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20年代，源自于中欧和西欧的一种哲学的和政治学的马克思主义，对正在使俄国革命成果成为法典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前者后来被贴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它把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重点从政治经济学和国家转向文化、哲学和艺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是一种个人和流派的松散的集合，他们当中有意大利的葛兰西，中欧的卢卡奇和科尔施，而从30年代起的法兰克福学派则在维护这种思想风格中起着主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戈尔德曼和联合在《现代杂志》（萨特、梅洛-庞第等）和《论辩》杂志（勒费弗尔等）周围的一些集团，组成了一个法国马克思主义派（见“参考书目” ⑧）。在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生的几代，特别是在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当然，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说，在西欧还有其他许多拒绝接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具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形式，其中包括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荷兰的”马克思主义（潘涅库克）。
　　俄国革命赋予列宁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以崇高的威望，因此，最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声称并且相信他们是在列宁主义的框架结构中工作的。当卢卡奇和科尔施在1923年分别发表了他们的基本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和《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共产党的忠诚的理论家。然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对他们的论著作出敌对的反应，于是，科尔施终于被德国共产党开除了，而卢卡奇则作了一系列的“自我批评”，跟他原先的观点划清界线。尽管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跟传统的列宁主义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在跟共产党的关系上，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包括葛兰西、卢卡奇和萨特，都走过了复杂而曲折的道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哲学的形式，但却以哲学的论道来衬托出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反对立场并不单纯源自于形而上学的差异；它的哲学方向暗示出、有时甚至阐明了那些跟列宁主义相抵触的政治组织原则。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那么倾向于先锋队的党，而更多地倾向于委员会和其他各种自治形式。他们的理论和原则也往往打上某一特殊历史事件的后果所带来的烙印，这指的是20世纪西欧革命的毫无例外的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部分地被看作是对这些失败所作的哲学思考。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注重有关文化、阶级意识和主观性的范畴。他们跟从考茨基直到布哈林、斯大林这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权威断然决裂，后者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一种制定发展规律的唯物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原著的研究，比较多地注意分析“主观的”结构──商品拜物教、异化或意识形态，而比较少地分析那些“客观的”结构──帝国主义或积累。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的这种地位经常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感到困扰。无论是第二国际还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著，都把马克思主义誉为一门有关历史和自然的普遍学说。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些定义接近实证论，即把社会科学归结为一种自然科学。而实证论的研究方法则有损于主观性和阶级意识的批判范畴，因为这些范畴是跟纯粹的自然不相干的。无论卢卡奇（见“参考书目” (11）还是葛兰西（见“参考书目” ⑤）都基于同样的原因批判了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即认为它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学。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一种文化的和意识的理论；为了突出这些方面，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社会的和历史的现实。据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而是一种社会理论。
—《马克思主义思想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