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论”类解释的优点在于“以经释经”，立足文本，在不同文本之间发现矛盾，并尝试通过文本间的互释来建立一致性，但是这一过程往往会引入可以解释更多矛盾的更高的统一性原则，但这里面包含了一种部分-整体的解释学循环：（1）各种矛盾往往被预设为在西游世界观（文本内）是可解决的，换言之，预设了文本是完全无bug的。（2）反过来说，正因为预设文本完全自洽，所以才会细钻，去将各种本身仅仅是“瑕疵”的矛盾（尤其是各类时间性矛盾）当成“破局”的关键。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阴谋论类解释往往一方面显得扎实无比，另一方面又“谨慎”地得出了对常识来说离谱的结论，因为对于这种扩张性解释来说，它面对的是文本本身，而不是作者原意，或者说，他们认为作者原意一定体现在了文本所有部分，二者无缝对接，通过把文本说“圆”，也就能把作者的原意说圆。

换言之，如果反对阴谋论，但又不认为文本是可以“犯错”的，或者依然坚持认为文本给出的意义就是作者的意图，事实上只是不同意“阴谋论者”的结论并抱有一种情感上的反对，但却和他们在这个方面是一致的。

下面再说对《西游记》的“阴谋论”类解释在文献-历史和思想义理两方面的局限：
就文献-历史而论，“阴谋论”缺乏对版本流变的考察，缺乏对文本生成过程的历史视野，从这一点上来说“就文本论文本”只是片面的扎实，无视了文本自身的非封闭性。众所周知，四大名著的版本史都极为复杂，由各种话本、民间故事积累而成，换言之，现存版本《西游记》很可能根本就非吴承恩一人所做，可能存在各种衍文啥的（具体我不懂，都忘光了），但“阴谋论”解释事实上无视了这一点；至于文本内的无法自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原书来自于话本体系，是将各种已有故事缀合而成，诸如“为什么水帘洞里有家具”“卵二姐到底是谁”等问题，事实上都是优先采用文献解释就能解释得通的，“脑补”应当是第二步的事情。如果说经过比对后发现和前代文本不同，那么才更适合去解读作者“用意”。

从义理方面，《西游记》本身就是一个喻象体系，隐喻五行、修行等等，相比《西游原旨》等古代的道教式解释，“阴谋论”者的解释关注点不在“义理”，而在“故事”。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承认“显白”文本下有着“隐微”的内容，并且都不同程度地试图回溯到自己认为的“作者原意”上，但区别在于：（1）从时代上看，“阴谋论”解释属于现代网络时代兴起后的产物，包含了很多现代人旨趣，而古代侧重“性命”“金丹大道”的义理解释则“去圣未远”，属于和作者同时代的，换言之，今天我们看来可能不可思议的比喻在以前或许是常见隐喻，属于“固定搭配”，例如我们今天说起“只因”就知道是什么，但对于古人来说这是不可理解的；同样，“羌笛何须怨杨柳”在今人望文生义看来容易联想为一种修辞，把“怨杨柳”理解为述宾结构，但实际上“怨杨柳”指的是古人熟知的《杨柳》曲。（2）同样是认为文本与作者意图之间有直接对应，古人的阐述毕竟有古代的局限性，可以理解，相应的，文本也并没有被按照通常理解的“零度写作”的方式来写；但今人是受过现代文学理论洗礼锤炼的，再这样解读事实上大有问题（况且解读方向还不如古人精准）。（3）虽然同样面对着“原意”，古人在阐释时知道自己是在“解读义理”，知道有自己发挥的地方，并且试图接近原意，在这个意义上尊重了作者，也尊重了在当时人看来更高明的义理；但是，说得难听一点，“阴谋论”则包含着一种对作者原意的“敲诈”式利用：在作者原意对自己有用时搬出来说“作者这么写暗示了…”，在原意与自己的解释发生明显冲突时则“绕开”或“无视”它。（4）最后，从阐释结果上看，前者是从表象到义理，后者是从表象到表象。前者得出的义理对人有用，后者虽然不能一棒子打成“哗众取宠”，但得出各种诸如“红孩儿的亲生父亲是谁”“唐僧的父亲是不是水贼刘洪”的“新解”主要满足带有猎奇性质的“求真意志”（尼采语），并且除了彰显智力之外，很难说对人有什么帮助（特别是做人的帮助）。从表象到义理的解释容易被人辨别，人们可信可不信，但是从表象到表象的解释却容易误导人并造成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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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好，但是+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