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南京城宫城的布局与功能

靖康之乱，北宋为金所灭，其旧都东京开封府被更名曰汴京，历经伪楚、伪齐政权而基本存其旧貌。金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完颜亮营建中都，按史书所记，汴京不仅被作为营建中都的蓝本，而且也被升格为南京，成为次年征伐南宋的指挥中枢；随着南伐失败、完颜亮遇弑，南京地位骤降；及至金末，为避离蒙古军事压力，宣、哀二宗正式迁都南京。因此，无论就审视北宋东京“后都城时代”之发展，还是分析金前、后期之政治变迁而言，金南京都具有不容忽视的特殊地位。
而若考虑到上述金南京与北宋东京、金中都之间的模仿乃至因袭关系，那么金南京都城内最为核心的宫城，其在布局、功能方面到底处于何种状态，在宋旧与金制之间如何择从，无疑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重要议题。学界目前对金南京已有一定研究，但总体而言，主要关注的是其外城、内城的范围四至以及行政建制等，对于宫城，往往稍举《金史·地理志》以及部分宋使行程录见闻辄止，而问题在于，正史所记、宋使所云金南京宫城，其间舛误较多，与史实脱节较严重。因此，金南京宫城的物理布局乃至功能空间问题，不仅有继续探究的必要，而且对认识与梳理宋、金宫城制度沿革，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意义。
　

一、宋东京、金中都宫城布局研究回顾
在对金南京宫城展开分析之前，如开篇所述，极有必要回顾北宋东京、金中都的宫城布局。金南京乃依托北宋东京昔日故址，金初改名曰汴京。至于后者，文献曾载，金海陵王完颜亮贞元元年（1153）正式将都城由上京会宁府迁至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汴京为南京”；又因完颜亮为削弱旧都上京守旧势力，“尽毁宫殿、宗庙”，“夷其趾，耕垦之”，且新都中都宫室建设又模仿北宋东京，“先遣画工写京师（开封）宫室制度，至于阔狭修短、曲画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以修之”，所以中都宫城布局，或也留存有宋末金初的南京模式。
北宋东京宫城，其故址位于今开封市龙亭公园水面下，并未展开具体发掘，学界现已从文献角度对其展开复原研究，其中傅熹年先生之成果尤获重视。后续学者在此基础上又有一定增补，基本明确了宫城内的布局框架（见图1）：宫城坐北朝南，内以东西华门之间的横街，分为南北两部，南部中央为外朝正殿大庆殿，西侧为正衙文德殿，殿南为朝堂，文德殿之西，布局中书门下与枢密院“二府”、政事堂、学士院等中央衙署。横街之北，又被宣祐门−拱辰门纵向街道分为东西二部，东部为内诸司机构、太子东宫等；西部为“禁中”，内有垂拱−福宁−柔仪−清居四殿纵向构成中轴线建筑，向南连通正衙文明殿，其中福宁殿为皇帝内朝正殿，其余垂拱、紫宸等为皇帝其他内朝视朝便殿，福宁殿东西两侧，又有北宋太皇太后、皇太后群体的宫室分布。可见，北宋东京宫城，其核心建筑以及政治空间，并非采用严整的中轴线布局，而是以大庆殿（外朝）−文明殿（正衙，又称中朝）−福宁殿（内朝）的“L”形态维持运作。
金中都宫城，学界现已基本厘清其内部布局与功能分区（见图2），宫城南北偏长、东西稍窄，呈中、东、西三路纵向布局，且中部有较宽广的东西向横街：中路南部布局外朝大安殿，跨过横街，街北布局常朝仁政殿，仁政殿再往北，依次为皇帝正位昭明殿、皇后正位隆徽殿。东路横街之南、与大安殿东部持平区域，自南而北，布局太子东宫、母后寿康宫；跨过横街，街北区域为内省，内有益政院、宣徽院、修内司、卫尉司等机构。西路横街以南，主要为园林区；横街之北、与中路皇帝、皇后正位持平区域，为皇妃的集中居住区“十六位”。
借助以上论述，可知文献所云金营造中都之时依仿北宋东京，应有一定依据，如金中都宫城南门曰应天，横街东西门曰东华、西华，北门曰拱辰，乃直接沿袭北宋东京宫城四门旧称。然而，若就物理格局、功能分区而言，金中都宫城又与北宋东京宫城差别颇大：其宫城整体呈现东中西三路式格局；母后宫、太子东宫布局在宫内前朝区域、横街以南，与昔日宋人置二者于宫内横街之北迥异；大安殿外朝−仁政殿常朝−昭明殿内朝依托宫城中轴线布局，与宋制大庆殿外朝−文德殿中朝−福宁殿内朝“L”形态分布，显然亦非同制。
在此基础上，我们或许可以部分预判金南京之宫城布局与功能：其沿袭宋宫故址，恐难脱离宋人制度之潜在影响；且又在金早、晚期承续中都作为政治中心，中都故事亦当对其有相应规制。如此，受以上二者综合影响下的金南京宫城，较诸目前认识，恐应有更为复杂多元的布局以及功能特征。

二、金南京宫城的具体布局及功能分区
因考古资料有限，对金南京宫城的空间复原与功能梳理，仍不可小觑文献记载之价值。概而观之，现存有关金南京宫城之文献，主要出自两类人之手：一为南宋使臣，因北上使金、蒙古而途经金南京，撰文寄托故国之思；一为仕于金、元政权的相关文士，出于保存史实见闻等目的而对金南京加以记述。
在以上两类史料中，对金南京宫城记述最完整、价值最大者，当属邹伸之《使燕日录》、杨奂《汴故宫记》。《使燕日录》撰于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邹氏一行北上出使蒙古，归途路经金南京，守将崔立叛金降于蒙古，邹氏等受邀进入金南京宫城细加观览，邹氏此文今收录于元人白珽《湛渊静语》一书，《大金国志》等书辗转援引，且文字稍有改动。《汴故宫记》写于蒙古太宗己亥年（1239），作者杨奂以廉访使身份按察汴州，故得以进入金南京宫城，此文现收录于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说郛》、元苏天爵《元文类》以及《金史·地理志》诸书。因金亡后，南京暂无大规模改作，且邹、杨二人见闻在时间上较为接近，故二书相得益彰，可结合参看。

（一）宫城范围及内部道路系统
考古已对金南京宫城的范围展开探测，根据地层关系，基本判定其与北宋宫城重叠。此外，学界或据《使燕日录》曾记金南京的宫城后苑内，有两处原属北宋东京内城东北部艮岳的山体，提出金南京宫城向东已延展到这一区域，故宫城总面积要大于北宋东京宫城。此说或可商榷，一则此二山实乃“二大石”，体量并非巨大，有后续人工搬移改变位置之条件；二则后文会详细证实，金南京宫城之后苑，其位置、范围都与北宋东京宫城内北部的后苑相仿，所以金南京宫城之范围四至，当如考古探测所云，仍基本继承北宋旧制。
不仅是幅员范围，金南京宫城内的道路系统以及所形成的主要分区结构，仍与北宋故事相一致：宫城的东西门曰东华门、西华门，两者间有宽阔的横街，与宋制完全一致，且金哀宗嗣位前夕，曾在此街陈兵三万，以备不虞；宫城又有一北门曰安贞，门内向南通往东西华门大街，这条纵向街道的存在，可借助宫城内东北部的御厨须跨街道，才能向西取道撒合门进入皇帝正寝等建筑区域来加以证实。如此，金南京宫城内部，实际也沿袭北宋的倒“T”型道路分区。

（二）外朝正殿大庆殿建筑群
北宋东京宫城正门宣德门，金已改称承天门，但仍沿袭昔日五处门道的建筑结构。在承天门之内、东西华门大街之南，占据宫城中轴线分布的，是金南京宫城的外朝正殿大庆殿，其沿袭宋殿旧名。
1.建筑形制。承天门与大庆殿殿门之间，是一矩形广场，北部为大庆门及其东西侧门日精门、月华门，东西两侧分别为左升龙门、右升龙门，据邹伸之《使燕日录》，此二门各自向东、向西“一二十步”，折而向南，就是宫城左右掖门，朝臣入朝，多取左右掖门−左右升龙门−大庆门一线。金大庆殿的北部，又有德仪殿，据邹伸之所见，德仪殿与大庆殿距离极近，仅数步之遥，不仅未有独立的殿门与殿廷，且直接连通大庆殿的后方，是其附属建筑，“下（大庆殿）峻阶数步，一殿曰德仪”。
金南京宫城承天门—大庆门的重门设置，乃至大庆殿—德仪殿的“工”字形组合式建筑，与昔日北宋东京宣德门—大庆门，乃至大庆殿—大庆后阁的建筑模式一致。按《宋会要》，北宋外朝正殿为大庆殿，殿门曰大庆门，门外“东西横门曰左、右升龙”，人君行郊祀之礼前夕，“斋宿殿之后阁”，可知北宋左右升龙门之设，乃至大庆殿与后阁，皆被金南京宫城所效仿。
2.金大庆殿的新功能。金大庆殿不仅格局基本照搬北宋旧制，功能上也被视作国家外朝正殿，但具体而论，宋金之间还是存在较重要差别，此处但举丧礼设殡一例。
金元光二年（1223）十二月庚寅（二十二日）宣宗崩，太子守绪（哀宗）即位，《金史》宣宗、哀宗本纪皆载太子“即皇帝位于柩前”。而据《滏水文集》所收宣宗哀册文，宣宗崩后丙申日（二十八日），又被“移殡于大庆殿之两楹”。
值得注意的是，将宣宗殡于大庆殿正中，这并非北宋既有之做法，北宋诸帝除徽钦二宗以外，无论旧君崩薨与设殡，乃至新君柩前即位，皆取宫城内西北隅禁中的福宁殿成礼。不止如此，金哀宗君臣将宣宗梓宫殡于大庆殿内正中的做法，甚至也不见诸唐与五代，因彼时多将先帝梓宫殡于外朝正殿之西阶。
钩稽文献可知，宣宗此一特殊设殡方式，当受金中都皇帝丧仪传统影响。《金史·世宗本纪》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世宗崩薨，即被殡于中都的外朝正殿大安殿，且这一举措背后，尚有较激烈之讨论：
据《金史·移剌履传》，世宗遗诏原本定于寿安宫内设殡，朝臣初欲遵行之，但礼部侍郎、翰林直学士移剌履对此提出反驳，理由是寿安宫仅是中都城北的一处离宫，建筑礼制等级卑下“，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其可使万国之臣朝大行于离宫乎”。新君章宗也指出，遗诏丧制于情于礼皆有未当“，舍正殿而奠于别宫，情有所不忍，且于礼未安”，故最终裁定将世宗“殡于大安殿”。
至此，金宣宗被殡于南京大庆殿之内因已被厘清，而关于其将梓宫设于殿内正中的“两楹”之制，或可从以下角度试作解读。上已言及，至迟唐宋以来，先帝设殡之地虽然在宫城外朝正殿、禁中皇帝正寝之间存在变迁，但梓宫的具体位置，都在殿内西阶，按《礼记·檀弓上》孔子所言，这是周人丧制的表现，“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金应系部分借鉴商人“殡于两楹”的丧制，与中原唐宋帝王丧礼已有不同，进而促成南京外朝正殿功能的新变化。

（三）中朝隆德殿建筑群
金南京宫城大庆殿、德仪殿附近，还有一殿宇，宋使邹伸之称其乃金之“常朝殿”，可见其地位颇为重要。然而对于该殿的详细方位，邹氏《使燕日录》、杨奂《汴故宫记》却皆语焉未详，更须注意的是，邹氏曾极可贵地追溯了该殿所对应的北宋旧殿，但其观点实则不符史实，而学界目前多倚信该说，尚未对之作充分考辨。
1.方位辨正。按《使燕日录》所记，“由德仪殿出，有三门，中榜曰隆德之门，余二门榜左右隆平，入此门，东西两井亭，望见隆德殿，即旧垂拱殿，今更此名”，此处邹伸之并未详述如何由德仪殿转入隆德殿，但可初步判断二殿距离极近。
杨奂《汴故宫记》则记曰：“德仪之东曰左升龙门，西曰右升龙门，正门曰隆德，曰萧墙，曰丹墀，曰隆德殿”，同样未有从德仪殿进入隆德殿的详细路线描述，但忖其文意顺序，其将隆德殿建筑群接续在右升龙门后，说明右升龙门外，亦即德仪殿的西部不远处，应是隆德殿的所在地。
邹伸之所云隆德殿乃昔日北宋垂拱殿一说，无论从该殿靠近金之德仪殿、右升龙门，还是从北宋垂拱殿远在宫城东西华门横街之西北来看，显然都无法成立。根据方位限定关系，彼时北宋东京大庆殿建筑群以西、右升龙门外侧近处，是国家中朝亦即正衙文德殿的所在地，如《宋会要》：“右升龙西北偏曰端礼门”，“门内庙堂，次北文德殿门，次文德殿”，“即正衙殿”。
2.具体布局与功能。不仅是殿宇的位置，就金隆德殿的内部具体建筑布局而言，其也明显沿袭北宋文德殿旧制：《使燕日录》《汴故宫记》皆载，金隆德殿两挟有东西上閤门，殿廷的东西两侧各有廊屋及门宇“通往来”，廷内又有鼓楼、钟楼东西对称分布。而据《宋会要》，文德殿“东西两廊门曰左、右嘉福”，“殿庭东南隅有鼓楼，其下漏室，西南隅钟楼。殿两挟有东上、西上閤门”。
金隆德殿之后，还有一附属的船形建筑以及庭院，构成“工”字形殿格局；而北宋文德殿后，也连通着附属的后阁建筑，《宋会要》北宋诸帝行饗明堂、恭谢天地之礼，即“斋于（文德）殿之后阁”，亦可证宋金二殿范围、布局前后相承。
北宋文德殿作为中朝正衙，乃外廷百官起居皇帝之所，遇国家重大册礼，皇帝亦多次出临此殿，如章献太后刘氏的受册皇太后之礼，仁宗亲自出御文德殿，主持颁发册宝。金改此殿为隆德殿后，功能上也与宋制相仿，按《金史·哀宗本纪》，哀宗曾在此殿主持过皇太后册礼，并接受百官起居，天兴元年（1232）四月，“百官初起居于隆德殿前”；正大元年（1224）正月，哀宗初即位，册封两宫太后，“号其宫一曰仁圣，一曰慈圣，百官入贺于隆德殿”。

（四）横街与廊道
金隆德殿建筑群之北，又有仁安殿，然而据《使燕日录》描述，此二者间实际相隔着东、西华门横街，“过又一门，榜曰仁安之门，门外东西向两门，东一门横截出东华门，西一门横截出西华门，入仁安门，望见仁安殿”，因东、西华门位于宫城内横街的东西两端，那么仁安殿门外“横截”而出，可抵达东、西华门的两个侧门，显然直接开辟在横街之上，且纵向隔断了横街，如此，仁安殿门外向南至隆德殿，当有一条纵向的廊道供通行往来。
这一纵切横街的廊道设计，乃至其在金南京宫城中的位置，都可在北宋时期找到其原型。宋钱惟演《玉堂逢辰录》曾载，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宫城大火，为防止火势北上蔓延至禁中，真宗命人临时拆毁文德殿−垂拱殿之间的这段廊道。上文已用较多笔墨辨明，金隆德殿原址非北宋垂拱殿，而是北宋文德殿，此处借助宋、金廊道的客观布局位置，亦可再次证实这一观点。

（五）仁安殿建筑群
金隆德殿后，向北经过廊道，便进入仁安殿门以及仁安殿，后者的位置已处于宋、金宫城的禁中区域，《使燕日录》对此殿的历史沿革有如下论述，“入仁安门，望见仁安殿，殿宇龙墀、两廊皆如隆德规模，止无东西阖门，在本朝为集英殿，进士唱名在此，新进状元以下，并由东华门出，金人改为仁安，榜颜所改，踪迹尚在”。
1.仁安殿北宋旧址辨正。据邹伸之所述，金隆德殿之北，循廊道、跨横街，方可抵达仁安殿，说明二殿南北相直。值得注意的是，邹伸之坚持认定，仁安殿乃昔日北宋集英殿，并追溯此殿的昔日功能以加强己说。应当承认，邹氏关于北宋集英殿的功用判断无误，如《宋会要》该殿“每春秋、诞圣节，锡宴此殿。熙宁以后，亲策进士于此殿”。
不仅如此，邹伸之又抛出一看似毋容置疑之证据，“金人改为仁安，榜颜所改，踪迹尚在”，意即仁安殿榜额文字之下，隐约有北宋集英殿之字迹。然而问题是，金仁安殿与隆德殿以廊道连接，作为隆德殿前身的北宋文德殿，其殿后廊道向北连通的，是北宋垂拱殿，而垂拱殿之西，经过皇仪殿以后，才是北宋集英殿的所在地（见图1），所以金仁安殿的昔日故址，不可能是邹氏认为的北宋集英殿。
那么如何解释邹伸之所见仁安殿榜额下隐约的集英殿字样？据《金史·郭药师传》金改北宋东京为南京后，贞元三年（1155）“南京大内火”，“烧延殆尽”，完颜亮为此重罚有关人员，之后南京再度重建，如此背景下，金仁安殿榜额下的集英字样，恐已非北宋旧物。此外，邹伸之、杨奂等人所见，乃金末哀宗时期之南京景象，所以集英殿字迹，亦不排除乃金人此前对北宋垂拱殿的新一更名。
其实，若考虑到邹伸之不仅误认北宋集英殿方位，甚至也辨别不清北宋正衙文德殿的昔日原址，已可看出其本人对北宋东京宫城布局基本无甚了解，而下文还会多次证实，邹氏对金宫内其他北宋遗迹的指认也多存错讹。另稍须提及的是，《大金国志》在因袭《使燕日录》记载的前提下，又将金仁安殿认作北宋“延英殿”旧址，但考诸文献，北宋东京宫城内并无延英殿，“延英”应系“集英”之字讹。
2.仁安殿东侧内侍机构。上已辨明，金仁安殿因袭北宋垂拱殿旧址，该殿的东侧北宋时为紫宸殿，但据杨奂所见，金人已在拆解宋紫宸殿的前提下，将本区域改造为内侍机构的集中安置区。据《汴故宫记》仁安殿东，依次有内侍局、近侍局，再向东，可通往俗称为撒合门的严祗门，而内侍机构之南，又依次有东西二楼。
核诸《宋会要》，昔日北宋宫城内，曾有一专供通入禁中区域的内东门，此门在宣祐门内大街之西，内有皇帝招揽学士之小殿。不难发现，金严祗门乃因袭北宋内东门而设，门内的内侍局等布局区，即改建北宋昔日学士小殿而来。
3.仁安殿西侧其他衙署。王鹗《汝南遗事》载，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设益政院，“取献替有益于政之义”，“院以学士院兼经筵，在仁安殿西”。对照北宋禁中昔日布局，垂拱殿西原为皇仪殿，北宋曾将此殿陆续用作皇太后宫室、治理母后与皇后丧礼的停殡之所，而金显然已改建此区域为益政院、学士院等衙署区。另须注意的是，金在南宫宫城内东北隅也设有学士院，这两处机构在宫内的职司运行，或也有一定不同。

（六）皇帝内朝正殿、皇后正殿建筑群
金仁安殿之北，已靠近皇帝内朝正寝，但关于其具体范围，邹、杨二人观点又见分歧。如杨奂认为，仁安殿北的纯和殿，即“正寝也”，但邹伸之指出，纯和殿以及更北的宁福殿，乃至宁福殿后相连的一处龟头屋形状的小殿，此三殿共同构成正寝。恕于文献记载之阙，此处对二观点孰是暂不作判定。另据邹伸之所言，出纯和殿西廊门，行数十步后，道北有金人皇后宫隆徽，杨奂则称本区域为“后妃位”。
北宋皇帝正寝，文献称作福宁殿，位于垂拱殿北，与杨奂所云金纯和殿方位重叠。上已论及，金把服务皇帝、传宣文书的内侍机构布局在严祗门内附近，这与北宋取内东门里设置传宣学士之小殿用意一致，旨在将此类机构布局在毗邻正寝之处，便于获取、传宣机要消息。如《金史·宣宗本纪》宣宗崩逝当夜，英王守纯率先进入皇帝寝阁，欲图争位，皇太子守绪“命护卫四人监守纯于近侍局”，就近对其予以监禁控制。
关于宁福诸殿乃皇帝正寝，杨奂《录汴梁宫人语》诗曰“，陡觉文书静，相将立夕阳。伤心宁福位，无复夜熏香”，背景为宫人向皇帝正寝内奏报传宣，王恽《秋涧集》对此制度有极入微之刻画“，监察有急事，至撒合门纳帖子，无问早晚，自宫中传入，奉御传于门娘，门娘转于承御，承御闻奏。上如熟寝，承御直夜者不敢声言，击所悬之玉，谓之袭声，既寤，进读某人奏到帖子”，其中奉御一职隶属近侍局，且该局西北距皇帝正寝宁福诸殿甚近。
另外，北宋皇后正殿为坤宁殿，位于皇帝正殿福宁殿北，但金人显然并未遵从这一旧制，而是以东西并立方式来布局帝后正寝。然亦须注意，从杨奂称邹氏所云隆徽殿区域为“后妃位”，似隐约透露本区域也是金其他后宫嫔妃的居寝地。蔡絛《铁围山丛谈》曾记，北宋徽宗“崇宁间，九重一夕有偷儿入内，中由寝殿北过后殿（而）西，南历诸嫔御阁”。这条史料，不仅证实北宋皇帝正寝福宁殿之北，乃皇后“后殿”坤宁殿，亦可知福宁、坤宁殿之西，即北宋末期妃嫔聚居区，则金人南京后宫制度，又有因袭北宋末期制度之显著痕迹。

（七）宫城后苑位置与范围
金宫皇帝正寝建筑群之北，是宫内的后苑区。据《使燕日录》邹氏所记，宁福殿后“又一小殿”，“此殿后即内宫墙，有门两重出后苑”，可知后苑门就在小殿北。核诸文献，金后苑无论苑门位置，还是面积范围，事实上都与北宋旧制相符。
如《石林燕语》曾记，北宋太祖营建东京宫城，着意在宫城西北的禁中区域内，布置南北相直的垂拱—福宁—柔仪—清居四殿，“令四殿正重”，而在这列建筑之东、福宁殿向东直抵内东门一线之北，据《宋会要》，又依次布列崇正−倒座−延和−景福四殿，其中，延和殿“西北迎阳门”，“俗号苑东门，召近臣入苑由此门，门内后苑”，可知北宋东京后苑的东界，向东不超出景福殿，向南与清居殿相接。文献虽称北宋皇帝正寝福宁殿之北又有皇后坤宁殿，但此殿极少单独见诸北宋宫廷活动，故其更可能是福宁殿后的一处附设建筑、范围偏小，在此基础上，结合金宫禁中也是在仁安−纯和−宁福−小殿四殿之北，便已接续后苑之门，可见宋、金后苑区域范围也高度沿袭。

（八）宫城东北诸曹署区、西南启度宫
金南京宫城北门内纵街之东、横街之北，有大量内诸司机构分布，这与北宋制度相符，如尚食局等服务机构，宋、金皆将之布局在临近北门内纵街之处，以便于跨街向西，由宋内东门，亦即金严祗门进入禁中。
然须注意的是，金开始把原本布局在北宋宫城内横街以南、文德殿以西的部分中央衙署，新移入本区域内。比如宣徽院、学士院等机构，金已将之由北宋故地，新移到尚食局的东部与东北部。如此一来，金南京宫城中朝隆德殿附近，势必已较诸北宋，出现较大面积的空间剩余，其又被改作何用？
文献记载表明，金开始在此空地处布局其国家原庙，称作启度宫。据邹伸之描述，其是在出右升龙门后，随即抵达此宫。而杨奂所见也表明，金大庆殿西廊曰嘉瑞楼，此楼之西就是启度宫。这不仅说明此宫毗邻大庆殿建筑群，而且也侧面表明，金大庆殿西北方才是国家中朝隆德殿的实际位置。按《宋会要》北宋东京“右升龙西北偏曰端礼门”，“门内庙堂，次北文德殿门，次文德殿”，可见金是通过改建北宋朝堂，来建立本朝原庙。另须指出的是，邹氏称启度宫“即是本朝旧原庙”，亦即北宋原庙所在地，但宋人实际是以东京内城御街东侧、汇集帝后神御的景灵宫为国家原庙，文献对此言之凿凿，故邹氏所论再度出现讹误。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前已言及，金已将原北宋宫城中朝文德殿西诸曹署大量迁移裁并，所以该区域以西、原北宋宫城右掖门内的纵向道路（参见前文图1），此时已距金中朝隆德殿较远。而下文通过考辨金太后寿圣宫位置会得知，金左升龙门外向东不远处即寿圣宫宫门，而且连通左升龙门的左掖门，向北与宫内尚食局相直，但尚食局位置是在大庆殿后稍偏东处。这就说明，金已将北宋原左右掖门以及门内门道，整体朝宫城中轴线处收缩，如此一来，隆德殿西已空置的原北宋曹署区被有意规避。并且北宋末期左掖门门道以西，原乃秘书省所在地，后被改建为明堂，此门道以东，不仅未见宋时有重要建筑，且空间已显局促，故可知金太后的寿圣宫，当是借用原北宋明堂建筑区而来。

（九）太后宫室
金在南京宫城横街之南、大庆殿建筑群之东，设置有太后宫室，这与北宋将母后宫室先后设置在禁中皇仪殿，乃至皇帝正寝福宁殿的东西侧近相比，已然有极大差别。据杨奂所述，金左升龙门之东有安泰门，此门以东，就是作为“两宫太后位”的寿圣宫，宫内有徽音、燕寿南北二殿，寿圣宫之东，还有“太后苑”，苑内北部的庆春殿，向西与燕寿殿相直。另据邹伸之所见，本区域确有太后宫，但名称被记作“圣寿宫”，且邹氏又着意言曰，“或云本朝东宫，金人更为太后宫”，意即寿圣宫是北宋的东宫故地，这一论断，恐存在较多错讹。
按《宋史·舆服志》，“皇太子宫曰东宫，其未出阁，但听读于资善堂，堂在宫门内”，说明资善堂系宋代东宫的一部分。又据《宋会要》，北宋资善堂先后在东西华门横街之北的元符观、宣祐门内东廊之北布局，位置虽有迁移，但从未脱离宫城东北区域，故其所从属的北宋太子东宫也当在此范围内，不可能曾在东西华门横街之南、大庆殿以东的区域设置过。
那么如何解释邹伸之所云金太后宫前身曾为太子宫一说？据上文杨奂所云，寿圣宫乃“两宫太后位”，可判知此宫设立时间，只能在金哀宗即位之后，两太后即其父宣宗之两皇后，按《金史·哀宗本纪》，正大元年（1224）哀宗尊其父宣宗之皇后温敦氏、元妃温敦氏“皆为皇太后”，一曰慈圣，一曰仁圣。另外，曾仕于金朝的王鹗所撰《汝南遗事》亦载，寿圣宫乃“慈圣太后、仁圣太后合居焉”。
金末哀宗在南京外朝正殿大庆殿之东设立太后宫，应是受此前金中都宫室制度传统的影响。金中都外朝正殿之东、东西华门横街之南，已有太后寿康宫，贞元三年完颜亮曾诏令太后徒单氏迁居此宫，其相对位置与南京太后宫基本一致，而且金中都太后宫之南，彼时已设立太子东宫。如此，邹伸之听信他人传闻所云的“本朝太子宫”，结合金末贞祐二年（1214）七月宣宗迁都南京后，曾先后册立庄献太子守忠、皇孙铿以及哀宗守绪，或即金南京故太子宫。其中，哀宗贞祐四年受册为皇太子，于诸人中时间最晚，元光二年（1223）其即皇帝位，次年诏令设立寿圣宫，如此，太后宫看似也有沿袭既已空缺的东宫宫室的可能。
然而，据杨奂《汴故宫记》，金南京寿圣宫“本明俊殿试进士之所”；王鹗《汝南遗事》也明言，寿圣宫前身是“旧试进士”的明俊殿；又据《金史·宣宗本纪》贞祐三年至四年间，南京明俊殿一直被用作中都迁来的祖宗神主的权宜安奉地。各方史料皆未见此殿与金南京东宫有所关联，故综合来看，金南京太子东宫当不在此处，而且所谓作为太后寿圣宫前身的“太子宫”，恐是陪从邹伸之游历南京宫室的崔立等金朝遗臣，误以中都故事比附于此，且“或云”二字，亦见众人识见之模棱含混。如此，金南京宫城之布局概况，可参见图3。

三、余论
经上述分析考辨，金南京宫城的物理布局与功能分区，已基本得到厘清。可以说，金南京宫城不同程度地受到北宋东京宫城、金中都宫城形制与功能的双重影响。金南京宫城依托北宋宫城旧址，所以纵有宋末残损、金前后期改造，但北宋宫城的主体格局，尤其是作为骨干核心的“三朝”建筑空间分区，事实上是为金所沿用的；然而南京毕竟作为金前期完颜亮南伐的政治军事中心，承接与发挥了金都城中都宫城的相应政治与礼仪功能，在金末宣哀二宗时期，更成为金之正式都城，于是中都之相应政治与礼仪空间运作传统，在金末南京又有了较大规模的移植乃至复兴。
具体而言，金南京宫城内部以东西华门横街、安贞门内纵街所构成的倒“T”形三分式空间，与北宋宫城的东西华门横街、拱辰门内纵街所组成的倒“T”形宫内格局严格一致；南京宫城“三朝”建筑大庆殿−隆德殿−纯和殿，事实上也是沿用北宋宫城“三朝”大庆殿−文德殿−福宁殿，诸殿的位置、形制规模，都有效仿北宋故事之痕迹。其他诸如大庆、隆德二殿的前后殿“工”字式形制，隆德−仁安二殿间纵跨横街的廊道，禁中皇帝正寝与撒合门的布局关系，皇帝与皇后正殿近乎东西并立之格局，乃至宫内后苑的苑门位置、面积范围等等，都与北宋制度相仿。
与此同时，金南京对北宋宫城的改造与新建也是较为突出的。其将禁中皇仪殿、紫宸殿等昔日北宋重要殿宇拆解，布置近侍局、内侍局、益政院等皇帝侍从与顾问机构，将北宋原本设置在中朝文德殿附近的朝堂、宣徽院、学士院等或取缔改建为国家原庙启度宫，或集中移入宫城东北隅的内诸司机构区。而尤须注意的是，随着金末哀宗时期南京宫城东南隅新设两宫太后的寿圣宫、外朝正殿大庆殿被作为宣宗丧礼的停殡殿宇，昔日金中都的太后宫室制度、皇帝丧礼典故等开始在南京宫城内骤然复兴，对金中都宫城政治、礼仪等机能层面的深度移植正在悄然进行。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邹伸之所作《使燕日录》，乃目前我们据以窥知金南京宫城的核心文献之一，其对金南京宫城中北宋旧迹的指认，学界基本视为信史，不曾质疑。诚然，身为宋使的邹伸之重游北宋故宫，其见闻寄托着深刻的故国黍离之思，然而抛却这一主观情感，客观而言，邹氏所指陈的相应北宋遗迹，事实上多存错讹，其本人在理宗绍定六年（1233）出使蒙古，可推知其出生于宋室南渡后，此前从未到过北宋故宫，其对东京宫城的内部布局，几乎没有任何前期见闻储备。邹氏在游历之末曾慨叹曰，“故宫自南渡迨今百余年，中虽经金人营葺，犹有存者”，这一论断基本属实，但其最终更为明晰地呈现，却是在本文以上着力排除邹氏多次错误见解的基础上，方得以达成。由此亦引出一较独特之议题，即对待金南京宫城的布局乃至功能问题，考辨文献、厘清诸种歧说之史料承继关系固然重要，而从历史地理学角度，以较可靠的北宋东京宫城物理乃至功能格局作为底图，来对参、核验相关金南京宫城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应该说也是一不容或缺之重要研究路径。
最后，我们或还须对金南京宫城之地位意义作一客观界定。这一问题之作答，还须从北宋东京宫城、金中都宫城谈起。作为影响金南京宫城布局与功能重要来源的北宋宫城，其内部核心建筑“三朝”格局，却是一个看似与正统王朝极不相符、让学界多所困扰的不规整“L”形态，目前观点，不乏认为这是北宋国初沿袭唐五代汴州州衙、宫城南北进深过浅，或认为碍于宫城周边建筑、展拓受阻，然若仔细推敲，这些解释其实不具关键性说服力，内中根本原因，实际是北宋在刻意模仿唐中叶以来洛阳宫城内逐渐形成的“三朝”及其“L”形态布局，随着唐昭宗移都洛阳，洛阳宫城模式正式成为唐祚之核心象征，而五代君主出身藩镇，政治正统内在缺乏，故短暂或长期都洛之后梁、后唐乃至后晋、北宋国初，皆刻意仿效与沿袭唐代洛阳宫城模式，而随着文献记载明确的北宋太祖以洛阳宫室为蓝本来修造东京宫城，这种“L”形态格局最终辗转流入东京宫城。这随之继续造成因袭北宋宫城旧址的金南京宫城，也呈现此种特殊的宫城空间形态。
如上所论，金南京宫城也有金中都宫城布局乃至功能空间运作的浓重影像，后者东中西三路的宫城格局，更是此后中国传统社会元明清三代宫城格局之前身雏形。因此，金南京宫城布局，既是唐中叶以降、经五代至北宋“L”形态宫城模式的最后残留，也是东中西三路式宫城模式首度问鼎中原政治腹地、启迪元明清宫城布局新制的先驱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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