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时期: 奖励惩罚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各种资源土地丰富，人与人之间矛盾很少。《管子》记载:山不童而用赡，泽不獘而养足。耕以自养，以其余应良天子，故平。牛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来足，故卿而不理，静也。
进入到上古四圣 ，皋陶（公元前2220年－公元前2113年），中国司法鼻祖，制定了《狱典》，自此进入人神共治时期。 为什么叫人神共治呢？ 因为人性除了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也有不善不恶的一面，比如立场问题无法判定善恶。 此时只有部分行为是明文规定的;天灾，梦境，心情，等等，都有可能决定一个人受到的奖惩。 截止到商末，人祭行为才被周武王取消。

来到西周，武王，周公时期，《周礼》公布。神权逐步瓦解，进入到礼治早期。 大部分奖惩行为明文规定，但是依然受到君王心情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300年后，周朝内忧外患，进入生死存亡时期。

公元前七世纪，齐桓公管仲登台，直接跳跃到法治时期，提出了全面系统的法治理论。先展示一下管仲关于法治的名言: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法令要尊重人性）
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法令需要倾向于百姓）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广泛性）
罚罪宥过以惩之，杀戮犯禁以振之（尺度性，轻罪原谅为主，重罪严惩不贷）
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机数性: 遍知天下，审御机数。没有数据就没有信誉）
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日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法令要求明确性）
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依法治国）
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统一性，君主需要带头守法）
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进化性）
令求不出谓之灭，出而道留谓之拥，下情求不上通谓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反馈性）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可持续性）
凡将立事，正彼天植，风雨无违，喜无以赏，怒无以杀 。

管仲作为周穆王的后代，代表的是华夏文明的利益，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尊王攘夷，一匡天下！ 是当之无愧的华夏文明保护者，华夏第一相！ 周朝也是华夏历代文明中对外姓诸侯最公平的朝代。
管仲的理论非常超前，各诸侯纷纷学习。一百多年后孔子开始游学。 孔子虽然发展了礼治，但是在鲁国施行的效果并不好，礼治逐步被法治替代。
公元前4世纪，来到战国时期，进入百家争鸣时代。家家户户藏有商鞅，管子之法，天下人皆言治。各种理论学说百花齐放。法家成为主流，各家观点看似差异很大，但是都认同法令的广泛性，尺度性，机数性，明确性，统一性。 最大差别在于法治是围绕计划经济展开，还是围绕市场经济展开。 纵观华夏历史，计划经济的下限高，上限低。市场经济的下限很低，上限很高。 关于市场经济的层次我在其他文章中有介绍，这里不在赘述。
诸子百家，无论法家，道家还是儒家，都需要基于管仲的法治思想来构建，区别在于人性的认知各不相同。 所以管仲是当之无愧的圣人之师！

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 财富的幂律分布凌驾于一切制度之上，虽然各国积极改革，生产力也飞速发展，但是内斗依然愈演愈烈。

公元前239年，吕不韦集百家之长推出《吕氏春秋》，但因为一些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的原因，吕不韦下台。 李斯上任，秦王统一六国后，为了推行郡县制，焚尽天下书，仅留一份存于皇宫。 此时华夏人口已达3000万，而华夏文明结晶却被封存，加上六国势力错综复杂，很快爆发内乱。
公元前206年，项羽火烧咸阳宫，备份的华夏书籍也化为灰烬！世人将乱世的失败归结于法家。

公元前202年，刘邦统一天下，但是内斗并未停止，全民战争转变为上层博弈，刘氏，吕氏，功臣集团三方大战，三败俱伤！ 刘氏皇子八死一生，吕氏全灭，外姓功臣大残。汉文帝登基，道法结合，实行黄老道家，国内休养生息有所发展，但是依然无法阻止聪明人积累大量财富。财富两极分化，内乱依然无法避免。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将财富两极分化，内乱的原因归结于黄老道家，开始独尊儒术。儒术不是儒家，而是长期内乱环境下的迫不得已！再加上连年战争，半数国民死于非命。华夏仅剩1500万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