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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吕之乱”爆发的原因，通常被认为是吕太后违背了“非刘氏不得封王，非军功不得封侯”这一所谓的“白马之盟”。但如果这是真正的原因，了解这一点的文帝就不会将没有军功的诸侯王叔父封侯。换言之，“白马之盟”不过是借口而已。
来自诛吕xxxxx 齐王刘襄与淮南王刘长一节

叶少飞 、田志勇：“白马盟约”辩疑

（二）“白马盟约”缺乏政策有效性
政策有效性指的是政策执行的效果，同时包括政策执行者能否解决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汉朝作为“白马盟约”的政策执行者，对异姓王的一些超格行为，是无力制止的。
汉朝虽然封赵佗为王，但是仍对其怀有敌意，十二年高祖封南武侯织为南海王，即遥夺赵佗一郡。赵佗对汉朝也并不完全放心，吕后时有司请禁关市铁器，赵佗随即起兵攻伐[56]。禁关市铁器不管是朝廷还是长沙王的主意，其产生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结果汉朝的征讨行为失败，最终赵佗称帝，而且汉朝没有力量解决。直到汉文帝时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赵佗才去帝号为王称臣。汉文帝的赐书对赵佗极为礼遇，全然没有“非刘氏而王，天下共诛之”的酷烈[57]。面对赵佗强大的力量，“白马盟约”显然是无法有效执行的。“白马盟约”实际是诛杀功臣的政策，但功臣的力量在汉初的强大时毋庸置疑的。汉高祖驾崩后，吕后图谋诛杀功臣：

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背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人或闻之，语郦将军，郦将军往见审食其曰：“吾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跷足而待也。”审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发丧，大赦天下。[58]
吕后面对功臣侯的力量，在做出权衡之后，很快打消诛杀诸将的想法。而面对力量更加强大的南越王赵佗、长沙王吴臣、燕王卢绾、闽粤王以及高祖新封的南海王，“白马盟约”一出，必将引发吕后谋诸将这样严重的后果，直接导致汉朝灭亡。
汉初匈奴和南越对汉朝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使作为防御者的异姓王责任极其重大。而“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盟约所产生的作用只会是逼反异姓王，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这绝非汉朝的统治者愿意看到的。但是并没有那位异姓王包括赵佗因为“白马盟约”而起兵造反。从战略形势方面而言，“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盟约直接与汉初笼络赵佗、牵制南越、防御匈奴的政策相抵牾。虽然《史记》中“白马盟约”并没有真正实行，但其政策本身缺乏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显而易见的。
四 、“白马盟约”与高祖至武帝时期王侯政策的矛盾
封立王侯是汉朝的既定政策，除了封同姓王外，封异姓为王发生于高祖、惠帝、吕太后三朝；在功臣侯之外，从高祖至武帝封侯的范畴不断扩大，最终有功臣、王子、外戚、项氏、恩泽（丞相）五种侯。
（一）封王
汉文帝时杰出的政治家贾谊认为汉初异姓功臣王之所以反叛，是因为势力太过强大，力量小如长沙王者则不反[59]，所以汉高祖封同姓子弟为王以保卫汉室。这样一来，因为异姓王举兵谋反，去除异姓王而封同姓王就让“白马盟约”显得合情合理。然而在贾谊的时代，宗室诸侯王却产生了和异姓功臣王相同的问题，即力量太强，威胁汉朝中央，因此贾谊坚决主张削藩。在贾谊的记述中，汉高祖去除强大的诸侯保留弱小的诸侯。这样的处理保住了忠心的诸侯王，并给其震慑，使其不敢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