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诗文里的前世今生

江南自古繁华，那时的江南却并不繁华。
正如柳永所说，“钱塘自古繁华”。聚拢着中国千年来最发达的地区，荟萃着历代历代最精致的文化，江南在层层光环之下孕育出如斯的诗性，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当后人将史书再向前翻阅时，却容易发现事情并不简单：钱塘“自古”繁华，到底有多古呢？至少在先秦时期，杀气腾腾的刺客侠士还在江南大地横行；两汉时期，司马迁还会认真地做出“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评价；甚至直到唐宋，吴钩还会以一身侠气来装点李白和辛弃疾的诗词。显然，“自古”的江南非但不柔丽温婉，反而颇多杀伐之气，这一切不禁让人心生疑窦：诗文中的“江南意象”，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呢？

诗文里的谜题，自然要在诗文里寻找答案。
秦汉彪悍风：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
将时钟拨到先秦，会让人由衷感叹一句“钱塘自古不繁华”。
何止是“不繁华”，江南简直就是穷山恶水的代名词，而那里居民，则是一群断发文身、雕题黑齿的野蛮物种。
《庄子·逍遥游》中言“越人断发文身”，《战国策·赵策》中语“黑齿雕题……大吴之国也”，说的正是吴越故地的旧风俗。

那时的荆楚血色江南，一点也不诗意！
当时的中国，北方远较南方发达，北人看待南人，自然也容易带有一先进文明特有的鄙视色彩。
不过，《庄子》与《战国策》中所记载的
场景，在江南人的诗歌中也同样被印证，《楚辞·招魂》便用华丽的笔法勾勒了江南的风土人情：“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

翻译成白话文，
大抵就是“魂啊回来吧，南方是不可以栖息的！
额刻花纹染着黑齿的野人，
掠夺人后以其肉为祭祀，
还将其骨头磨成肉酱。”
《招魂》是楚辞中的名篇，
然而其古韵森森中却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
中国诗文中的江南，正是以如此的血色作为开篇的。

吴越之地的江南又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说《招魂》中所描绘的荆楚之俗，
那日后江南所侧重的吴越之地同样气质凌厉。
汉朝一首《无题》写道：“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瘢。”这十个字背后，是先秦时期吴越人鬼魅一般的存在。
《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中形容越人“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这简直是在形容一群天生的刺客。如此民风，直到两汉时期还未改变，
《汉书·地理志下》中说吴人“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轻死易发”大抵是“不怕死、易发怒”之意，
这样的江南虽然没有《招魂》“人肉以祀、以骨为醢”的恐怖，
但与后世的“小桥流水人家”依然相去甚远了。

江南，九州之扬州的由来。
那么问题出来了：江南之地大抵对应着古九州中的扬州，
如果江南如此荒蛮落后，为何却又得到了扬州这般浪漫的名称呢？
这是因为“扬州”二字的浪漫色彩恐怕也是在后世文化的演化更迭下才渐渐发展出来的。《释名》中认为“扬州州界多水，水波扬也”的解释还算是中性，
《释名证疏》中引了李巡注语：“江南，其地气惨劲，厥性轻扬，故曰扬州”——“千古丽句”中只合烟花三月造访的扬州，其名居然来源于“厥性轻扬”，那真是有些让人哭笑不得了。

两汉时期的江南依然是化外之地。
彪悍邪魅的民风背后是蛮荒的自然。直到两汉，很多人眼中的江南依然是化外之地。
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时曾五溪蛮时曾以一首《武溪深行》抒怀：
“滔滔武溪一何深！
鸟飞不度，兽不敢临，
嗟哉武溪多毒淫！”
个中意味，竟与数百年后李白的《蜀道难》不分伯仲了。

那么隋朝的江南又是怎么样呢？
而这还远远不是感叹江南畏途的绝响。
隋朝孙万寿的“江南瘴病地，从来多逐臣”、
唐朝杜甫的“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之名都可以视为《武溪深行》的零星呼应，
“江南”二字
在这些诗句中简直成了沙门岛与宁古塔，绝无半分柔美可言。

江南的新生和蜕变，慢慢的那个我们熟悉的江南来了
六朝烟水气：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
那江南是如何从彪悍、瘴疠、毒淫这些意象中“挣扎”出来的呢？
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江南意向的景语背后，自然是历史变迁的情语。
两汉时期，江南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刘濞的治下，吴地已然“国用饶足”。
汉朝末年，北方战事频繁，大量中原人士南迁，极大加速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
西晋之后，五胡乱华，晋室南迁，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偏安江南的政权。
政治中心的南移带来了一系列的文化后果，江南不再以化外之地的身份出现，其意象也在文化名流的笔下逐渐沾染上自豪的色彩。

这里最具标识意义的，便是江南方物。方物指的是本地产物，《尔雅》中有“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之句，《离骚·橘颂》中有“后皇嘉树，橘徕服兮”，这里的竹箭、橘便是江南的方物。以方物代产物本是自然之事，然而在以中原为核心的语境下，江南的方物便不免成为北人“猎奇”的脚注了。比如《上林赋》的“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奈厚朴”、《吴都赋》的“草则藿蒳豆蔻……木则枫柙櫲樟……则筼筜箖箊”之辞，下笔写的虽然是江南方物，其意却在形容中华的博物大观，其中隐隐含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审美。
而随着中原政权的南迁，这一情况出现了明显转折。两汉以降，江南已经一派国富民强，陆机在《辨亡论》中的“其野沃，其兵练，其财丰，其器利，东负沧海，西阻险塞”虽有夸大，但江南作为正统王朝的驻地，却必然会渐渐演变成首善之都。张翰异地为官时见秋风起，思念起家乡吴郡的鲈鱼脍，于是提笔写下《思吴江歌》：
“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在这首诗中，鲈鱼早已不是北人猎奇的点缀，而是一位江南游子正大的思乡之情，江南在文化中的地位，早已不是曾经的“黑齿雕题”所能同日而语的了。当然，张翰所不知道的是，他所思念的菰菜、莼羹和鲈鱼脍，日后将会成为唐诗宋词中的信手拈来典故，江南的意象，也将在这种诗情中固化成新的文化图腾。
与方物相似，江南女子的形象也在诗文中悄然转型。江南女子的多情，在后世诗文中往往能引发无数悸动，然而在最初，这种多情却是同样是北人居高临下的“人类学标本”。《史记》中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周礼》中记载扬州“其民二男五女”——多情成了江南女多男少环境下人类繁衍的必然结果。而当中华文化的命脉逐渐扎根于江南时，江南的情歌也登上了大雅之堂。

接下来建业（南京）、江陵（武汉）渐渐来到了舞台中央。
吴歌西曲，指以建业（南京）、江陵（武汉）为中心的南朝民歌，多以爱情为主题。六朝时期，吴歌西曲盛行文坛，江南女子的形象，若隐若现地随着情歌传唱成江南特有的意象。这些诗文中不少取材于谐音方物，比如“莲”谐“怜”、“藕”谐“偶”、“丝”谐“思”，形成了独具时代风貌的江南诗文，《西洲曲》中的“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子夜四时歌》中的“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莲子”、《读曲歌》中的“杀荷不断藕，莲心已复生”，大抵算得上个中名品了。

唐宋繁华气：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六朝自是偏安，但疆域上的退缩却缔造了江南文化的扩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经过了世代六朝诗人的努力，江南意象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江南的春水、梅花、杨柳等自然意象自不待言，如吴江、稚女、歌声这般的人文意象也自然蒙上了一层诗意。
这样的诗句可谓信手拈来，如刘孝绰的“洞庭春水绿，衡阳旅雁归”、江淹的“吴江泛丘墟，饶桂复多枫”、萧衍的“江南稚女珠腕绳，金翠摇首红颜兴”……如果此时还硬要说“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中的扬州得名于江南人的“厥性轻扬”，那真倒是不解风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