央集权统治所起的不同作用，可将这个时期的藩镇分为长期割据型、一度割据型、京东防内型、西北防边型、南方财源型等五种类型。虽然近年来对藩镇分类问题逐步进行了一些研究，但还很少涉及藩镇之间为什么会存在差异，为什么具有不同类型，形成不同类型的原因是什么，即为什么长期割据型能够长期割据一方，而其它类型却不能，为什么京东防内型成为朝廷防遏内部骄藩的主要军事力量，西北边防型成为防御外族的重要军事力量，而南方财源型却成为朝廷的主要财赋来源等问题。本文的重点之一即对此进行初步探讨。我认为，这是由各类藩镇在经济、军事、风尚习俗、社会结构、地理环境等方面的综合条件不同所造成的。

一、藩镇的不同类型（一）长期割据型所谓长期割据型是指魏博、成德（镇冀）、幽州（卢龙）等河北三镇。河北三镇往往拒不执行中央的诏令，朝廷诏书在这里常常只起承认既成事实的作用。如代宗时，魏博田承嗣派兵袭取相州，“帝遣使者谕罢兵，承嗣不奉诏”[1]，最后还是把相州吞并了。武宗时，下令全国灭佛，但河北三镇却拒不执行，“不毁拆佛寺，不条疏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2]。河北三镇在行政法规上也往往自行其事。如魏博镇就曾规定“里民不得相往来”[3]。唐宪宗也曾说：“〔刘〕㴩生长幽燕，只知卢龙节制，不识朝廷宪章”，其所为多依“河朔规距”[4]。这说明河朔地区在行政上确是自有规矩的。河北三镇的节度使大都是世袭、杀逐旧帅自立或军士拥立的，由朝廷选任的极少。在先后五十七位节度使中，由朝廷选任的只有四任，这且只有李愬一人是因病去职的，其余三人都是任职不久就被杀、被逐或被迫自杀的[5]。河北三镇的下属官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藩帅任免的。藩帅为了巩固其地位还常以其子弟充任重要官职[6]。虽然宪宗暂时削平藩镇后曾一度部分地收回官吏任免权，但不久随着河朔再叛很快又恢复了以前的状况，依然是自署文武将吏，“天子不能制”[7]。朝廷对河北三镇的军队是很难调动指挥的。河北三镇往往拒不执行朝廷调用其军队的诏令。如唐德宗曾“遣中使发卢龙、恒冀、易定兵万人诣魏博讨田悦”[8]，而朱滔、王武俊却拒不奉诏。虽然河北三镇有时也为中央执行防秋等任务，但与其他藩镇相比，次数要少得多。而且中央一般不能派本镇以外的将领统率其军队，不能改变其军队驻地或将其改隶其他镇[9]。河北三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向朝廷交纳赋税，“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10]。在经济上近乎独立状态。综上所述，河北三镇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独立性，长期实行割据，严重地影响了唐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因而成了朝廷肘腋之患。

（二）一度割据型一度割据型是指淄青、彰义（淮西）、宣武、昭义（泽潞）、山南东道、义武（易定）、义昌（沧景）等镇。这些藩镇都曾一度象河北三镇那样实行割据。一度割据型藩镇在其割据期间也往往抗拒朝廷诏令。如会昌毁佛时。泽潞就曾和河北三镇一起拒不执行朝廷毁佛的诏令[11]。这类藻镇在割据期间行政上也常常自行其事。如吴少阳、吴元济在淮西“禁人偶语于途，夜不然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12]。在割据期间，这类藩镇的节度使都是世袭或自立[13]，其下属、官吏也大多由藩帅自行任免。其军队也往往不服朝廷的指挥调动。但上述这些只是一度割据时期的现象。除了这个较短时期外，这类藩镇仍是执行中央政令的，节度使及其下属官吏也是由朝廷决定任免，军队亦服从中央的指挥调动。可是这类藩镇一直很少向中央交纳赋税，不仅在割据期间“不申户口，纳赋税”[14]，而且即使在停止割据，归附中央之后，由于“朝廷务安反侧，征赋所入，存留赡军”[15]。这类藩镇仍然大多不向中央交纳赋税，“贯缗尺帛，不入王府”[16]。综上所述，此类藩镇都曾短时期地割据。割据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象长期割据型藩镇一样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曾使唐王朝一度为之困扰。但此类藩镇都未能长期割据。归附中央之后，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听命于中央，在经济上却大都对中央无所裨益。

（三）京东防内型京东防内型是指京畿道的长安以东地区和河东道、河南道等地除上述淄青等镇外的各藩镇。安史乱平后，这类藩镇的主要作用是防范、遏制那些跋扈割据的骄藩，并保护境内漕运。此类藩镇除极少数例外情况，一般都是执行朝廷诏令，按照中央的法令制度处理军政事务的。此类藩镇的节度、观察等使，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中央任免[17]。其下属官吏一般也都是由中央任免。节度、观察不能象河北三镇藩帅那样不经朝廷认可，就任意决定下属官吏的黜陟。此类藩镇的军队一般都服从中央的指挥调动，中央对其有充分的指挥调动权，而且还可以将某镇的军队改隶其他镇，交给他镇藩帅或其他将领指挥[18]。此种藩镇很少向中央交纳赋税。凡“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19]，有些甚至“征赋皆为己有”[20]。综上所述，此类藩镇长期处于中央的有效统治之下。虽然在经济方面对中央少有裨益，但在军事方面却是朝廷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

（四）西北防边型西北防边型是指长安以西、以北诸藩镇。此类藩镇的主要作用是防御边地各少数族的攻扰。此类藩镇在执行中央政令以及军队的统率指挥等方面与前述京东防内型藩镇大体相近。此类藩镇除极个别情况外，绝大多数藩帅都是朝廷选任的[21]。其下属官吏一般也都是由朝廷选任的，德宗晚年甚至刺史、县令以上“皆自选用”[22]。此类藩镇不仅不向中央交纳赋税，而且还需要中央“以内地租税及运金帛以助之”[23]，经常要从其它地区运来大量钱物以供军需。综上所述，此类藩镇长期处于中央的有效统治之下，在军事方面是朝廷的重要支柱，但在经济方面都是朝廷的重要负担

（五）南方财源型南方财源型是指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武昌镇、淮南道以及长江以南地区诸藩镇。此类藩镇除极少数例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执行朝廷政令，按照中央的法令制度处理军政事务的。此类藩镇中除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藩帅都是由朝廷任命的，其中卸任宰相和其他重臣出镇者，比其他各类藩镇都多[24]。其下属官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由中央任免。不少京官为增加收入而要求出任南方地方官[25]。遭贬的官员也往往是到南方边远区担任下州刺史或司马、司户一类的官职[26]。南方藩镇长期大量地向中央交纳赋税。这不仅限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所谓东南八道，剑南、岭南也是朝廷的重要财赋来源。如张廷赏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贡献踵道”[27]；韦皋任剑南节度使时，在“常赋”之外，还有“日进”[28]。岭南在中央的财政收入中也占有相当比例。于悰曾说：“南海有市舶之利”，如果失之，就会使“国藏渐当废竭”[29]王锷任岭南节度使时，“以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30]。孔戣任岭南节度使时，一次即“免属州逋负十八万缗、米八万斛、黄金税岁八百两”。[31]由此可见岭南地区赋税的数量是很大的。综上所述，此类藩镇在各方面都最为服从中央，并大量交纳财赋，是唐王朝的主要财赋来源。

二 藩镇形成不同类型的原因基于藩镇之间存在差异这一点，只要细读史籍就会发现，为什么会存在差异、会形成不同类型，为什么长期割据的只是极少数，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索的问题。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各类藩镇在经济、军事、风尚习俗、社会结构、地理环境等方面的综合条件不同，另外也是由于当时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尚未从根本上动摇。虽然藩镇由于军、政、财三权集中，从很早就具有割据的趋势，但有这种趋势并不等于就能割据，实行割据需要具备外界和自身各方面的适宜条件。普遍的藩镇割据是在黄巢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之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藩镇必须具备很强的实力才能长期割据，因为在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从根本上动摇之前，中央的实力毕竟要大于个别藩镇。藩镇如果不能全面地具备上述各方面的适宜条件，力量对比就过于悬殊，就无法长期割据，而只能割据一时或长期服从中央。藩镇的实力如何主要是由其经济、军事、风尚习俗、社会结构、地理环境等方面的综合条件决定的。军事力量是藩镇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藩镇的军事实力如何，主要是由军队的数量、军队成员的来源、军事素质，骑兵的数量、质量以及武器的生产等决定。军队的数量是影响军事力量强弱的重要因素；其成员的来源、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战斗力、内部关系以及与当地的联系。骑兵的数量、质量也是至关重要的。骑兵在古代是最强有力的兵种，由于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和机动性，所以其战斗力远胜于步兵。对于藩镇割据来说，骑兵，尤其是其机动性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个别藩镇和中央相比，在兵力上总是处于劣势，要对抗中央的优势兵力就必须经常“抽诸处兵聚于一垒”[32]，即集中优势兵力于一点，形成局部优势，将对方各个击破。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较强的机动性，骑兵则最能满足这种需要。虽然藩镇割据的核心力量是军队，但军队如果不能与适宜的经济条件相结合，就只能是军事集团，而无法建立巩固的长期割据政权。而且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军队本身的力量也会受到影响。在古代粮食、布帛、盐铁以及马匹等是实行割据的重要战略物资，其中粮食是当时战争中消耗量最大的物资。充足的粮食供应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在某种意义上说，粮食就是军队的生命。布帛和盐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品。铁是制造武器的重要原料。马匹是建立强有力的兵种——骑兵的先决条件。只有在这些方面能完全自给，割据才有充分的物质基础，才能不怕经济封锁。风尚习俗、社会结构方面的条件对于藩镇割据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风尚习俗、社会结构直接影响藩镇的内部联系是否紧密、军事力量是否强大、官吏、军队成员对割据的态度，还能决定割据行动是否能在当地，至少在当地统治阶级内部是否得到普遍的支持。地理环境方面的条件也是很重要的。易守难攻的地形和强大的同盟者可以使对抗中央的藩镇大大增强力量，而强大或众多的敌对势力则会使其腹背受敌，难以应付。以下试分析各类藩镇在上述各方面的不同条件及影响。

是

我个人不是很赞同这种分法，这种分类还是没有脱离张国刚先生的窠臼。
个人认为“直领”、“臣从”、“割据”这三类来划分唐代藩镇可能更加直观。
①直领：朝廷直辖的藩镇，中枢可以随意任免藩镇官员，即便任命文官担任节度使也不会能控制藩镇的军队、赋税。如河东节度使、同华节度使、四川节度使、淮南节度使等。
②臣从：带有一定独立性的藩镇，藩镇官员任免需要中央与地方势力进行博弈，但能服从中央的部分指令，承担一定程度的赋税，军事义务。如汴宋节度使、泽潞节度使等。
③割据：这个毋须赘述，如河朔三镇。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乃至五代的部分藩镇其身份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停转换的，如汴宋节度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属于“臣从”藩镇，但经过中枢几番整治，在唐代后期到唐末这段时间，已经成为“直领”藩镇。直到黄巢之乱后，为了酬庸朱温才从直领中划出，其性质也再次变为“臣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