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则有过很多“恶邻”，1912 年他住在北京绍兴会馆，日记中记录“夜邻室有闽客大哗”，“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鲁迅为此愤恨不已，“人类差等之异，盖亦甚矣”。噪音之痛始终困扰着他，发出噪音是泯灭人性的恶行，无论是在厦门、广州还是上海。
鲁迅对他启蒙的大众似乎有些绝望，“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的，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观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老舍也曾饱受邻里噪音困扰，他在散文《有钱最好》中写道：您别看大家都洋服啷当儿的，讲到公德心，青岛的人并不比别处的文明。楼的建筑根本是二五八，楼板也就是一寸来厚，而楼上的人们，绝不会想到楼下还有人。
希望大家铺地毯，未免所求过奢；能垫上点席子便很难得。要赶上楼上有那么七八个孩子，那就蛤蟆垫桌腿儿，死挨。人家能把楼板跺得忽闪忽闪的动，时时有塌下来的可能。自然没人能管住小孩不走不跳，可是能够做到的也没人做。比如说椅子腿上包点布，或者不准小孩子拉椅子，这很容易吧？哼，没那回事。
你莫名其妙楼上怎会有那么多椅子，更不知道为什么老在那儿拉。你晓得楼上拉椅子多么难听，它钻脑子，叫人想马上自杀。可是谁叫你住楼下呢！你乘早不用去请求，住楼上的理直气壮。“哟，我们的孩子会闹？那可奇怪！拉椅子？我们的小孩可就是喜欢拉椅子玩。在楼上踢毽？可不是，小孩还能不玩？……楼上的人都这么和气而且近情近理。你只有一条路，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