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新蕾STORY101 2010一月号
我活到这个年头，除了发牢骚发得好之外一无是处。但这事儿到目前为止也还并不可耻，年轻的时候听一些稀奇古怪的歌，看一些杂冷生僻的书，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喜欢一些边缘人物，同时干一些荒唐事儿，都可以被原谅——只要你将来成为一个主流的人，人们常常这样劝慰我，但说实话，到底能不能成功，我心知肚明。我对很多事有兴趣，都是些没用的淘气，兴趣广泛导致全面平庸——不要脸地说一句，写短篇是我所干最正经的事了，毕竟它看起来再歪门邪道，也离世俗的马路只隔一条岔子。
在写小说的过程中，俗人我一直在钻研这条路子可以让我走多远——钻研到最后，我惊恐地发现，清苦，不得志，与伟大之间有某种必然联系，咱们举几个例子说说，（我觉得这事外国比较多）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托好友的福才红。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一共被四家出版社拒绝，亨利·米勒四十岁时写《北回归线》时说：“我得在一间借来的房间写作，随时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但是，我觉得这几位都不如雷蒙德·卡佛惨，“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期望值很低，在这个国家，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者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从前的从前，我在一本破烂的城市画报里读到《保鲜》，当时我不知道作者是谁，仅仅是觉得写得好，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卡佛这个倒霉蛋——19岁结婚，20岁有两个小孩，工作是替医生清洁打扫诊所，在酗酒和辗转的二十年，当过加油工人，清洁工，替人摘过郁金香，在生活的峡谷底行走，他竟然从未中断写作，尽管这既不能为他带来名声，也不可能抵房租。
我想，卡佛的一生，也很有可能是我们当中某些人的写照，是否坚持自己的风格，哪怕观众都离席了。这件事说起来好听，但做起来时常让自己矛盾得心碎。一个作家——或者仅仅是一个商业写手，都明白最悲哀的莫过于不是生活的担子，而是踌躇满志后世人的凉嘴和薄眼。当然你也可以反驳我，一个作家如果作品不受世人欢迎，于己而言是失败的。但我想巴尔扎克，余华，苏童，这种赚钱的纯文学家毕竟是很少的，大多数人只能选择，把写作当**好自己玩儿，或是渐渐顺了读者的意，写一个保险框。第三条路则是布鲁诺·舒尔茨，他将作品写在信上，寄出，从而拥有了唯一的读者，当然，若干年后读到他的短篇，其天份依然叫我胆寒。
我活到这个年头，除了发牢骚发得好之外一无是处。但这事儿到目前为止也还并不可耻，年轻的时候听一些稀奇古怪的歌，看一些杂冷生僻的书，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喜欢一些边缘人物，同时干一些荒唐事儿，都可以被原谅——只要你将来成为一个主流的人，人们常常这样劝慰我，但说实话，到底能不能成功，我心知肚明。我对很多事有兴趣，都是些没用的淘气，兴趣广泛导致全面平庸——不要脸地说一句，写短篇是我所干最正经的事了，毕竟它看起来再歪门邪道，也离世俗的马路只隔一条岔子。
在写小说的过程中，俗人我一直在钻研这条路子可以让我走多远——钻研到最后，我惊恐地发现，清苦，不得志，与伟大之间有某种必然联系，咱们举几个例子说说，（我觉得这事外国比较多）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托好友的福才红。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一共被四家出版社拒绝，亨利·米勒四十岁时写《北回归线》时说：“我得在一间借来的房间写作，随时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但是，我觉得这几位都不如雷蒙德·卡佛惨，“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期望值很低，在这个国家，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者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从前的从前，我在一本破烂的城市画报里读到《保鲜》，当时我不知道作者是谁，仅仅是觉得写得好，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卡佛这个倒霉蛋——19岁结婚，20岁有两个小孩，工作是替医生清洁打扫诊所，在酗酒和辗转的二十年，当过加油工人，清洁工，替人摘过郁金香，在生活的峡谷底行走，他竟然从未中断写作，尽管这既不能为他带来名声，也不可能抵房租。
我想，卡佛的一生，也很有可能是我们当中某些人的写照，是否坚持自己的风格，哪怕观众都离席了。这件事说起来好听，但做起来时常让自己矛盾得心碎。一个作家——或者仅仅是一个商业写手，都明白最悲哀的莫过于不是生活的担子，而是踌躇满志后世人的凉嘴和薄眼。当然你也可以反驳我，一个作家如果作品不受世人欢迎，于己而言是失败的。但我想巴尔扎克，余华，苏童，这种赚钱的纯文学家毕竟是很少的，大多数人只能选择，把写作当**好自己玩儿，或是渐渐顺了读者的意，写一个保险框。第三条路则是布鲁诺·舒尔茨，他将作品写在信上，寄出，从而拥有了唯一的读者，当然，若干年后读到他的短篇，其天份依然叫我胆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