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村子里的老人常跟我说，我们尤克托巴尼亚和欧西亚人相差太远了。每每这时，我总会问他们，差的有多远？他们也总会回答我，就像从我们村子到天空的距离一样远。
“你好，我找519号房的人。”走进旅馆，我沉着嗓子，把我的声音尽量压得十分低沉。
简单地确认了身份，旅店的前台将我引导到电梯位置。我在心里默念着此行的目的，尽量放空自己，不让等会可能发生的事情影响了我的判断。
“笃笃笃”
我走到519号房门前，敲了敲门。门里只传来女人的轻咳，这说明我可以随意推门而进。
“嗒，嗒，嗒”
我的脚步声缓慢而又沉重，因为我不是和那些人一样，来找人寻欢作乐的。我是来赎回一件东西的。
床上的女人听到异样的脚步声——来寻欢的男人脚步声绝不会如此沉重——禁不起好奇心坐起身来：“怎么是你？”看到我，她吃惊得眼球都要掉了出来。
“是我，卡佳……”
“别那样假惺惺地叫我！”没等我说完，她便狠狠地打断了我，她一直不喜欢我用爱称叫她，但我也一直这么称呼她。
面前坐在床上的女人是我的姐姐，她枯黄的头发散乱不堪，瘦削的面皮再无往日的精神气了。见来者是我，她倒也不客气，随手就从床头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自顾自地吧嗒吧嗒抽起来。
“怎么？找我来干嘛？要钱？”如今这世道，就连亲人来找自己，都不免让人觉得是来找自己要钱的。
“哼。”看着这样的姐姐，我冷笑一声。别会错意了，我并不是看不起她，而是觉得实在是太过于今非昔比了。
“我是来要祖父的那枚勋章的。”我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攥在手里，随意地坐在床沿上，怜悯地望着卡佳。她却拉着被子遮掩住身体，在缭绕的烟雾中皱着眉头谨慎地打量着我。
“三千。”她没多说，只报了一个数字，便好像不关她事似地望向窗帘。
“三千也……”我有些困窘，要知道，三千可够一个人在首都活上个两三个月了。
“三千。”她又重复了一次。
“卡佳，你知道我……”三千实在是太贵了，太贵了。
“我说三千就三千，你要是嫌太贵了你就滚蛋，别碍着我做生意。”她转过头来不耐烦地瞪着我。
“好吧好吧。”说到这，我也不想多说了。我意识到，如果我现在不拿出钱了来买下那枚勋章，我恐怕一辈子也得不到那枚勋章了。于是我掏出钱包，翻了翻里面的现金，加上零钱，也不过两千八百多块。
“这……”我皱着眉头，望了望她。
她瞥了我一眼，从床头柜上的钱包里翻出一枚银色的勋章，像是摸到了什么不详的物件一样，急忙扔给了我：“两千八就两千八，拿去吧，把钱放那就行了。”她指了一个位置，指挥我把皱巴巴的钱放在了那里。
拿到勋章的那一刻，我能感受到，有什么东西回来了。我说不清，但至少不一样了，像是有什么改变了，但却是变得让我说不清了。就好像这个房间不再粘腻恶心，充满人类体液的臭味了。是的，我敢肯定，有什么变了。
于是我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那个房间，就连一声再见也没有跟卡佳说。不过我随即又想起来一件事，便又回到了那个房间。
我尴尬地笑笑，全然不顾卡佳疑惑且不耐烦的神情，说到：“哎呀你看我，钱全给你了，都忘记留几个硬币坐车了，你看……”她没有说话，只在烟雾中用下巴点了一下放钱的地方。我便三步并作两步，径直走到放钱的位置，从中拿了两个硬币和几张皱巴巴的毛票——他们其中有些在我钱包里躺了有几年呢——便离开了。
我把那枚勋章放到我大衣内部的口袋里，好让它贴着我的身体，不那么容易被偷走或者遗失。我攥着毛票，两个硬币在我的大衣口袋里叮当作响。我笑着离开了旅店，坐上了公交车。
或许是段时间太过困难，或许是生活压得大家笑不出来，又或许是公交车上本就如此压抑。我一走上车，车里的人们都抬起头看向我。我原本还以为是我身上沾了什么东西，坐下了才发现，原来是我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我随便在一个老妇人身旁坐了下来。老妇人关切地看着我，生怕我一个年轻姑娘出了什么精神上的问题。
我笑了笑，把大衣内侧口袋里的勋章拿出来给她看：“这是我刚刚拿到的，我爷爷的勋章。”老妇人心领神会，点了点头，示意我把它收好，便不再多问。一路上，老妇人时不时用余光看看我，或是偷偷用手掩住笑意，或是神情悲伤起来——想必她也在回忆她的那位胸口戴着勋章的爱人吧。
我能感觉到，胸口的勋章，正微微发热，不知道是我的体温把它捂热了还是怎样。它把我带回了一个我最近魂牵梦绕已久的、关于我童年的、关于我和卡佳的祖父——阿纳托里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